古代的武器是怎么发明的！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5
中国古代军事兵器是如何演变的？
还有一些资料
http://www.gudai.org/html/gudaibingqi/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6/0815/article_1217.htm
http://hi.baidu.com/aiwozhh/blog/item/91931d73728ca71d8701b0bd.html
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最多的国家，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先民。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工具和兵器并不分家，但由于生存竞争，氏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流血的暴力冲突，于是具有杀伤力的生产工具，也被用于人类的战争。到后来，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愈发激烈。以生产为目的的工具已经不能胜任越来越残酷的战争，人们开始研究制造专业格斗武器和防御卫体武装，从此，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出现了正式兵器。这一变化大约发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了众多的文化遗址。最典型的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旧石器时代有代表性的兵器有石刮刀，石锤，尖嘴石凿；石箭镞。古代文献《易经*系辞》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1）。弧，就是木制之弓；矢，就是箭的古称。虽然在考古发掘中，难以见到石器时代的弓和箭杆（弓和箭杆都是采用竹、木、藤之类的易腐物质，一般不能保存至今天），但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箭镞却十分丰富，有石、骨、蚌壳、陶质等不同材料且大都经过磨制，形状多样。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于全国。最著名的文化遗址有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其中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独具特色。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能,能琢磨成锋利并且棱角分明的石质工具;同时也提高了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为制造兵器准备了工艺方面的条件。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石刀，石箭镞，石矛，石斧，石锛，石戚，石钺；石锤，石戈，等等。箭镞的大量出土，表明弓箭的普遍应用和狩猎活动的普遍存在。弓箭的用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射向禽兽的箭镞，开始转向人类自己，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武器。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者都曾发现了被箭射中的人类骨骸；而在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一具成年男子的股骨被一枚骨镞深射进去达2.7厘米，至今那枚折断的骨制箭镞残段仍然嵌留在距今约5600年前的遗骨上。至于骨兵，蚌兵，角兵，一般在石兵出土地点都可以发现，但因为容易腐烂，所以完整的很少。主要种类有骨镞，骨锛，骨刀，骨斧，骨刺兵，贝镞，贝刮刀，蚌刀，角兵。原始玉兵是中国特有的兵器，深具特色，晶莹剔透，精美绝伦，是中国兵器中的瑰宝，作用为礼仪器或陪葬品，存世不多。主要品种：玉钺，玉刀。
夏商时期，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西周末至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的。这种现实刺激了华夏的民族情绪之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尊王攘夷（3）”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被提出，春秋五霸出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4）”。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有了管仲，华夏民族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且不断壮大。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古书上有“杼作甲”、“杼作矛（6）”说法，谓杼注意兵器的制造。，《国语·鲁语》也有“杼能禹者也，夏后氏报焉（7）”的说法，认为杼能继承禹所开创的事业，因此用隆重的“报”祭来祭祀杼，以怀念他的功绩。还有学者推测“二里头文化”中包括夏朝文化，由此推断当中出土的兵器为夏朝兵器。但缺乏有力的证据。夏朝存在着制作精良的兵器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目前的研究资料还不能为确定夏朝兵器的存在拿出有力证据，实为一大憾事。但流传下来的夏代玉兵确是晶莹剔透，极为精美。《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在戎（8）”。在商代，青铜是用来制作祭祀用的礼容器及事关生死的兵器的。兵器攸关生死，所以其对新兴质材的运用，绝对要比祭祀礼容器要更敏感。在中国，最早尝试用红铜和铜锡合金者，就是兵器和工具，这是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此外，它决定中央共主之兴替，以及列国存亡。中国幅员辽阔，青铜兵器的出土资料类别琐碎而庞杂，在名形，分类与分期上。研究成果粗精不一，各区域特性的探索也繁简不同，欲建立较客观的青铜兵器发展史殊非易事。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三期，中国已进入使用青铜兵器阶段。到商朝末年中国的青铜兵器至少已经出现了600年了。现在发现最早的铁兵器是西周时期的玉柄铁剑。到东汉末年青铜兵器已经完全被钢铁兵器所取代。因此，中国青铜兵器最少发展了约1500年。此期间，随着功能的复杂化以及杀伤力的增强，因时因地各具特色。它们反映了铸造技术的改进，作战方法的变迁，主力兵种的取代等等。青铜兵器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二里头三期商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三个阶段。青铜兵器的器名，功能与分类一向并不统一。我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敌我双方的距离远近不同而对兵器有不同的设计与要求，区分为长兵：
长兵必须安装木柄才能完成其功能。戈是最主要器类。戈头，分为援、内、翻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来勾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长约8寸，宽2寸，体狭长，多数体中有脊棱，剖面成扇菱形。援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而聚成锐利的前锋。内:位于援的后尾，呈棒状，用来安装木柄，有直的，也有末尾向下弯曲的。内上面有穿绳缚柄的孔，称为"穿"。为了邀兔在挥杀时向后脱，有的在援和内之阔设有突起的"阑"。朗:戈援下刃接近阑的弧曲下延，并沿阑侧增升缚绳的穿孔，这部分称为胡。开始时，胡只是为了增加穿孔而设，龋越长穿孔越多，柄和戈头缚绑得更宇圃，所以胡部就越来越长。两周时期将胡身加刃，增加了戈的勾割能力。瑚的长度一般为戈刃的三倍，即6寸，到了战圃时期，胡的长度又有所增加，成为长胡多穿式戈。柄:即木柄。为了便于前砍后勾，多用扁圆形柄，以利于把持。戈柄的长度不一样，根据实战需要，步战用的柄短，车战用的柄长。片尊:早期的片尊只是为了便于使戈在不用时插在地上，不致斜，所以在柄的尾端加上一个铜制蹲，并不能杀伤敌人。戈也可能用于刺击，但它易掉头，转头。使用不够灵活。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被逐渐淘汰，后一度成为仪仗兵器。这种形制就是《周礼-考工记》中说称的“勾兵”。据《考工记》记载，戈的规格是:戈广宽度 2寸，内长七寸，胡长6寸，援长8寸，重1斤14两。柄长6尺6寸。但实际上戈的尺寸并不一律。标准的戈，由戈头、柄、铜尊三部分组成{图}。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青铜戈。·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据考古学家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五00年。曲内戈：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其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没有阑，装上柄以后，容易脱落，商以后被淘汰。直内戈：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它开始在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商以后，为了防止脱落，增添了阑，后来又增设了胡，不容易掉头。商以后。直内式的戈很流行。在殷墟西区出土的2!件直内铜戈中，11件有胡。
戟的命名，来源于安徽舒城九里墩出土的“蔡口戟”。《说文》：“戟，刺兵也（9）。”古人经常将戈，矛或斧系缚在一起使用{也有铸为一体的}，使其兼有钩、啄、刺、割四种功能，杀伤力强于戈和矛。基本形制是戈、矛联装在木柄上。这种新型的兵器就叫做戟。但曾乙侯墓出土的多戈戟，有戈无矛，但自名为“戟”，这应该是戟的另一种形式。戟的木柄很长，约在330公分左右{注}。据《考工记》记载，西周时期的规格是:戳广寸半，内长4寸半。胡长6寸，援长7寸半，刺长6寸，重1斤4两，柄长1丈6寸（10）。中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是河北棠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一艾矛、戈合体铜戳。普遍使用于商、周以至汉、晋各代。南北朝后逐渐被枪代替，变为仪仗兵器，唐代以后被淘汰。整体铸戟是一种将“矛、戈合铸为一体的兵器”。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以矛为主体，旁边生一横刃，柄装于矛体的骸部"这种戟杀伤力强，但钩啄时容易掉头。另一种则以戈体为主，突出前边的锋刺;有的戳把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这两种戟的制造工艺都很复杂，技术要求较高，而且青铜质地易脆，折，使用起来总容易掉头，是商周时期制造的较原始的戟，后来很快地被战争实践所淘汰。分铸联装戟：戈矛分铸联装的戟。出现于春秋时期，它的戈，矛部分分别铸造再联装在同一木柄上。这种戟直刺有力，横钩也不容易脱落，因而杀伤力大大增强。其柄有木制的，也有竹制的。积竹柄戟：以竹、木、漆等复合材料为柄的戟。其构造是柄中心有一根较租约有棱木棒，茬木棒外用16片青皮竹蔑与木棒平行地包在木棒外边，然后用丝线缠紧，再涂上黑漆或红漆，使其光亮平滑。这种竹木兼用的柄，刚柔相济。比单纯的木柄坚韧而有弹性。1971年湖南长沙。溯城桥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青铜戟中有一部分这种积竹柄戟。钩戟：亦作勾戟、钩棘。古代兵器。《史记·秦始皇本纪》:“非淡于勾戳长镶也”。裴驱集解引如淳曰：“长刃矛也”。亦曰:“钩 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11）。”“谢灵运《撰征赋》:“钩棘末耀，陨前禽于金塘。（12）”三戈戟是一种矛、戈分铸联装戟。战国时期出现。由三戈一矛安装在同一柄上，也有二戈一矛戟。它与春秋时期单戈戟的区别除了由单戈变为双戈、三戈外，戈身更加细雨尖锐，而且只有最上端的戈有内，其它戈无内。溯北随县曾候乙墓中曾出土。卜字戟：钢铁制成的戟。铁戟的戟刺尖锐细长，侧旁小枝由原来宽肥而有中脊变成象前锋一样窄长尖利。"内"已消失，用来缚柄的胡加长，整个戮近似于“卜“字形，故又称”卜字戟“。这种铁戟刃锋尖利，杀伤力强，是步骑兵的主要兵器。繁戟是中国古代仪仗用戟。根据汉代仪注将领重臣可以持戟侍立皇帝身边。皇帝命亲信大臣到外地巡视，或统兵征伐。常常赐以繁戟，“以代斧钺”。允许他专征、专伐，代表皇帝处决有罪官吏。为了表示隆重。在这艾皇帝新赐的戟上，罩以赤黑绸布制的戟衣，这种有衣的戟就叫做繁截。后来，繁戟成为高级官员表示崇高身份的仪仗物。根据隋制、唐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13）”。唐以后，文武官员郡以门前列戟为荣。门戟是仪仗之物。用木头制成，设在门外的戟架上。天子宫殿门、国学、文宣王庙。武成王庙及各州公府门口都设门戟，以示隆重。仪仗闲的戟，造型华丽，多带戟刀，戏曲舞台上武将手持的“方天画戟”，就是按照这种戟的样子设计制造。
在中国。矛又名 销、镀，后进化为枪。矛由矛劈、骸、柄、韦尊四部分组成。矛劈，就是矛头带刃的部分，中线起脊，有的两旁留有血槽。刃身下口是骸 ，路呈圆锥形。用来安插矛柄。柄为竹制或木制，长为2丈或2丈4尺。为了防止矛头脱落，两旁常有两个环纽或留出两个小孔，以便用绳索将矛头绑牢在矛柄上，或用钉子钉牢。柄端有 [釜] ，用来插地。最初用尖形约石块或骨角做矛头，绑在竹木杆上，商周时期，矛头改用青铜制造，分酋矛和夷矛两种。战国以后，改为铁制。由于枪的出现和兴起，矛的作用减弱，晋以后矛逐渐演变为枪。酋矛：中国周代铜矛。史料记载，酋矛柄长2丈 (周制)，是步卒使用的武器。中国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步卒用于柄一般在165一220厘米之间，最长者达297厘米。夷矛：中国周代铜矛。夷矛柄长2丈4尺(周制)，是兵车上使用的武器，是"五兵"中最长的一种兵器。湖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战国楚矛，柄长7米以上，折合周尺恰为“丈八长矛”。正是《周礼-考工记》中所称的“刺兵（14）”。
钺主要盛行于商后期及西周早期。自命名者极少。“钺”只是对这种直内弧刃的边刃器的习惯性称呼。而钺，斧，戚三器形制类似，所以古时这三种名称经常混用。从文献中看，钺的使用者及功能都非常特殊。钺与征伐之权息息相关，具有征伐权力的军事首长，可以被赐而持有钺，文献中更记载：钺的持有者最高是王。
大刀的典型形制是刀身长条形，上部厚而有脊，是为刀背，有的刀背上还有齿状扉；下部为刃，刀刃分为凸凹两种；刀尖前冲且微向上翘；刀柄如同扁茎剑一样，由刀背部向后延伸出一段柄舌，便于安装木或玉制刀柄；刀身上有时还铸有目雷、饕餮等商文化的代表纹饰。
殳是先秦时代的车战兵器，功能是用于撞击，是打击型兵器，不但用来防身自卫，还是装备军队的重要实战兵器。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东周时期使用普遍，有的史书上称作“杵”或“杖”等。后来又称作“棍”“棒”。商周时代，车战盛行。早期的殳，是一根八棱形的坚实粗木棒，长度一般为一丈二尺左右。据史籍记载，商代末期战争中已大量使用殳。《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15）”等语，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史籍中有关殳之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16）”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是实战兵器。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17）”。战国兵书《司马法》说“执羽从（18） ”，说明殳还同 旆并用，又是军事指挥的一种标帜。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载，“殳长寻有四尺”（19）。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20）。因此，从古代文献上看，殳的长度“寻有四尺”（21），即为一丈二尺了（约3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考古学术语称之为“积竹木 ”），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在柄端安有青铜殳头，称为“首”。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不开裂的细长铜帽，称做铜 （这种铜 还广泛应用在东周时期的戈、戟、铍、矛等长柄兵器的末端，作用相同）。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华夏大地烽烟四起。随着车战的流行，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战斗力也大大提高。这一历史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22） ”的记载，“方首铁 ”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23）。春秋晚期，楚、蔡等国出现了兼有砸击和刺杀功能的有刃铜殳，这种殳在3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 部厚重，带有尖刺或饰以浮雕纹饰，可以砸击。一些殳在柄上的中前段还套装有第二个带刺的铜箍，是一种很有威力的车战兵器。从出土实物来看，殳的金属首多为青铜制，可分有尖锋的实战用“锐殳”和无尖锋的仪仗殳。曾侯乙墓共出土7件锐殳、14件晋殳。锐殳（器上铭文自称为“殳”）为前端似矛带刃、后端有刺球的青铜殳；晋殳（墓中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晋”）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 ，即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或藤皮，再在表面髹上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到3．4米，粗2．8至3厘米。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尖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的刃上皆铸制鸟篆书一行：“曾侯越之用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湖南省长沙市战国楚墓出土的殳首，像一个平顶的圆套筒。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殳首在圆套筒顶端呈三角锥状，长约10.5厘米，径2.3～3厘米，深8．9厘米，用以装长木柄。此种殳应为秦始皇卫队的仪仗兵器。以上两种殳都属于仪仗兵器类的晋殳。对于殳之名称的由来和殳实战作用，汉代刘熙的《释名》解释说：“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桎于车上使殊离也。（24）”这就是说，殳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今天考古学上东周墓葬的发掘证据表明，汉代刘熙的记载，是将礼仪用的“晋殳”误作先秦车战实用殳了，曾侯乙墓出土的实战用殳，不但有棱，而且有锋利无比的刃。从《释名》对殳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车战实用的锐殳已然不传。所以，殳的定义应为：殳，车战兵器，分为实战用“锐殳”和仪仗用“晋殳”两类。锐殳刃部较长，多为青铜制，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 部厚重，带有尖刺或饰以浮雕纹饰，可以砸击。一些殳在柄上的中前段还套装有第二个带刺的铜箍，晋殳（墓中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晋”）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 ，即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或藤皮，再在表面髹上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到3．4米，粗2．8至3厘米。
铍是古代的一种长兵器，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过去很多出土的铍兵曾被误作短剑。我国最早的古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著）这样解释铍的概念——“铍者，剑刀镡也（25）”。 铍的外形极似短剑，铍之锋和短剑相同，平脊两刃，铍身断面为六边形，形制极像短剑，长约30～35厘米，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一般在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在长柄上。后装长约3～3．5米的积竹柄或木柄，是一种极其锐利的刺杀兵器。从文献资料看，铍可能起源于殷周之际，盛行于战国秦汉。铍最早被称为“夷矛”，春秋战国时期名称又演变为镁、铍、钛等，东周时代的宋、吴、秦、赵、燕等国长铍盛行，应用很广。这种兵器古书记载颇多，但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无完整实物出土。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铜铍和矛的区别，除头的形制不同外，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銎）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铍的长柄末端装有铜镡，铍身还配有保护刃部的鞘。西汉时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铍亦改为铁制，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铍之（即长柄）有积竹、木柄两类。而铍也有扁茎铜铍和铜铍两种，铜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赵、楚等国。扁茎铜铍主要流行于秦国。
短兵：
短兵不需要安装木柄就可以使用。剑，《说文》：“剑，人所带兵也。（26）” 《释名-释兵》：“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27）”说明剑的功能是防身的。先秦时期，中国的兵器一般都用青铜铸造，实战用的都是铜兵器，特别是剑。数量庞大的出土实物证实，用青铜铸剑的历史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虽然铁器在西周晚期就已经问世了，但是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绝大部分仍然是青铜剑，可以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青铜剑一统天下。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实物，归纳分析其长度、外形特点、装饰图案、花纹特征，基本上可分为如下几个系统。
中原系统
历史上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原，包括河南、山东和山西、陕西等地区，汉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上述这些地区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剑，有着不同于殷商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流行的特征，学术界把这类剑定义为中原古剑。中原古剑始于西周，原始形状为为直身、扁茎、尖锋，茎与身之间无剑格，剑柄需要另外安装。春秋战国时期，这类剑开始发生变化，剑的结构日趋完美，逐渐形成圆首圆茎、茎上有时有箍（箍是为了便于在柄上缠裹丝绳，握持更舒适有利），茎与身之间有剑格、剑身直而中间起脊、剑身的断面为扁三角形、剑锋圆尖的标准是扬。这类剑的另一种式样则保持了西周时扁茎无格的特征，剑身前部有的还略微收细，剑脊有时出现二条或三条，剑身断面为扁平型或菱形，与这类剑一起往往还同时出土很多雕琢精美的玉制品，经研究和复原，全都是剑身和剑鞘上的装饰，这类用玉制部件作装饰的剑称为玉具剑，在汉代十分盛行。玉具剑大部分仍是青铜剑，少数是铁剑或铜柄铁剑。
北方系统：北方系统的青铜剑分布地区很广泛，在今南起河北，北至吉林， 东至朝鲜半岛，西至内蒙古和山西北部等地区都有属于这一类型的出土实物。这一系统的剑内部变化比较多，按照外型特征的差异比较区分，基本可以分成三大类型，每一大型之内又可分为几种或几个支型。
曲柄剑
剑身平直，中脊起棱，曲柄，柄上多数饰几何纹，柄首作羊、马等兽首型，兽首下部一般都有环，柄与剑身之间有时一侧，有时两侧都有凸出的小尖齿，以此作为剑格。这一型剑的实物很少，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的纹饰、器型推测，其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这种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剑，从以马、羊等动物头作装饰的特点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是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物品。
柳叶剑
以其剑身形如柳叶而得名，剑刃平直，中脊起棱，剑身断面呈扁长菱形，与曲柄剑相同，剑身、首、茎都是一次铸成。按剑首、茎的特征，柳叶剑又可分为两种支型。第一种剑剑身和茎之尖有两个尖角外撇的小齿，小齿连两测剑刃处都有缺口，剑茎扁平，有的中间有沟槽，茎首作鸟兽头、蘑菇、梳齿、三蛇纠结等形，茎上饰锯齿、圆点方格、动物、兽面、夔龙等花纹。茎上花纹以前两种为最多，后两种只出现在极少的剑上。第二种剑剑身和茎之间有较明显的向两侧凸出的剑格，格呈长方、椭圆、半月、鸟兽首等形，茎首作椭圆、双环、兽面等形。
曲刃剑
这类剑剑身较宽，剑刃弧曲，茎与身之间没有剑格，根据外形也可分为两种：一种近似柳叶剑，茎与身连为一体，一次铸成；另一种无剑茎，剑脊前长出一段用于安装木柄，木柄的柄首（即茎首）很宽大，与柄成T字型，柄首顶部挖有凹槽，凹槽内嵌有用石料、赤铁矿、磁铁矿、青铜等材料磨制铸造的，或用泥捏烧制的剑柄段加重器，又称“枕状物”或“枕状器”。这两种的剑身都有些像拉长的葫芦，有的在剑身中部向两侧突起尖角，有的全部是曲线。
北方系统
北方系统的青铜剑，无论年代早晚，器型尺寸都比较短小，剑身加剑茎一般在35厘米左右，短的只有25厘米，最长的也没有超过40厘米，在长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系统的剑。
巴蜀系统：今天的四川盆地，春秋战国时存在着巴、蜀两个奴隶制王国，流行于这一区域内的青铜剑即称为巴蜀剑。巴蜀剑都是扁茎无格，茎上一般有一至二个穿孔，便于安装木柄时钉钉之用。柄以两块木片夹在剑茎外，用小钉钉合后，外面缠以细绳并髹漆加固。剑身分为两种，一种较宽，中脊成圆柱形隆起，脊侧有的有较宽的血槽，剑身上大都铸有虎皮、半圆形、三瓣花等花纹和手心、花蒂、人头、虎、鸟等符号。另一种较窄、厚，表面无花纹、符号，也没有剑脊和血槽，这种剑有的是双剑，出土时两把插在同一个剑鞘内。巴蜀剑的剑柄都很长，有的剑出土时残存的剑柄就有16.5厘米，据考证最长的可达剑身长的二分之一，根据《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这种长柄剑不仅可以手握刺击，必要时还可以投掷杀敌。
西南夷系统
“西南夷”其名，取自《史记-西南夷列传》。战国至西汉中期，在今云南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夜郎、且兰、滇、隽、昆明、邛都等民族的聚居地，汉帝国的统治者将其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剑根据外差异最显著的特征可分为三大类。
没有剑格的剑、一字型剑格的剑和剑身与剑茎之间有三叉型脊棱的剑。这三个支型的剑，剑茎与剑身都是一体铸成的，茎大部分为圆柱形，少数是扁茎，剑茎的造型千变万化，有的直接用动物和人的形象组成，在剑茎和和身上一般都雕刻有虎、豹、猴、蛇、蛙、花草、人兽相搏等典型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图案花纹。西南夷剑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铜柄铁剑，尺寸一般比铜剑长，剑首与中原古剑接近，在铜剑茎与铁剑身之间还有一段铜剑身，这段铜剑身有的做成尖齿状剑格，有的在两侧铸有乳钉和小圈，表面铸有花纹，其作用很可能是为了加固铁剑身与铜剑柄的衔接，所以长度有时超过了剑茎。
吴、越、楚铜剑
吴，越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制剑诸侯国，史籍记载两国曾大量生产过“扁之诸剑”和“步光之剑（28）”，这两种剑都因精良绝伦而闻名于世。越灭吴后，又为楚所灭，但是其铸剑的技术代代相传，影响十分广大。七十年代在浙江长兴、雉城、李家巷、吴山一带出土的吴越楚铜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二千余年，但依然光泽如新锋利无比，完全如史籍中所说的“锋锐锷利，以刺刺入，以击则断”。吴、越、楚铜剑按其外型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种剑在剑身、剑茎和剑格上都铸有花纹，剑格成方形或双耳形，有的接近于中原剑格，剑身有两种，一种从上至下直线收细，一种中部较宽，上部略窄。剑身中间有的起脊，有的脊变成了方棱，这一型剑与西南夷剑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二种剑外型与中原剑完全相同，但剑格装饰比较华丽，剑脊的两侧有血槽，或者是双脊；第三种剑具有西南夷剑的一字型剑格，这类剑外表朴素无任何装饰。
刀为边刃器，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兵器之一，原始人用它切、砍，划、刮，或割兽皮之用。殷商的铜刀就脱胎於原始的石刀，并出现了大型的战刀。周代所用的环首长刀，不仅汉代亦用，而且传至日本、朝鲜。汉代帝王公卿，均佩刀而不复佩剑，可见刀的使用源远流长。《说文》：“刀，兵
最早的武器是人们在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发明的，那时的武器主要用于对付猎物，只是到了后来才越来越多的服务于战争，当国家最终形成的时候，武器才由最初的生产工具中彻底脱离出来称为专门的战争工作，用于了专门的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在不断的战争中有的武器得到了改进和广泛使用，而有的武器在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切都取决于战争的实用性和制作成本的高低。
古代的武器 是在 长期的与自然界斗争中发明的 最开始应该是用来对付 危险的动物和狩猎的目标的。
最早是用来捕捉动物的
古代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武器——希腊、罗马的兵器与其时代的关系
因为广西图书馆开馆几乎肯定延迟，我有关秦军的帖子只能相应延后；另一方面，我这几天有时间，所以打算灌点水。所以，就出现了你们面前的这篇帖子。
希腊时代的武器体系
关于古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武器和射击兵在古代为什么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作了说明。从这篇帖子开始，我尝试把它们作一个综合性的阐述。
迈锡尼文明被毁灭以后，多利亚人把铁兵器引进了希腊，但古代军事史的开端，则要从铜甲的发明算起。因为正是铜甲才使重装步兵的一出现，使多利亚时代的无防护步兵成为历史（兵无防护几乎是野蛮人军队的标志）。并且铜甲给希腊人一个军事上取得非凡成就的机会，这要从战场上军人的恐惧说起。
大凡军人所恐惧的，无非有两样：一是自己无法伤害敌人；二是自己无法抵御敌人的攻击。请记住这两个恐惧。而不能伤害敌人，则有三个原因：一是看不到敌人。在古代，没有隐形兵器，所以看不到敌人的情况，只是在双方机动性差距太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二是自己的武器不能够得着敌人，比如弓箭射程不如敌人远，因为长矛不够长，在自己刺到敌人之前就被刺中，也属于这一类；三是命中后，不能穿透敌人的防护用具。在古代，士气对胜负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武器的心理效果，对于其总体效能的评价，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铜甲出现的前8世纪，希腊人的生活天地是相当狭小的。那时，在地中海东岸，希腊人开始跟腓尼基人发生商业上的矛盾，但还不至于闹到要用武力解决；在希腊北面的野蛮民族还没有南下，而西面的海洋是非常平静的。这样，希腊人的武器主要使用在了同族的身上。而希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希腊人选择什么武器——殖民需要和方便的海运条件，使海军装备得到优先发展；狭小的地形不利于大范围的机动，骑兵和双马战车没有发挥威力的空间，这样在陆军装备方面，只有射击兵和步兵是可以竞争成为主力兵种的了。
那时，希腊的弓跟西亚大体类似，少数复合弓加上大量的合成弓和单体弓就构成了射击兵的主要装备。此外还有投石带和投枪。这些武器毫无疑问能够严重伤害没有防护用具或者防护用具很差的士兵。对他们来说，弓箭是很可怕的武器，因为在机动力相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弓箭，简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对抗弓箭兵，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防护装备较差的民族总是重视弓箭了。
治愈弓箭恐惧症的，是金属铠甲。除早期两河的情况不明外，埃及在新王国时代装备了铜制鱼鳞甲，之后在亚述帝国那里，开始普遍装备铁鱼鳞甲。因此也就不难了解亚述人的勇气的来源了，具有良好盔甲的亚述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不是有了这种东西就一定会成功，这点下面要讲到）。而希腊的情况有所不同，也许是出于对薄壳弧形硬质结构具有分散外力的良好作用的物理常识的了解，也许还因为对铁甲片的加工没有很好掌握，希腊人选择了整体式铜甲。希腊的青铜武器质量一直是很高的，早在宫殿时代的克里特，就会铸造长近一米的铜剑；在迈锡尼时代出现了由大甲板构成的铜甲，现在，他们又制造出了铜制铠甲的极品：整体式铜胸甲。这种铠甲的制作说起来并不复杂，铸出基本形状，然后锻打，之后进行热处理（青铜的淬火和退火）。但是要落到实处，那就太难了！希腊胸甲的厚度是很薄的，一般不超过2毫米，且为了穿着舒适和美观，以及无意识的对薄壳弧形结构的利用，一般做成模拟人体胸腹肌肉的形状，而头盔则非铸成人头形状不可，这样薄的甲胄，要铸造出来，对模具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且其锻打和热处理都要求非常高的技艺。这样看来，希腊只有数万重步兵不奇怪，奇怪的倒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穿着如此精致的铜甲！
因此必须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和经济做个了解。希腊跟其他国家的很大不同之处是各个城邦的政体，基本上是共和制和民主制。这两种制度下，工匠都是自由的，为自己劳动，并且具有政治权利（这是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情况）。显然的，他们比不自由的奴隶工匠和国家工匠（在古代，他们实际上是国家的奴隶）劳动积极性要强得多，生活要好得多，头脑也要灵活许多——自由人比之奴隶的长处之一。因此打造出优秀的产品是不足怪的。而且这样的工匠每个城邦都有很多，所以铜甲的装备也就是大量的了。
为了保护自己，除了头盔和胸甲、胫甲以外，希腊重步兵还装备有大圆盾。这些防具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效果：射击兵器在大多数场合，对于重装步兵已经没有显著效果了。从前8世纪开始，到前1世纪罗马铁甲的出现，希腊铜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野战中，无论对手如何“箭如雨下”，重步兵总是能够镇定自若的发起进攻。对于射击兵，由于他们的机动性较好（拜轻装所赐），追上他们是不可能的，但重步兵对付射击兵屡试不爽的主要战法是，对准其指挥中枢或阵型弱点，发起一次强力突击，如果对方没有坚定的重装兵作为战线中枢，通常这样的一击就足以将其毁灭。在马拉松、普拉提亚、甚至某种程度上在高加米拉，都是如此。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轻装兵的作用只是辅助重装兵作战，射击兵们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比如利用地势，才能够杀伤重装兵，而重装兵只要保持其密集队形，就可以安然通过威胁区，进入敌境大施蹂躏。希腊的平原都是很狭小的，不能承受敌人的破坏，因此在前8世纪到前5世纪末，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重装兵战斗成了唯一的交战模式。虽然一有机会，作战的希腊人都极力用各种谋略，比如夜战、迂回等等来战胜对手，但作战最终往往成为两个重步兵方阵之间猛烈的对冲。
然而并不是有了重甲就可以所向无敌。没有良好的训练，以及不可缺少的纪律和勇敢，铠甲也不能保证胜利。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宋朝，宋朝拥有如此完善的铠甲，但它的军队最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全军覆没。
希腊重步兵的威力来源于体力、勇气和装备的完美结合。希腊人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斯巴达等少数城邦例外）。作为重步兵主体的是自耕农，以及手工业者。他们的体力是较强的，但也只是具有农民的一般水准而已，由于其业余性质，训练也只有一般水准（但通过全民体育，希腊人的体能要强于独裁制国家的人民）。所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他们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是我必须大书特书的，说起来并不复杂，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人民会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一分子，为了它而全力战斗的，因此他们的勇气并不出自强迫命令或是严刑峻法，而是发自内心。而专制独裁国家的人民是君主的奴隶，无论有着什么好听的名目，君主必然忽视人民的疾苦——很简单，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是军队、父亲还是人民，并对这个来源保持敬畏。对于人民，独裁者都是轻视的，而出于保持权力的需要，他们必须钳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因此不难理解专制国家总喜欢管理一切），防止对君权构成挑战。对人民来说，国家是君主的国家，之所以要当兵，不是因为我要打仗，而是因为君主命令如此，不去就要倒大霉。即使用重罚和厚赏来激发军队的士气，这种士气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得到奖赏的，必然只是少数成功者，而大多数人注定要承受战争的全部苦难的，而少数独裁者，却可以安然的躲避苦难！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装备精良的独裁专制国家的军队，却在战争中表现很差。
而且，希腊城邦一般不大，土地最大的斯巴达不过8000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雅典也不过数十万人口（大致跟桂林差不多），居民的地域认同感很强，这就强化了公民兵之间的友情和荣誉感。所以，在看到希腊军事的成功时，要记住这并不全是装备的原因。
在攻击性武器方面，希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重步兵无非是一般长3米，可作为投枪使用的长矛，加上短剑。在攻击性武器的效果方面，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一种能够对铜甲构成有效的杀伤，所以站立着的希腊重步兵几乎是刀枪不入的。比较有效的武器是投枪，当使用投矛器的时候，投枪可以投出近百米（所谓投矛器，其实不过是结构非常简单的皮带加木块而已，但它的效果着实惊人），重步兵可以不在乎射来的箭支，但却无法不在乎投枪，没有人愿意设想自己被投枪击中的情景，即使用盾挡住了投枪，由于投枪的重量，一般也只好抛掉盾了。另一种战法是设法推倒重步兵，这个任务通常由长矛完成，在密集的方阵中，要躲开敌人的矛墙是很难的。被推倒的重步兵很容易被践踏而死，如果不死，一种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开始了，敌军用短剑奋力刺穿倒地战士的胸甲！考古发现中就有这样的实例。一般来说，短剑仅能这样刺穿胸甲，对站立着的战士，短剑只能通过设法砍刺伤害其裸露的手臂或大腿，造成大出血来杀死他。关于战斗中重装兵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这里有一个数据：胜方5％、败方15％，可见盔甲对士兵的保护作用。
希腊人之间的战斗，并不会使希腊城邦成为军事强国。要证明一个民族的军事才干，民族间的战争是最好的实验。从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就开始逐渐向外殖民。他们开始遭遇异族，不过在殖民运动中，希腊人所遇到的基本上都是些武器很差的蛮族——由于西方已经普及铁兵器，这里的装备差，主要是指防护用具而言，尽管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同样具有很高的勇气，但在总体素质方面，他们是无法跟希腊人相比的。因此土著人的抵抗一般是很容易的就被排除了。比较值得一记的是在黑海北岸，寻求产粮区的希腊人遇到了精于骑射的斯基泰人，也就遇到了后者的角弓。不过在我印象中，斯基泰人跟希腊人居然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斯基泰人既然敢于劫掠亚洲，没有不试探一下近在眼前的希腊殖民地的道理，但确实找不到纪录，因此在这里不能比较斯基泰人战术跟希腊战术。我猜，斯基泰人是试探过的希腊殖民地的，只是感觉太过“坚硬”，以后再也没有重来。对于希腊人来说，斯基泰人的军事价值，只是用来做警察而已。
真正巨大的危险，终于于前5世纪初来临。波斯帝国决定征服希腊，由于掌握了整个西亚，波斯的国力远远强于希腊各城邦的总和，而西亚两千多年政治斗争培养出来的波斯战略，明显比内斗不休的希腊人高明。就武器方面来说，波斯也是理应至少跟希腊相等的，而军队的人数更是大大超过希腊。希腊只能奋力苦斗了。
然而战争的结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希腊不仅击败了波斯，而且伤亡大大小于波斯，而且不仅是在保卫希腊的时候取得了成功，在小亚细亚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战争胜利的原因，史学家早有公论，现在仅就有关武器的问题说一说。
波斯帝国的武力基础是骑射，这跟重视重步兵的希腊截然不同。在西亚，骑射有其实用性，然而在多山、平原狭小的希腊，骑兵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机动性，却发挥不出来。这样，实际上波斯军只好按照希腊人熟悉的方式作战。而在作战中，正如希罗多德所写的那样，波斯的弓箭无法有效伤害希腊重步兵，而他们的矛又不如希腊矛那么长，海上的战舰也不如希腊人的有效。一句话，波斯武器的表现明显比希腊武器差。以波斯的科技水平，其武器发挥的效能，似乎不应该如历史上表现的这样糟糕，那么波斯武器效能低劣的原因何在呢？
问题的症结，可以归咎到波斯的“国情”上来。本来，西亚是复合弓、铁兵器、铁甲、鱼鳞甲、弯刀、骑兵、攻城武器等古代兵器的故乡，加之国库充盈、交通方便，如果工匠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波斯武器是完全不会落伍的。然而，波斯以一个小游牧民族出身，统治如此之多的民族，不得不心惊胆寒的处处小心设防。如果那些被统治民族拥有了精良的武器，或者被训练成强兵劲旅，万一有“非常之谋”，那还了得？无论波斯的统治怎么宽容，在军事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的。因此不难理解，在庞大的波斯军队中，只有波斯人拥有良好的防具，而其他民族大多数没有好的防具，有的甚至连稍好的攻击武器都没有，比如最早普及铁兵器的亚述人，在波斯军队中居然只有铜兵器！同样的，由于训练有素的和勇敢的异族军队对波斯人的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所以他们注定只能被设计为一群乌合之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斯军队只能靠数量取胜，尽管庞大的军队在指挥和补给上都存在很大问题，但跟可能危害本民族的劲旅相比，这样的军队才是最“安全”的。而当各民族在军事上的积极性被压制下去以后，单靠文化落后、人数又很少的波斯人，已经不可能发展出什么有效的武器体系了。这就是波斯武器的表现远远逊色于希腊的原因，同样的，尽管波斯军人数众多，但可用之兵不过是少数波斯人，比之人人勇敢的希腊军队，实际上在数量方面反而居于劣势！
波斯军队在武器使用方面有两个亮点：一是弓箭的大量使用。尽管对希腊重步兵来说，波斯的箭雨没什么可怕，但这种从远处攻击的骇人场面，毕竟能够引起希腊人的震撼和思考。说点题外话，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认为波斯军在普拉提亚战斗中，将步兵塞在弓箭兵后面，是一种错误，因为它阻碍了波斯弓箭兵的机动。对此我的看法是，这在战术上有商量的余地，不过也是古代战斗的一般样式，利用弓箭兵作为“火力准备”的打击力量，而把步兵列在弓箭兵后面，准备突击。统帅是很难突破一直以来的习惯的。二是骑兵。波斯以骑射起家，这方面当然远远强于希腊。波斯骑兵的运用给希腊人很深的印象，最主要的，是其机动性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令希腊人得到了很多启发。
希腊给与波斯的启示，则是坚固铠甲的重要性。在战争所有的恐惧中，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伤害不了敌人，因为即使对手武器的威力再怎么大，只要我方能够杀伤他们，至少还可以做到玉石俱焚，但如果不能杀伤敌人，那么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在90年代的《独立日》中，我们又看到了这种植根于人类内心的恐惧），铜甲使希腊人有恃无恐，而他们面前的波斯人的恐惧，却无从掩饰。
希波战争是希腊重步兵最辉煌的时代。
马其顿武器体系
希波战争令希腊人大开眼界。战后，希腊世界的武器体系出现了若干变化。最突出的是轻装兵的复兴。波斯军事智慧和希腊经验相结合，产生了盾兵这样的新式格斗兵种，这种步兵是雅典将军埃菲克拉特斯在公元前三九二年首创的，他们穿着皮甲或亚麻甲或者少见些的棉甲，使用剑和盾牌。在多山的地区，如果使用得当，如突袭敌军的侧翼，他们通过格斗，是可以给重步兵方阵构成重大威胁的（前面已经说过，重步兵方阵是不灵活的）。在射击兵方面，希腊人的运用技巧也有所提高，这种提高突出的表现在叙拉古打败雅典的最后战斗中，叙拉古骑兵突来突去的战术，让我联想起西亚的骑射，不过叙拉古骑射手以投枪为主要武器——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投枪的心理威慑力和在近距离上的杀伤效果超过弓箭，所以在古代，投枪是骑射手很喜欢的一种装备，包括蒙古人也是如此。
希腊轻装兵的复兴，跟重步兵的衰落有关。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公民社会逐渐瓦解，自由手工业者渐渐被奴隶劳动排挤（奴隶劳动的成效不能跟自由手工业者相比，但成本很低，因此在商业中具有优势）、自耕农因为土地兼并而不断减少，贫富矛盾激增。因而公民重步兵的数量和质量，也逐渐下滑，这就相对的提升了轻装兵的地位。
除了轻装兵的复兴，在射击武器方面的成就是前399年在叙拉古发明了俗称腹弓的希腊弩。这种弩射程非常远，是一种可怕的武器，韦格蒂乌斯称之为“蝎子弩”，它在整个古代一直使用，但因为制作复杂（这点从它的外形图就可以看出）、最主要的是由于它仍然无法有效对付重装兵，而在对付轻装兵方面，又不如射速更快的弓箭，因此装备量不大，且主要用于攻守城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武器必须服从于它的环境。
重型武器的最大发展是重型投射兵器的出现。希腊最初的投石机大概是从西亚引进的，在雅典围攻叙拉古时第一次使用。重型武器使攻守城池的斗争天平移向了攻城方一边，只有最坚固的城池才能承受投石机的打击，且如果没有对应的守城武器，守城军队的恐惧将无法掩饰。重型投射兵器的出现和其他攻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给予军队迅速攻破城市的可能性，只要使用大量攻城武器，就可以把原来视为畏途的攻城战，变成轻松的战斗。
新型兵器和使用它们的新兵种的出现，以及旧兵器使用方法上的进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马其顿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希腊和西亚武器的精华的结果。作为马其顿军队中坚的，依然是重步兵，他们将重步兵的密集方阵和突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马其顿长矛长达4米以上（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所以敌方的绝大多数长兵器都不能抢在马其顿重步兵之前刺中他们，无论在实际效用上还是在心理效果上，这种长矛都是非常有效的。但为了把突击的威力发挥到最大，马其顿重步兵也付出了代价，首先，为了双手持矛，他们的圆盾直径从近一米减少到了60厘米，这就削弱了盾的防护力；其次，为了保证机动性，有的重步兵穿着皮甲，这就进一步的削弱了防护力。其实，马其顿重步兵的武备，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在广大的亚细亚战场上驰骋而准备的。
重步兵方阵有其笨拙性，因此在方阵两翼，以轻装兵作为机动的“铰链”（富勒语），这种轻装兵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盾兵，在亚洲的战争中，如阿格瑞安部队这样的轻装兵，发挥了很大作用。射击兵的装备没有大的变化，主要的进步是装备了希腊弩，通过招募精于射击的外民族兵员，射击技术得到了提高。而重型武器的装备则取得了很大成就，T·N·杜普伊将之称为野战炮兵的鼻祖，这些“野战炮兵”由轻便的投石机和弩炮武装起来。
马其顿军队跟希腊军队最大的区别在于重视骑兵，说到这里，我再次感到奇怪，因为马其顿军队的武备和编制，看上去都是为了远征亚洲而准备的，而跟希腊附近地区的实际需要大相径庭（这点可以从后来安提柯王国装备的变化看出）。马其顿骑兵有两种，一是使用投枪的希腊轻骑兵，二是使用长矛的伴侣骑兵，也就是重骑兵，他们发挥突击作用，由于马镫发明之前在马上使用长兵器需要高度的技巧，所以他们的人数受到限制，大约只有1800骑。
在兵器方面，马其顿重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那长长的矛，但也不必太过于夸张其长度，实际上亚历山大时代的长矛，折合公制长度不过是4．2米，跟后来瑞士长矛兵类似。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惊人的长度，是后来希腊化国家逐渐达到的。在突出了长矛之后，重步兵只留下了很短的短剑，只能用于防身而已；而盾兵顾名思义，是以盾作为重要防御手段的，这些圆盾跟原先希腊重步兵的圆盾外形相仿，而盾兵的短剑比重步兵的长，便于肉搏——在这点上，马其顿盾兵可以理解为不带投枪的罗马军团兵；在重骑兵和部分重步兵的防护装备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马其顿引入了西亚的鱼鳞甲，这种铠甲是铁制的，而且跟铜胸甲相比，比较便于活动；轻骑兵的主要武器是投枪，它的功用我已经作了说明。
有了这些武器和兵种，加上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公民兵制以及腓力对军事训练的重视，，马其顿军队成为那个时代装备最好、训练最精、士气最高涨的军队。从武器体系上讲，马其顿军队的最大长处是将强大的突击力和惊人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它是一个几乎无懈可击而又凶险万分的整体，而如果分开来，各部分依然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史学家对马其顿军队都是赞不绝口，杜普伊甚至说若在腓力或亚历山大的指挥下，它或许可以战胜冷兵器时代任何军队，当然这有所夸张，马其顿军队毕竟是一支步兵时代的军队，不能超越它的历史。
马其顿军队武器体系的一般使用，可以通过下面一个理想的典型战斗来加以说明。
首先，在布阵时，以重步兵方阵为中坚，两翼配置盾兵，再往左，配置轻骑兵，最右翼则是伴侣骑兵。开战后，射击兵在重步兵前面展开，遮蔽主力队形。重步兵方阵稳步推进。盾兵在两翼跟进，步兵的总队形类似汉字的“八”字，而左翼轻骑兵迅速迂回敌阵右翼，将之搅乱。右翼重骑兵迂回敌阵左翼，如果条件有利，则向敌军左翼暴露出来的侧面发起坚决突击，如果敌方有所准备，则仅只攻击敌方较脆弱的轻装兵，待重步兵与敌交战之后，再配合一起发动总进攻。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真实的战斗则不会如此顺利，下面拿几个著名的战斗来进一步说明马其顿武器体系的用法。
在喀罗尼亚战斗中，马其顿军队遇到的是希腊联军。虽然马其顿各种武器和兵种，除了重装骑兵，几乎都是希腊人的创造，但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重步兵对决。但随着公民社会的瓦解，以雇佣兵为主体的希腊军队早就没有了原先的勇气，结果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依靠重步兵方阵的希腊军队抵挡不住诸兵种结合的高度灵活的马其顿军队，最后遭到大败。在这一战中，因为马其顿长矛的长度，希腊重步兵不能够像原来一样进行有效的突击和推进，而希腊轻装兵的训练本来就不如重装兵，骑兵更是微不足道。从武器的使用上说，马其顿对希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灵活的多兵种配合体制战胜了笨重的重步兵体制。
马其顿进行的最巨大的战争，是对波斯的征服，这场战争也很好的表现了当时西亚武器体系对于欧洲武器体制的劣势。
波斯帝国这时已经高度腐烂。尽管在希波战争败北之后，波斯人痛定思痛，对自己的武器进行了若干改进，但武器的改进远没有政治的腐朽快。而且，波斯以小民族统治庞大地区的死结，完全无法解开，因此我前面分析过的波斯武器装备体制的弱点，也完全没有克服。波斯统治者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外族雇佣军。当然的，这些雇佣军不能威胁波斯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波斯人也是很欢迎精兵的。因此不难理解，在对马其顿的战争中，起最大作用的是招募自波斯领域外的希腊雇佣军，因为这些军队不是来自波斯统治区，当然也就不会有养虎为患——民族起义——的风险，波斯人会全力支持他们把自己锻炼为精兵——至少也是很宽容的对待他们。然而，因为根子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波斯军队装备的总体水平，仍然是不能跟马其顿相比。而且由于政治的腐朽和国家初起时锐气的失去，可以说波斯对希腊的劣势，比希波战争时候更加大了。
尽管如此，波斯军队依然是必须全力应对的强敌，首先，他们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如果说在狭小的希腊庞大军队不能充分发挥威力的话，那么在西亚的平原上，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其次，波斯毕竟是一个庞大帝国，吸收了西亚两千多年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在遇到亡国危险的时候，会把这些谋略全部使出来；最后，在武器及其使用方面，波斯军队中有若干长处，是马其顿所不及的。这些优势我在下面要讲到。
在欧洲人眼里，斯基泰人是以骑射见长的。波斯人把他们招募过来以后，斯基泰角弓就成为了马其顿人必须好好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后来在中亚，斯基泰的骑射确实曾对马其顿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况且，斯基泰人过着纯朴的生活，在勇气和马术的娴熟上，也是值得重视的。跟其它游牧民族一样，斯基泰人习惯于在敌人武器的射程之外跑马射箭，而不进行肉搏战。对于不够灵活的军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另一种值得重视的兵种，虽然在抵御马其顿的战争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但在未来，它的后代将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终结了欧洲古代军事史——在波斯军队以及招募来的斯基泰人中，出现了人马都披甲的骑兵。不过，所谓马的防具，一般只是铁制的护脖和护胸，并不像后来的具装铁骑一样保护马匹全身。但这种防护已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使马匹的前部不受敌兵器的伤害，从而使它们在冲锋中可以具有更大的存活率，使冲击力大大加强。
从武器和兵种配置来说，波斯跟马其顿一样是应有尽有了。跟对付希腊人的时候不同，亚历山大不再具有武器体系的灵活性这种优势。因此在对波斯的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其顿公民兵的勇敢和训练，和亚历山大对自己军队的熟悉和天才式的运用，以及最重要的——政治。这里要讲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从前的学者认为马其顿重骑兵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实际上，波斯骑兵和斯基泰的重骑也具有同样的能力，所以这算不上一个重要的优势。如果一定要在武器上找一个优势的话，那么我认为马其顿长矛是唯一明显优于波斯的武器。 在波斯对马其顿的战斗中，出现了两种笑料兵器：驷马战车和战象。驷马战车大概是波斯从中国引进的产物（因为世界上最早的驷马战车出自中国，而波斯在崛起的时候是不使用战车的），只是对它进行了一个改进：在车毂外加装刀片，这样，就可以杀伤一路上遇到的步兵和骑兵，把驷马战车的突击作用发挥到极致。但驷马战车的根本性的缺点：笨重不灵活则无法改变。因此马其顿军队很容易的就消灭了它：首先是弓箭的射击，然后，步兵让开道路，使它们进入战线后方，由那里的轻步兵和轻骑兵加以消灭，结果是马其顿军队“没有任何损失”。而战象同演的没有任何大作用，也许是用弓箭就可以把它们消灭了。
在毁灭波斯帝国之后不久，马其顿跟斯基泰人再次交手。在中亚的战斗是比较典型的对付游牧民族的战例。塔内河之战是成功的例子，在亚历山大的亲自指挥下，马其顿军队用弩炮、骑兵和轻步兵配合打败了斯基泰人。很明显，文明国家的军队只要纪律严明，在战斗中找准地方的要害，一击之下，纪律不严的游牧民族军队就会溃败。弩炮尤其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心理震撼（其实，古代的弩炮射速、准确度都很有限，在野战中，实战价
诸葛亮的十大发明有哪些
答：诸葛亮平定南方之后，决定挥师北上，完成刘备兴复汉室的遗愿。通往北方的地形极其艰难，山多河多。爬山还好，关键是渡河：士兵们每次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搭桥。诸葛亮也为此苦恼。一日，他联想到古人如何造镰钩，从而发明出了搭桥枪。十、地雷 文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
古代武功第一的赵匡胤,是如何发明的双节棍?
答：其实原因很奇葩。赵匡胤在学武期间遇到了一名神秘的人，最后成为了他的师傅。他师傅赠送了他一个武器，名字叫做齐眉棍。在一次战役中，与刘定国大战时。赵匡胤的棍子被他劈成两半，由于这个武器是由他的师傅赠送给他的，赵匡胤十分的伤心。于是，他听到了别人的想法。他就来到了陈记铁匠铺，他让铁匠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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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以青铜兵器一经出现，便得到迅速发展。最著名的青铜兵器是战国时期出现的干将、莫邪、巨阙、纯钧等名剑，直到后世还被人赞不绝口，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青铜技术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从战国后期至秦汉这段时间，中国开始使用铁兵器。在这期间，冶铁技术方面还有过三项杰出的发明:生铁冶铸技术、冶铸中碳钢...
中国古代兵器进化史 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发展大概是什么流程?
答：4、铁器工艺渐渐成熟，被利用到各个方面。这时人们发现了新的材质——钢。也就是百炼钢工艺。主要成熟于唐代。于是，新的武器——唐刀登场。唐刀的工艺后来还传至日本，是日本刀的始祖。钢比起铁简直是不日而语，十分强韧，砍牛腿骨都不带卷刃的。5、后来的各个朝代都使用这些铁器来打江山。直到宋朝...
古代世界兵器的演变之路
答：金属兵器的第一个重大进展是青铜的开发。这种铜和锡的合金，可以用来制造劈砍兵器、尖利的矛和箭。虽说青铜技术在古代的传播并不均衡，但青铜技术流传到哪里，哪里的战争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后来，对青铜的需求拉动了整个古代世界贸易的增长，以及对青铜制造原料的争夺。只有随着高效冶铁技术的发明，青铜时代才...
火药是在什么时间发明出来的,火药发明于什么时候
答：1.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于公元七世纪，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明的。2.火药发明后，第一被古代军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药武器，用于战争。3. 火药的发明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对军事武器的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许多惨剧。4.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5.人类最早使用...
求古代铁匠打造武器(剑)的详细流程
答：这是一个从铁矿石炼成生铁水，再炒出钢，最后锻造成优质兵器的全过程。炒钢的发明，是炼钢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在欧洲，炒钢始于18世纪的英国，比中国要晚1600多年。在三国时期，炒钢还是一种新技术，大多数的冶铁匠还没有掌握它。从《诸葛亮别传》关于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镕金造器，特...
我国古代有哪些发明
答：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周易》就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相传是由约公元前3000年的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周公作爻(YAO)辞，并经过孔丘修订而成为《易经》。当代的电子计算机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二进制。二进制是谁发明的？《周易》中的“易数”...
古代的战争武器,弓箭起源于哪个国家?
答：由于东夷人长期从事渔猎，再加上齐地物产丰美，经常受到外来部族的侵略，东夷人的反侵略战争频繁，所以东夷很早就是一个军事经验丰富、能征惯战的部族，东夷人也素有尚武之俗，以勇敢、智慧而著称。具体的说，在军事上，东夷人有三大亮点。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据专家...
近日去参观了博物馆，发现其中收藏的有很多古时候的兵器，每个时代的兵器必然与当时时代的发展水平等相关，从侧面反映出了每个朝代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军事兵器是如何演变的呢？
在中国原始社会时期，部落氏族等群体之间打仗时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石兵器。士兵器主要是用石、骨、角、木、竹等材料，仿照动物的角、爪、鸟喙等形状，采用刮削、磨琢等方法，制成最早的兵器，或者说是胚胎形的兵器。它们以石制的为多，所以称作石兵器。这类制品出土的不少，主要有石戈、石矛、石斧、石铲、石镞、石匕首、骨制标枪头等，有的还把石刀嵌入骨制的长柄中。这些石兵器，大致经过选材、打制、磨琢、钻孔、穿槽等工序制作而成。
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逐渐的从原始社会过度到了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青铜业开始发展，人民掌握了冶铜技术。随着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青铜兵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制品有长杆格斗兵器戈、矛、斧，卫体兵器短柄刀、剑，射远的复合兵器弓箭，防护装具皮甲、盾等。商代以后，铜的采掘和青铜冶铸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考工记》的"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等条，还记录了杀失、剑、甲、戈戟、矛、弓等一些兵器的材料选择、尺寸大小、形制构造和规范等内容，表明当时制造的兵器已经向标准化迈出了最初的一步。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南方的楚国、北方的燕国和三晋地区，已经使用剑、矛、戟等钢铁兵器和用于防护的铁片兜繁。
到了西汉，由于淬火技术的普遍推广，钢铁兵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军队装备钢铁兵器的比例不断上升。考古界在西安市汉都长安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建于汉高祖时的兵器库，内藏铁制的刀、剑、矛、戟和大量箭镞，数量远远超过了青铜兵器，生动地反映了铜兵器和钢铁兵器的消长情况。
从东汉到唐宋，钢铁兵器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坚韧锋利的各种钢铁兵器层出不穷。步兵使用刀、盾作战，具有攻防兼备的作用。骑兵使用双刃马?，可直透敌兵的铠甲。射远兵器弩，继西汉出现带刻度的望山后，又在东汉出现了腰开弩；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181－234）创制了连弩，使蜀军的射远兵器得到了很大改善；到唐代，射远的强弩已经发展成为重型的床弩，杀伤力大大增强。晋代创制的马蹬，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使用，提高了骑兵的骑术和战斗力。
北宋时期，中国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棍、槊、棒、鞭、锏、锤、挝、拐子、流星等。
同时，在宋朝时期，随着火药的进步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了火器。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北宋初年，火药武器开始用于战争。从此，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又升起了弥漫的硝烟，传来了火器的爆炸声响，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火器可以分三个发展阶段：初级火器的创制，火铳的发明和发展，火绳枪炮和传统火器同时发展。其代表兵器主要有：火铳、佛朗机、鸟铳等。
而随着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开放，近代兵器开始传入中国，古代兵器发展相应结束。
武器、1、是直播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方作战设施的器械、装置。如刀、枪、火炮、导弹、核武器等。2、泛指斗争的工具。如:思想武器。具体是谁发明的、很难说。认为武器的一词诞生应该是在实战应用、有很广泛实际杀伤效果、而诞生″武器。如:刀、枪、剑、箭、其一次杀伤力、或杀一人、刺一人、箭射一人。象火炮、导弹、核武器、超过古兵器很多倍杀伤力。古代兵器是祖辈们从战争中、用血的代价、求证其实用价值、应该归功于先辈们发明的。现代"武器″、确切说也不是谁发明的、它是多个学科、综合研制、具有强大杀伤力″导弹"、″原子弹"类″武器。浅识共赏。
太多了,摘自 http://club.campus.sohu.com/r-144731910-82100-0-11-0.html 的部分内容还有一些资料
http://www.gudai.org/html/gudaibingqi/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6/0815/article_1217.htm
http://hi.baidu.com/aiwozhh/blog/item/91931d73728ca71d8701b0bd.html
中国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最多的国家，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先民。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工具和兵器并不分家，但由于生存竞争，氏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流血的暴力冲突，于是具有杀伤力的生产工具，也被用于人类的战争。到后来，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愈发激烈。以生产为目的的工具已经不能胜任越来越残酷的战争，人们开始研究制造专业格斗武器和防御卫体武装，从此，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出现了正式兵器。这一变化大约发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了众多的文化遗址。最典型的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以粗厚笨重、器类简单、一器多用为其特点；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石器趋于小型化和多样化，器类增多。旧石器时代有代表性的兵器有石刮刀，石锤，尖嘴石凿；石箭镞。古代文献《易经*系辞》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1）。弧，就是木制之弓；矢，就是箭的古称。虽然在考古发掘中，难以见到石器时代的弓和箭杆（弓和箭杆都是采用竹、木、藤之类的易腐物质，一般不能保存至今天），但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箭镞却十分丰富，有石、骨、蚌壳、陶质等不同材料且大都经过磨制，形状多样。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于全国。最著名的文化遗址有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公元前5550～前4900年）；其中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前后），独具特色。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能,能琢磨成锋利并且棱角分明的石质工具;同时也提高了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为制造兵器准备了工艺方面的条件。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石刀，石箭镞，石矛，石斧，石锛，石戚，石钺；石锤，石戈，等等。箭镞的大量出土，表明弓箭的普遍应用和狩猎活动的普遍存在。弓箭的用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射向禽兽的箭镞，开始转向人类自己，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武器。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者都曾发现了被箭射中的人类骨骸；而在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一具成年男子的股骨被一枚骨镞深射进去达2.7厘米，至今那枚折断的骨制箭镞残段仍然嵌留在距今约5600年前的遗骨上。至于骨兵，蚌兵，角兵，一般在石兵出土地点都可以发现，但因为容易腐烂，所以完整的很少。主要种类有骨镞，骨锛，骨刀，骨斧，骨刺兵，贝镞，贝刮刀，蚌刀，角兵。原始玉兵是中国特有的兵器，深具特色，晶莹剔透，精美绝伦，是中国兵器中的瑰宝，作用为礼仪器或陪葬品，存世不多。主要品种：玉钺，玉刀。
夏商时期，服装、礼仪、语言、生产方式相近的族群逐渐认同，有了诸夏的概念。原来生存于诸夏中间而又外于诸夏的族群，即成为四夷。西周末至春秋，诸夏曾受到四夷严重的威胁。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诸夏不可能指望周王来保护，周王本身，正是由于挡不住犬戎而迁都的。这种现实刺激了华夏的民族情绪之高涨，夷夏之辩兴起，“尊王攘夷（3）”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被提出，春秋五霸出现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4）”。齐国登高一呼，实际上代替周王承担天下共主的实际责任，使诸夏从各自为战、各个击破的可怕前景里解救了出来。这些成就的背后策划人便是管仲。有了霸主挺身而出，一度危亡的民族形势得以扭转。因此虽然管仲的道德并不完美，孔子仍要赞赏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有了管仲，华夏民族从第一次危机中挺了过来，并且不断壮大。生存在中土的四夷经过五霸及七雄的讨伐，逐渐消灭或融入华夏，中土农耕基本经济区趋于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古书上有“杼作甲”、“杼作矛（6）”说法，谓杼注意兵器的制造。，《国语·鲁语》也有“杼能禹者也，夏后氏报焉（7）”的说法，认为杼能继承禹所开创的事业，因此用隆重的“报”祭来祭祀杼，以怀念他的功绩。还有学者推测“二里头文化”中包括夏朝文化，由此推断当中出土的兵器为夏朝兵器。但缺乏有力的证据。夏朝存在着制作精良的兵器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目前的研究资料还不能为确定夏朝兵器的存在拿出有力证据，实为一大憾事。但流传下来的夏代玉兵确是晶莹剔透，极为精美。《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在戎（8）”。在商代，青铜是用来制作祭祀用的礼容器及事关生死的兵器的。兵器攸关生死，所以其对新兴质材的运用，绝对要比祭祀礼容器要更敏感。在中国，最早尝试用红铜和铜锡合金者，就是兵器和工具，这是华夏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此外，它决定中央共主之兴替，以及列国存亡。中国幅员辽阔，青铜兵器的出土资料类别琐碎而庞杂，在名形，分类与分期上。研究成果粗精不一，各区域特性的探索也繁简不同，欲建立较客观的青铜兵器发展史殊非易事。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二里头三期，中国已进入使用青铜兵器阶段。到商朝末年中国的青铜兵器至少已经出现了600年了。现在发现最早的铁兵器是西周时期的玉柄铁剑。到东汉末年青铜兵器已经完全被钢铁兵器所取代。因此，中国青铜兵器最少发展了约1500年。此期间，随着功能的复杂化以及杀伤力的增强，因时因地各具特色。它们反映了铸造技术的改进，作战方法的变迁，主力兵种的取代等等。青铜兵器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二里头三期商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到战国三个阶段。青铜兵器的器名，功能与分类一向并不统一。我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是根据敌我双方的距离远近不同而对兵器有不同的设计与要求，区分为长兵：
长兵必须安装木柄才能完成其功能。戈是最主要器类。戈头，分为援、内、翻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来勾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长约8寸，宽2寸，体狭长，多数体中有脊棱，剖面成扇菱形。援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而聚成锐利的前锋。内:位于援的后尾，呈棒状，用来安装木柄，有直的，也有末尾向下弯曲的。内上面有穿绳缚柄的孔，称为"穿"。为了邀兔在挥杀时向后脱，有的在援和内之阔设有突起的"阑"。朗:戈援下刃接近阑的弧曲下延，并沿阑侧增升缚绳的穿孔，这部分称为胡。开始时，胡只是为了增加穿孔而设，龋越长穿孔越多，柄和戈头缚绑得更宇圃，所以胡部就越来越长。两周时期将胡身加刃，增加了戈的勾割能力。瑚的长度一般为戈刃的三倍，即6寸，到了战圃时期，胡的长度又有所增加，成为长胡多穿式戈。柄:即木柄。为了便于前砍后勾，多用扁圆形柄，以利于把持。戈柄的长度不一样，根据实战需要，步战用的柄短，车战用的柄长。片尊:早期的片尊只是为了便于使戈在不用时插在地上，不致斜，所以在柄的尾端加上一个铜制蹲，并不能杀伤敌人。戈也可能用于刺击，但它易掉头，转头。使用不够灵活。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被逐渐淘汰，后一度成为仪仗兵器。这种形制就是《周礼-考工记》中说称的“勾兵”。据《考工记》记载，戈的规格是:戈广宽度 2寸，内长七寸，胡长6寸，援长8寸，重1斤14两。柄长6尺6寸。但实际上戈的尺寸并不一律。标准的戈，由戈头、柄、铜尊三部分组成{图}。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青铜戈。·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据考古学家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五00年。曲内戈：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其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没有阑，装上柄以后，容易脱落，商以后被淘汰。直内戈：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它开始在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商以后，为了防止脱落，增添了阑，后来又增设了胡，不容易掉头。商以后。直内式的戈很流行。在殷墟西区出土的2!件直内铜戈中，11件有胡。
戟的命名，来源于安徽舒城九里墩出土的“蔡口戟”。《说文》：“戟，刺兵也（9）。”古人经常将戈，矛或斧系缚在一起使用{也有铸为一体的}，使其兼有钩、啄、刺、割四种功能，杀伤力强于戈和矛。基本形制是戈、矛联装在木柄上。这种新型的兵器就叫做戟。但曾乙侯墓出土的多戈戟，有戈无矛，但自名为“戟”，这应该是戟的另一种形式。戟的木柄很长，约在330公分左右{注}。据《考工记》记载，西周时期的规格是:戳广寸半，内长4寸半。胡长6寸，援长7寸半，刺长6寸，重1斤4两，柄长1丈6寸（10）。中国目前已发现最早的是河北棠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一艾矛、戈合体铜戳。普遍使用于商、周以至汉、晋各代。南北朝后逐渐被枪代替，变为仪仗兵器，唐代以后被淘汰。整体铸戟是一种将“矛、戈合铸为一体的兵器”。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以矛为主体，旁边生一横刃，柄装于矛体的骸部"这种戟杀伤力强，但钩啄时容易掉头。另一种则以戈体为主，突出前边的锋刺;有的戳把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这两种戟的制造工艺都很复杂，技术要求较高，而且青铜质地易脆，折，使用起来总容易掉头，是商周时期制造的较原始的戟，后来很快地被战争实践所淘汰。分铸联装戟：戈矛分铸联装的戟。出现于春秋时期，它的戈，矛部分分别铸造再联装在同一木柄上。这种戟直刺有力，横钩也不容易脱落，因而杀伤力大大增强。其柄有木制的，也有竹制的。积竹柄戟：以竹、木、漆等复合材料为柄的戟。其构造是柄中心有一根较租约有棱木棒，茬木棒外用16片青皮竹蔑与木棒平行地包在木棒外边，然后用丝线缠紧，再涂上黑漆或红漆，使其光亮平滑。这种竹木兼用的柄，刚柔相济。比单纯的木柄坚韧而有弹性。1971年湖南长沙。溯城桥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青铜戟中有一部分这种积竹柄戟。钩戟：亦作勾戟、钩棘。古代兵器。《史记·秦始皇本纪》:“非淡于勾戳长镶也”。裴驱集解引如淳曰：“长刃矛也”。亦曰:“钩 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11）。”“谢灵运《撰征赋》:“钩棘末耀，陨前禽于金塘。（12）”三戈戟是一种矛、戈分铸联装戟。战国时期出现。由三戈一矛安装在同一柄上，也有二戈一矛戟。它与春秋时期单戈戟的区别除了由单戈变为双戈、三戈外，戈身更加细雨尖锐，而且只有最上端的戈有内，其它戈无内。溯北随县曾候乙墓中曾出土。卜字戟：钢铁制成的戟。铁戟的戟刺尖锐细长，侧旁小枝由原来宽肥而有中脊变成象前锋一样窄长尖利。"内"已消失，用来缚柄的胡加长，整个戮近似于“卜“字形，故又称”卜字戟“。这种铁戟刃锋尖利，杀伤力强，是步骑兵的主要兵器。繁戟是中国古代仪仗用戟。根据汉代仪注将领重臣可以持戟侍立皇帝身边。皇帝命亲信大臣到外地巡视，或统兵征伐。常常赐以繁戟，“以代斧钺”。允许他专征、专伐，代表皇帝处决有罪官吏。为了表示隆重。在这艾皇帝新赐的戟上，罩以赤黑绸布制的戟衣，这种有衣的戟就叫做繁截。后来，繁戟成为高级官员表示崇高身份的仪仗物。根据隋制、唐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13）”。唐以后，文武官员郡以门前列戟为荣。门戟是仪仗之物。用木头制成，设在门外的戟架上。天子宫殿门、国学、文宣王庙。武成王庙及各州公府门口都设门戟，以示隆重。仪仗闲的戟，造型华丽，多带戟刀，戏曲舞台上武将手持的“方天画戟”，就是按照这种戟的样子设计制造。
在中国。矛又名 销、镀，后进化为枪。矛由矛劈、骸、柄、韦尊四部分组成。矛劈，就是矛头带刃的部分，中线起脊，有的两旁留有血槽。刃身下口是骸 ，路呈圆锥形。用来安插矛柄。柄为竹制或木制，长为2丈或2丈4尺。为了防止矛头脱落，两旁常有两个环纽或留出两个小孔，以便用绳索将矛头绑牢在矛柄上，或用钉子钉牢。柄端有 [釜] ，用来插地。最初用尖形约石块或骨角做矛头，绑在竹木杆上，商周时期，矛头改用青铜制造，分酋矛和夷矛两种。战国以后，改为铁制。由于枪的出现和兴起，矛的作用减弱，晋以后矛逐渐演变为枪。酋矛：中国周代铜矛。史料记载，酋矛柄长2丈 (周制)，是步卒使用的武器。中国已出土的春秋、战国步卒用于柄一般在165一220厘米之间，最长者达297厘米。夷矛：中国周代铜矛。夷矛柄长2丈4尺(周制)，是兵车上使用的武器，是"五兵"中最长的一种兵器。湖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战国楚矛，柄长7米以上，折合周尺恰为“丈八长矛”。正是《周礼-考工记》中所称的“刺兵（14）”。
钺主要盛行于商后期及西周早期。自命名者极少。“钺”只是对这种直内弧刃的边刃器的习惯性称呼。而钺，斧，戚三器形制类似，所以古时这三种名称经常混用。从文献中看，钺的使用者及功能都非常特殊。钺与征伐之权息息相关，具有征伐权力的军事首长，可以被赐而持有钺，文献中更记载：钺的持有者最高是王。
大刀的典型形制是刀身长条形，上部厚而有脊，是为刀背，有的刀背上还有齿状扉；下部为刃，刀刃分为凸凹两种；刀尖前冲且微向上翘；刀柄如同扁茎剑一样，由刀背部向后延伸出一段柄舌，便于安装木或玉制刀柄；刀身上有时还铸有目雷、饕餮等商文化的代表纹饰。
殳是先秦时代的车战兵器，功能是用于撞击，是打击型兵器，不但用来防身自卫，还是装备军队的重要实战兵器。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东周时期使用普遍，有的史书上称作“杵”或“杖”等。后来又称作“棍”“棒”。商周时代，车战盛行。早期的殳，是一根八棱形的坚实粗木棒，长度一般为一丈二尺左右。据史籍记载，商代末期战争中已大量使用殳。《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15）”等语，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史籍中有关殳之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16）”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是实战兵器。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17）”。战国兵书《司马法》说“执羽从（18） ”，说明殳还同 旆并用，又是军事指挥的一种标帜。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载，“殳长寻有四尺”（19）。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20）。因此，从古代文献上看，殳的长度“寻有四尺”（21），即为一丈二尺了（约3米）。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考古学术语称之为“积竹木 ”），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在柄端安有青铜殳头，称为“首”。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不开裂的细长铜帽，称做铜 （这种铜 还广泛应用在东周时期的戈、戟、铍、矛等长柄兵器的末端，作用相同）。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华夏大地烽烟四起。随着车战的流行，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战斗力也大大提高。这一历史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22） ”的记载，“方首铁 ”就是方形铁头的殳。《吕氏春秋．贵卒篇》也有关于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23）。春秋晚期，楚、蔡等国出现了兼有砸击和刺杀功能的有刃铜殳，这种殳在3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 部厚重，带有尖刺或饰以浮雕纹饰，可以砸击。一些殳在柄上的中前段还套装有第二个带刺的铜箍，是一种很有威力的车战兵器。从出土实物来看，殳的金属首多为青铜制，可分有尖锋的实战用“锐殳”和无尖锋的仪仗殳。曾侯乙墓共出土7件锐殳、14件晋殳。锐殳（器上铭文自称为“殳”）为前端似矛带刃、后端有刺球的青铜殳；晋殳（墓中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晋”）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 ，即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或藤皮，再在表面髹上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到3．4米，粗2．8至3厘米。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尖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的刃上皆铸制鸟篆书一行：“曾侯越之用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湖南省长沙市战国楚墓出土的殳首，像一个平顶的圆套筒。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殳首在圆套筒顶端呈三角锥状，长约10.5厘米，径2.3～3厘米，深8．9厘米，用以装长木柄。此种殳应为秦始皇卫队的仪仗兵器。以上两种殳都属于仪仗兵器类的晋殳。对于殳之名称的由来和殳实战作用，汉代刘熙的《释名》解释说：“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桎于车上使殊离也。（24）”这就是说，殳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今天考古学上东周墓葬的发掘证据表明，汉代刘熙的记载，是将礼仪用的“晋殳”误作先秦车战实用殳了，曾侯乙墓出土的实战用殳，不但有棱，而且有锋利无比的刃。从《释名》对殳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车战实用的锐殳已然不传。所以，殳的定义应为：殳，车战兵器，分为实战用“锐殳”和仪仗用“晋殳”两类。锐殳刃部较长，多为青铜制，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 部厚重，带有尖刺或饰以浮雕纹饰，可以砸击。一些殳在柄上的中前段还套装有第二个带刺的铜箍，晋殳（墓中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晋”）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 ，即以八棱形木杆为芯，每个棱面贴薄竹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或藤皮，再在表面髹上红漆或黑漆。杆通长3．29到3．4米，粗2．8至3厘米。
铍是古代的一种长兵器，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过去很多出土的铍兵曾被误作短剑。我国最早的古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著）这样解释铍的概念——“铍者，剑刀镡也（25）”。 铍的外形极似短剑，铍之锋和短剑相同，平脊两刃，铍身断面为六边形，形制极像短剑，长约30～35厘米，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一般在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在长柄上。后装长约3～3．5米的积竹柄或木柄，是一种极其锐利的刺杀兵器。从文献资料看，铍可能起源于殷周之际，盛行于战国秦汉。铍最早被称为“夷矛”，春秋战国时期名称又演变为镁、铍、钛等，东周时代的宋、吴、秦、赵、燕等国长铍盛行，应用很广。这种兵器古书记载颇多，但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无完整实物出土。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铜铍和矛的区别，除头的形制不同外，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銎）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铍的长柄末端装有铜镡，铍身还配有保护刃部的鞘。西汉时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铍亦改为铁制，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铍之（即长柄）有积竹、木柄两类。而铍也有扁茎铜铍和铜铍两种，铜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赵、楚等国。扁茎铜铍主要流行于秦国。
短兵：
短兵不需要安装木柄就可以使用。剑，《说文》：“剑，人所带兵也。（26）” 《释名-释兵》：“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27）”说明剑的功能是防身的。先秦时期，中国的兵器一般都用青铜铸造，实战用的都是铜兵器，特别是剑。数量庞大的出土实物证实，用青铜铸剑的历史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虽然铁器在西周晚期就已经问世了，但是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绝大部分仍然是青铜剑，可以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青铜剑一统天下。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实物，归纳分析其长度、外形特点、装饰图案、花纹特征，基本上可分为如下几个系统。
中原系统
历史上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原，包括河南、山东和山西、陕西等地区，汉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上述这些地区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剑，有着不同于殷商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流行的特征，学术界把这类剑定义为中原古剑。中原古剑始于西周，原始形状为为直身、扁茎、尖锋，茎与身之间无剑格，剑柄需要另外安装。春秋战国时期，这类剑开始发生变化，剑的结构日趋完美，逐渐形成圆首圆茎、茎上有时有箍（箍是为了便于在柄上缠裹丝绳，握持更舒适有利），茎与身之间有剑格、剑身直而中间起脊、剑身的断面为扁三角形、剑锋圆尖的标准是扬。这类剑的另一种式样则保持了西周时扁茎无格的特征，剑身前部有的还略微收细，剑脊有时出现二条或三条，剑身断面为扁平型或菱形，与这类剑一起往往还同时出土很多雕琢精美的玉制品，经研究和复原，全都是剑身和剑鞘上的装饰，这类用玉制部件作装饰的剑称为玉具剑，在汉代十分盛行。玉具剑大部分仍是青铜剑，少数是铁剑或铜柄铁剑。
北方系统：北方系统的青铜剑分布地区很广泛，在今南起河北，北至吉林， 东至朝鲜半岛，西至内蒙古和山西北部等地区都有属于这一类型的出土实物。这一系统的剑内部变化比较多，按照外型特征的差异比较区分，基本可以分成三大类型，每一大型之内又可分为几种或几个支型。
曲柄剑
剑身平直，中脊起棱，曲柄，柄上多数饰几何纹，柄首作羊、马等兽首型，兽首下部一般都有环，柄与剑身之间有时一侧，有时两侧都有凸出的小尖齿，以此作为剑格。这一型剑的实物很少，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的纹饰、器型推测，其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这种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剑，从以马、羊等动物头作装饰的特点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是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物品。
柳叶剑
以其剑身形如柳叶而得名，剑刃平直，中脊起棱，剑身断面呈扁长菱形，与曲柄剑相同，剑身、首、茎都是一次铸成。按剑首、茎的特征，柳叶剑又可分为两种支型。第一种剑剑身和茎之尖有两个尖角外撇的小齿，小齿连两测剑刃处都有缺口，剑茎扁平，有的中间有沟槽，茎首作鸟兽头、蘑菇、梳齿、三蛇纠结等形，茎上饰锯齿、圆点方格、动物、兽面、夔龙等花纹。茎上花纹以前两种为最多，后两种只出现在极少的剑上。第二种剑剑身和茎之间有较明显的向两侧凸出的剑格，格呈长方、椭圆、半月、鸟兽首等形，茎首作椭圆、双环、兽面等形。
曲刃剑
这类剑剑身较宽，剑刃弧曲，茎与身之间没有剑格，根据外形也可分为两种：一种近似柳叶剑，茎与身连为一体，一次铸成；另一种无剑茎，剑脊前长出一段用于安装木柄，木柄的柄首（即茎首）很宽大，与柄成T字型，柄首顶部挖有凹槽，凹槽内嵌有用石料、赤铁矿、磁铁矿、青铜等材料磨制铸造的，或用泥捏烧制的剑柄段加重器，又称“枕状物”或“枕状器”。这两种的剑身都有些像拉长的葫芦，有的在剑身中部向两侧突起尖角，有的全部是曲线。
北方系统
北方系统的青铜剑，无论年代早晚，器型尺寸都比较短小，剑身加剑茎一般在35厘米左右，短的只有25厘米，最长的也没有超过40厘米，在长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系统的剑。
巴蜀系统：今天的四川盆地，春秋战国时存在着巴、蜀两个奴隶制王国，流行于这一区域内的青铜剑即称为巴蜀剑。巴蜀剑都是扁茎无格，茎上一般有一至二个穿孔，便于安装木柄时钉钉之用。柄以两块木片夹在剑茎外，用小钉钉合后，外面缠以细绳并髹漆加固。剑身分为两种，一种较宽，中脊成圆柱形隆起，脊侧有的有较宽的血槽，剑身上大都铸有虎皮、半圆形、三瓣花等花纹和手心、花蒂、人头、虎、鸟等符号。另一种较窄、厚，表面无花纹、符号，也没有剑脊和血槽，这种剑有的是双剑，出土时两把插在同一个剑鞘内。巴蜀剑的剑柄都很长，有的剑出土时残存的剑柄就有16.5厘米，据考证最长的可达剑身长的二分之一，根据《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这种长柄剑不仅可以手握刺击，必要时还可以投掷杀敌。
西南夷系统
“西南夷”其名，取自《史记-西南夷列传》。战国至西汉中期，在今云南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是西南少数民族夜郎、且兰、滇、隽、昆明、邛都等民族的聚居地，汉帝国的统治者将其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剑根据外差异最显著的特征可分为三大类。
没有剑格的剑、一字型剑格的剑和剑身与剑茎之间有三叉型脊棱的剑。这三个支型的剑，剑茎与剑身都是一体铸成的，茎大部分为圆柱形，少数是扁茎，剑茎的造型千变万化，有的直接用动物和人的形象组成，在剑茎和和身上一般都雕刻有虎、豹、猴、蛇、蛙、花草、人兽相搏等典型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图案花纹。西南夷剑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铜柄铁剑，尺寸一般比铜剑长，剑首与中原古剑接近，在铜剑茎与铁剑身之间还有一段铜剑身，这段铜剑身有的做成尖齿状剑格，有的在两侧铸有乳钉和小圈，表面铸有花纹，其作用很可能是为了加固铁剑身与铜剑柄的衔接，所以长度有时超过了剑茎。
吴、越、楚铜剑
吴，越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制剑诸侯国，史籍记载两国曾大量生产过“扁之诸剑”和“步光之剑（28）”，这两种剑都因精良绝伦而闻名于世。越灭吴后，又为楚所灭，但是其铸剑的技术代代相传，影响十分广大。七十年代在浙江长兴、雉城、李家巷、吴山一带出土的吴越楚铜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二千余年，但依然光泽如新锋利无比，完全如史籍中所说的“锋锐锷利，以刺刺入，以击则断”。吴、越、楚铜剑按其外型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种剑在剑身、剑茎和剑格上都铸有花纹，剑格成方形或双耳形，有的接近于中原剑格，剑身有两种，一种从上至下直线收细，一种中部较宽，上部略窄。剑身中间有的起脊，有的脊变成了方棱，这一型剑与西南夷剑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二种剑外型与中原剑完全相同，但剑格装饰比较华丽，剑脊的两侧有血槽，或者是双脊；第三种剑具有西南夷剑的一字型剑格，这类剑外表朴素无任何装饰。
刀为边刃器，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兵器之一，原始人用它切、砍，划、刮，或割兽皮之用。殷商的铜刀就脱胎於原始的石刀，并出现了大型的战刀。周代所用的环首长刀，不仅汉代亦用，而且传至日本、朝鲜。汉代帝王公卿，均佩刀而不复佩剑，可见刀的使用源远流长。《说文》：“刀，兵
最早的武器是人们在最原始的狩猎活动中发明的，那时的武器主要用于对付猎物，只是到了后来才越来越多的服务于战争，当国家最终形成的时候，武器才由最初的生产工具中彻底脱离出来称为专门的战争工作，用于了专门的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在不断的战争中有的武器得到了改进和广泛使用，而有的武器在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切都取决于战争的实用性和制作成本的高低。
古代的武器 是在 长期的与自然界斗争中发明的 最开始应该是用来对付 危险的动物和狩猎的目标的。
最早是用来捕捉动物的
古代人如何使用他们的武器——希腊、罗马的兵器与其时代的关系
因为广西图书馆开馆几乎肯定延迟，我有关秦军的帖子只能相应延后；另一方面，我这几天有时间，所以打算灌点水。所以，就出现了你们面前的这篇帖子。
希腊时代的武器体系
关于古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武器和射击兵在古代为什么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作了说明。从这篇帖子开始，我尝试把它们作一个综合性的阐述。
迈锡尼文明被毁灭以后，多利亚人把铁兵器引进了希腊，但古代军事史的开端，则要从铜甲的发明算起。因为正是铜甲才使重装步兵的一出现，使多利亚时代的无防护步兵成为历史（兵无防护几乎是野蛮人军队的标志）。并且铜甲给希腊人一个军事上取得非凡成就的机会，这要从战场上军人的恐惧说起。
大凡军人所恐惧的，无非有两样：一是自己无法伤害敌人；二是自己无法抵御敌人的攻击。请记住这两个恐惧。而不能伤害敌人，则有三个原因：一是看不到敌人。在古代，没有隐形兵器，所以看不到敌人的情况，只是在双方机动性差距太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二是自己的武器不能够得着敌人，比如弓箭射程不如敌人远，因为长矛不够长，在自己刺到敌人之前就被刺中，也属于这一类；三是命中后，不能穿透敌人的防护用具。在古代，士气对胜负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武器的心理效果，对于其总体效能的评价，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铜甲出现的前8世纪，希腊人的生活天地是相当狭小的。那时，在地中海东岸，希腊人开始跟腓尼基人发生商业上的矛盾，但还不至于闹到要用武力解决；在希腊北面的野蛮民族还没有南下，而西面的海洋是非常平静的。这样，希腊人的武器主要使用在了同族的身上。而希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希腊人选择什么武器——殖民需要和方便的海运条件，使海军装备得到优先发展；狭小的地形不利于大范围的机动，骑兵和双马战车没有发挥威力的空间，这样在陆军装备方面，只有射击兵和步兵是可以竞争成为主力兵种的了。
那时，希腊的弓跟西亚大体类似，少数复合弓加上大量的合成弓和单体弓就构成了射击兵的主要装备。此外还有投石带和投枪。这些武器毫无疑问能够严重伤害没有防护用具或者防护用具很差的士兵。对他们来说，弓箭是很可怕的武器，因为在机动力相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弓箭，简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对抗弓箭兵，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防护装备较差的民族总是重视弓箭了。
治愈弓箭恐惧症的，是金属铠甲。除早期两河的情况不明外，埃及在新王国时代装备了铜制鱼鳞甲，之后在亚述帝国那里，开始普遍装备铁鱼鳞甲。因此也就不难了解亚述人的勇气的来源了，具有良好盔甲的亚述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不是有了这种东西就一定会成功，这点下面要讲到）。而希腊的情况有所不同，也许是出于对薄壳弧形硬质结构具有分散外力的良好作用的物理常识的了解，也许还因为对铁甲片的加工没有很好掌握，希腊人选择了整体式铜甲。希腊的青铜武器质量一直是很高的，早在宫殿时代的克里特，就会铸造长近一米的铜剑；在迈锡尼时代出现了由大甲板构成的铜甲，现在，他们又制造出了铜制铠甲的极品：整体式铜胸甲。这种铠甲的制作说起来并不复杂，铸出基本形状，然后锻打，之后进行热处理（青铜的淬火和退火）。但是要落到实处，那就太难了！希腊胸甲的厚度是很薄的，一般不超过2毫米，且为了穿着舒适和美观，以及无意识的对薄壳弧形结构的利用，一般做成模拟人体胸腹肌肉的形状，而头盔则非铸成人头形状不可，这样薄的甲胄，要铸造出来，对模具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且其锻打和热处理都要求非常高的技艺。这样看来，希腊只有数万重步兵不奇怪，奇怪的倒反是有这么多人可以穿着如此精致的铜甲！
因此必须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和经济做个了解。希腊跟其他国家的很大不同之处是各个城邦的政体，基本上是共和制和民主制。这两种制度下，工匠都是自由的，为自己劳动，并且具有政治权利（这是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情况）。显然的，他们比不自由的奴隶工匠和国家工匠（在古代，他们实际上是国家的奴隶）劳动积极性要强得多，生活要好得多，头脑也要灵活许多——自由人比之奴隶的长处之一。因此打造出优秀的产品是不足怪的。而且这样的工匠每个城邦都有很多，所以铜甲的装备也就是大量的了。
为了保护自己，除了头盔和胸甲、胫甲以外，希腊重步兵还装备有大圆盾。这些防具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效果：射击兵器在大多数场合，对于重装步兵已经没有显著效果了。从前8世纪开始，到前1世纪罗马铁甲的出现，希腊铜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野战中，无论对手如何“箭如雨下”，重步兵总是能够镇定自若的发起进攻。对于射击兵，由于他们的机动性较好（拜轻装所赐），追上他们是不可能的，但重步兵对付射击兵屡试不爽的主要战法是，对准其指挥中枢或阵型弱点，发起一次强力突击，如果对方没有坚定的重装兵作为战线中枢，通常这样的一击就足以将其毁灭。在马拉松、普拉提亚、甚至某种程度上在高加米拉，都是如此。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轻装兵的作用只是辅助重装兵作战，射击兵们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比如利用地势，才能够杀伤重装兵，而重装兵只要保持其密集队形，就可以安然通过威胁区，进入敌境大施蹂躏。希腊的平原都是很狭小的，不能承受敌人的破坏，因此在前8世纪到前5世纪末，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重装兵战斗成了唯一的交战模式。虽然一有机会，作战的希腊人都极力用各种谋略，比如夜战、迂回等等来战胜对手，但作战最终往往成为两个重步兵方阵之间猛烈的对冲。
然而并不是有了重甲就可以所向无敌。没有良好的训练，以及不可缺少的纪律和勇敢，铠甲也不能保证胜利。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宋朝，宋朝拥有如此完善的铠甲，但它的军队最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全军覆没。
希腊重步兵的威力来源于体力、勇气和装备的完美结合。希腊人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斯巴达等少数城邦例外）。作为重步兵主体的是自耕农，以及手工业者。他们的体力是较强的，但也只是具有农民的一般水准而已，由于其业余性质，训练也只有一般水准（但通过全民体育，希腊人的体能要强于独裁制国家的人民）。所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他们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是我必须大书特书的，说起来并不复杂，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人民会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一分子，为了它而全力战斗的，因此他们的勇气并不出自强迫命令或是严刑峻法，而是发自内心。而专制独裁国家的人民是君主的奴隶，无论有着什么好听的名目，君主必然忽视人民的疾苦——很简单，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是军队、父亲还是人民，并对这个来源保持敬畏。对于人民，独裁者都是轻视的，而出于保持权力的需要，他们必须钳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因此不难理解专制国家总喜欢管理一切），防止对君权构成挑战。对人民来说，国家是君主的国家，之所以要当兵，不是因为我要打仗，而是因为君主命令如此，不去就要倒大霉。即使用重罚和厚赏来激发军队的士气，这种士气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得到奖赏的，必然只是少数成功者，而大多数人注定要承受战争的全部苦难的，而少数独裁者，却可以安然的躲避苦难！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装备精良的独裁专制国家的军队，却在战争中表现很差。
而且，希腊城邦一般不大，土地最大的斯巴达不过8000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雅典也不过数十万人口（大致跟桂林差不多），居民的地域认同感很强，这就强化了公民兵之间的友情和荣誉感。所以，在看到希腊军事的成功时，要记住这并不全是装备的原因。
在攻击性武器方面，希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重步兵无非是一般长3米，可作为投枪使用的长矛，加上短剑。在攻击性武器的效果方面，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一种能够对铜甲构成有效的杀伤，所以站立着的希腊重步兵几乎是刀枪不入的。比较有效的武器是投枪，当使用投矛器的时候，投枪可以投出近百米（所谓投矛器，其实不过是结构非常简单的皮带加木块而已，但它的效果着实惊人），重步兵可以不在乎射来的箭支，但却无法不在乎投枪，没有人愿意设想自己被投枪击中的情景，即使用盾挡住了投枪，由于投枪的重量，一般也只好抛掉盾了。另一种战法是设法推倒重步兵，这个任务通常由长矛完成，在密集的方阵中，要躲开敌人的矛墙是很难的。被推倒的重步兵很容易被践踏而死，如果不死，一种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开始了，敌军用短剑奋力刺穿倒地战士的胸甲！考古发现中就有这样的实例。一般来说，短剑仅能这样刺穿胸甲，对站立着的战士，短剑只能通过设法砍刺伤害其裸露的手臂或大腿，造成大出血来杀死他。关于战斗中重装兵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这里有一个数据：胜方5％、败方15％，可见盔甲对士兵的保护作用。
希腊人之间的战斗，并不会使希腊城邦成为军事强国。要证明一个民族的军事才干，民族间的战争是最好的实验。从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就开始逐渐向外殖民。他们开始遭遇异族，不过在殖民运动中，希腊人所遇到的基本上都是些武器很差的蛮族——由于西方已经普及铁兵器，这里的装备差，主要是指防护用具而言，尽管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同样具有很高的勇气，但在总体素质方面，他们是无法跟希腊人相比的。因此土著人的抵抗一般是很容易的就被排除了。比较值得一记的是在黑海北岸，寻求产粮区的希腊人遇到了精于骑射的斯基泰人，也就遇到了后者的角弓。不过在我印象中，斯基泰人跟希腊人居然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斯基泰人既然敢于劫掠亚洲，没有不试探一下近在眼前的希腊殖民地的道理，但确实找不到纪录，因此在这里不能比较斯基泰人战术跟希腊战术。我猜，斯基泰人是试探过的希腊殖民地的，只是感觉太过“坚硬”，以后再也没有重来。对于希腊人来说，斯基泰人的军事价值，只是用来做警察而已。
真正巨大的危险，终于于前5世纪初来临。波斯帝国决定征服希腊，由于掌握了整个西亚，波斯的国力远远强于希腊各城邦的总和，而西亚两千多年政治斗争培养出来的波斯战略，明显比内斗不休的希腊人高明。就武器方面来说，波斯也是理应至少跟希腊相等的，而军队的人数更是大大超过希腊。希腊只能奋力苦斗了。
然而战争的结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希腊不仅击败了波斯，而且伤亡大大小于波斯，而且不仅是在保卫希腊的时候取得了成功，在小亚细亚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战争胜利的原因，史学家早有公论，现在仅就有关武器的问题说一说。
波斯帝国的武力基础是骑射，这跟重视重步兵的希腊截然不同。在西亚，骑射有其实用性，然而在多山、平原狭小的希腊，骑兵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机动性，却发挥不出来。这样，实际上波斯军只好按照希腊人熟悉的方式作战。而在作战中，正如希罗多德所写的那样，波斯的弓箭无法有效伤害希腊重步兵，而他们的矛又不如希腊矛那么长，海上的战舰也不如希腊人的有效。一句话，波斯武器的表现明显比希腊武器差。以波斯的科技水平，其武器发挥的效能，似乎不应该如历史上表现的这样糟糕，那么波斯武器效能低劣的原因何在呢？
问题的症结，可以归咎到波斯的“国情”上来。本来，西亚是复合弓、铁兵器、铁甲、鱼鳞甲、弯刀、骑兵、攻城武器等古代兵器的故乡，加之国库充盈、交通方便，如果工匠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波斯武器是完全不会落伍的。然而，波斯以一个小游牧民族出身，统治如此之多的民族，不得不心惊胆寒的处处小心设防。如果那些被统治民族拥有了精良的武器，或者被训练成强兵劲旅，万一有“非常之谋”，那还了得？无论波斯的统治怎么宽容，在军事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的。因此不难理解，在庞大的波斯军队中，只有波斯人拥有良好的防具，而其他民族大多数没有好的防具，有的甚至连稍好的攻击武器都没有，比如最早普及铁兵器的亚述人，在波斯军队中居然只有铜兵器！同样的，由于训练有素的和勇敢的异族军队对波斯人的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所以他们注定只能被设计为一群乌合之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斯军队只能靠数量取胜，尽管庞大的军队在指挥和补给上都存在很大问题，但跟可能危害本民族的劲旅相比，这样的军队才是最“安全”的。而当各民族在军事上的积极性被压制下去以后，单靠文化落后、人数又很少的波斯人，已经不可能发展出什么有效的武器体系了。这就是波斯武器的表现远远逊色于希腊的原因，同样的，尽管波斯军人数众多，但可用之兵不过是少数波斯人，比之人人勇敢的希腊军队，实际上在数量方面反而居于劣势！
波斯军队在武器使用方面有两个亮点：一是弓箭的大量使用。尽管对希腊重步兵来说，波斯的箭雨没什么可怕，但这种从远处攻击的骇人场面，毕竟能够引起希腊人的震撼和思考。说点题外话，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认为波斯军在普拉提亚战斗中，将步兵塞在弓箭兵后面，是一种错误，因为它阻碍了波斯弓箭兵的机动。对此我的看法是，这在战术上有商量的余地，不过也是古代战斗的一般样式，利用弓箭兵作为“火力准备”的打击力量，而把步兵列在弓箭兵后面，准备突击。统帅是很难突破一直以来的习惯的。二是骑兵。波斯以骑射起家，这方面当然远远强于希腊。波斯骑兵的运用给希腊人很深的印象，最主要的，是其机动性给战争带来的影响，令希腊人得到了很多启发。
希腊给与波斯的启示，则是坚固铠甲的重要性。在战争所有的恐惧中，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伤害不了敌人，因为即使对手武器的威力再怎么大，只要我方能够杀伤他们，至少还可以做到玉石俱焚，但如果不能杀伤敌人，那么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在90年代的《独立日》中，我们又看到了这种植根于人类内心的恐惧），铜甲使希腊人有恃无恐，而他们面前的波斯人的恐惧，却无从掩饰。
希波战争是希腊重步兵最辉煌的时代。
马其顿武器体系
希波战争令希腊人大开眼界。战后，希腊世界的武器体系出现了若干变化。最突出的是轻装兵的复兴。波斯军事智慧和希腊经验相结合，产生了盾兵这样的新式格斗兵种，这种步兵是雅典将军埃菲克拉特斯在公元前三九二年首创的，他们穿着皮甲或亚麻甲或者少见些的棉甲，使用剑和盾牌。在多山的地区，如果使用得当，如突袭敌军的侧翼，他们通过格斗，是可以给重步兵方阵构成重大威胁的（前面已经说过，重步兵方阵是不灵活的）。在射击兵方面，希腊人的运用技巧也有所提高，这种提高突出的表现在叙拉古打败雅典的最后战斗中，叙拉古骑兵突来突去的战术，让我联想起西亚的骑射，不过叙拉古骑射手以投枪为主要武器——这里要说明一下，由于投枪的心理威慑力和在近距离上的杀伤效果超过弓箭，所以在古代，投枪是骑射手很喜欢的一种装备，包括蒙古人也是如此。
希腊轻装兵的复兴，跟重步兵的衰落有关。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公民社会逐渐瓦解，自由手工业者渐渐被奴隶劳动排挤（奴隶劳动的成效不能跟自由手工业者相比，但成本很低，因此在商业中具有优势）、自耕农因为土地兼并而不断减少，贫富矛盾激增。因而公民重步兵的数量和质量，也逐渐下滑，这就相对的提升了轻装兵的地位。
除了轻装兵的复兴，在射击武器方面的成就是前399年在叙拉古发明了俗称腹弓的希腊弩。这种弩射程非常远，是一种可怕的武器，韦格蒂乌斯称之为“蝎子弩”，它在整个古代一直使用，但因为制作复杂（这点从它的外形图就可以看出）、最主要的是由于它仍然无法有效对付重装兵，而在对付轻装兵方面，又不如射速更快的弓箭，因此装备量不大，且主要用于攻守城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武器必须服从于它的环境。
重型武器的最大发展是重型投射兵器的出现。希腊最初的投石机大概是从西亚引进的，在雅典围攻叙拉古时第一次使用。重型武器使攻守城池的斗争天平移向了攻城方一边，只有最坚固的城池才能承受投石机的打击，且如果没有对应的守城武器，守城军队的恐惧将无法掩饰。重型投射兵器的出现和其他攻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给予军队迅速攻破城市的可能性，只要使用大量攻城武器，就可以把原来视为畏途的攻城战，变成轻松的战斗。
新型兵器和使用它们的新兵种的出现，以及旧兵器使用方法上的进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马其顿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希腊和西亚武器的精华的结果。作为马其顿军队中坚的，依然是重步兵，他们将重步兵的密集方阵和突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马其顿长矛长达4米以上（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所以敌方的绝大多数长兵器都不能抢在马其顿重步兵之前刺中他们，无论在实际效用上还是在心理效果上，这种长矛都是非常有效的。但为了把突击的威力发挥到最大，马其顿重步兵也付出了代价，首先，为了双手持矛，他们的圆盾直径从近一米减少到了60厘米，这就削弱了盾的防护力；其次，为了保证机动性，有的重步兵穿着皮甲，这就进一步的削弱了防护力。其实，马其顿重步兵的武备，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在广大的亚细亚战场上驰骋而准备的。
重步兵方阵有其笨拙性，因此在方阵两翼，以轻装兵作为机动的“铰链”（富勒语），这种轻装兵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盾兵，在亚洲的战争中，如阿格瑞安部队这样的轻装兵，发挥了很大作用。射击兵的装备没有大的变化，主要的进步是装备了希腊弩，通过招募精于射击的外民族兵员，射击技术得到了提高。而重型武器的装备则取得了很大成就，T·N·杜普伊将之称为野战炮兵的鼻祖，这些“野战炮兵”由轻便的投石机和弩炮武装起来。
马其顿军队跟希腊军队最大的区别在于重视骑兵，说到这里，我再次感到奇怪，因为马其顿军队的武备和编制，看上去都是为了远征亚洲而准备的，而跟希腊附近地区的实际需要大相径庭（这点可以从后来安提柯王国装备的变化看出）。马其顿骑兵有两种，一是使用投枪的希腊轻骑兵，二是使用长矛的伴侣骑兵，也就是重骑兵，他们发挥突击作用，由于马镫发明之前在马上使用长兵器需要高度的技巧，所以他们的人数受到限制，大约只有1800骑。
在兵器方面，马其顿重步兵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那长长的矛，但也不必太过于夸张其长度，实际上亚历山大时代的长矛，折合公制长度不过是4．2米，跟后来瑞士长矛兵类似。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惊人的长度，是后来希腊化国家逐渐达到的。在突出了长矛之后，重步兵只留下了很短的短剑，只能用于防身而已；而盾兵顾名思义，是以盾作为重要防御手段的，这些圆盾跟原先希腊重步兵的圆盾外形相仿，而盾兵的短剑比重步兵的长，便于肉搏——在这点上，马其顿盾兵可以理解为不带投枪的罗马军团兵；在重骑兵和部分重步兵的防护装备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马其顿引入了西亚的鱼鳞甲，这种铠甲是铁制的，而且跟铜胸甲相比，比较便于活动；轻骑兵的主要武器是投枪，它的功用我已经作了说明。
有了这些武器和兵种，加上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公民兵制以及腓力对军事训练的重视，，马其顿军队成为那个时代装备最好、训练最精、士气最高涨的军队。从武器体系上讲，马其顿军队的最大长处是将强大的突击力和惊人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它是一个几乎无懈可击而又凶险万分的整体，而如果分开来，各部分依然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史学家对马其顿军队都是赞不绝口，杜普伊甚至说若在腓力或亚历山大的指挥下，它或许可以战胜冷兵器时代任何军队，当然这有所夸张，马其顿军队毕竟是一支步兵时代的军队，不能超越它的历史。
马其顿军队武器体系的一般使用，可以通过下面一个理想的典型战斗来加以说明。
首先，在布阵时，以重步兵方阵为中坚，两翼配置盾兵，再往左，配置轻骑兵，最右翼则是伴侣骑兵。开战后，射击兵在重步兵前面展开，遮蔽主力队形。重步兵方阵稳步推进。盾兵在两翼跟进，步兵的总队形类似汉字的“八”字，而左翼轻骑兵迅速迂回敌阵右翼，将之搅乱。右翼重骑兵迂回敌阵左翼，如果条件有利，则向敌军左翼暴露出来的侧面发起坚决突击，如果敌方有所准备，则仅只攻击敌方较脆弱的轻装兵，待重步兵与敌交战之后，再配合一起发动总进攻。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真实的战斗则不会如此顺利，下面拿几个著名的战斗来进一步说明马其顿武器体系的用法。
在喀罗尼亚战斗中，马其顿军队遇到的是希腊联军。虽然马其顿各种武器和兵种，除了重装骑兵，几乎都是希腊人的创造，但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重步兵对决。但随着公民社会的瓦解，以雇佣兵为主体的希腊军队早就没有了原先的勇气，结果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依靠重步兵方阵的希腊军队抵挡不住诸兵种结合的高度灵活的马其顿军队，最后遭到大败。在这一战中，因为马其顿长矛的长度，希腊重步兵不能够像原来一样进行有效的突击和推进，而希腊轻装兵的训练本来就不如重装兵，骑兵更是微不足道。从武器的使用上说，马其顿对希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灵活的多兵种配合体制战胜了笨重的重步兵体制。
马其顿进行的最巨大的战争，是对波斯的征服，这场战争也很好的表现了当时西亚武器体系对于欧洲武器体制的劣势。
波斯帝国这时已经高度腐烂。尽管在希波战争败北之后，波斯人痛定思痛，对自己的武器进行了若干改进，但武器的改进远没有政治的腐朽快。而且，波斯以小民族统治庞大地区的死结，完全无法解开，因此我前面分析过的波斯武器装备体制的弱点，也完全没有克服。波斯统治者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外族雇佣军。当然的，这些雇佣军不能威胁波斯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波斯人也是很欢迎精兵的。因此不难理解，在对马其顿的战争中，起最大作用的是招募自波斯领域外的希腊雇佣军，因为这些军队不是来自波斯统治区，当然也就不会有养虎为患——民族起义——的风险，波斯人会全力支持他们把自己锻炼为精兵——至少也是很宽容的对待他们。然而，因为根子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波斯军队装备的总体水平，仍然是不能跟马其顿相比。而且由于政治的腐朽和国家初起时锐气的失去，可以说波斯对希腊的劣势，比希波战争时候更加大了。
尽管如此，波斯军队依然是必须全力应对的强敌，首先，他们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如果说在狭小的希腊庞大军队不能充分发挥威力的话，那么在西亚的平原上，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其次，波斯毕竟是一个庞大帝国，吸收了西亚两千多年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在遇到亡国危险的时候，会把这些谋略全部使出来；最后，在武器及其使用方面，波斯军队中有若干长处，是马其顿所不及的。这些优势我在下面要讲到。
在欧洲人眼里，斯基泰人是以骑射见长的。波斯人把他们招募过来以后，斯基泰角弓就成为了马其顿人必须好好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后来在中亚，斯基泰的骑射确实曾对马其顿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况且，斯基泰人过着纯朴的生活，在勇气和马术的娴熟上，也是值得重视的。跟其它游牧民族一样，斯基泰人习惯于在敌人武器的射程之外跑马射箭，而不进行肉搏战。对于不够灵活的军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而另一种值得重视的兵种，虽然在抵御马其顿的战争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但在未来，它的后代将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终结了欧洲古代军事史——在波斯军队以及招募来的斯基泰人中，出现了人马都披甲的骑兵。不过，所谓马的防具，一般只是铁制的护脖和护胸，并不像后来的具装铁骑一样保护马匹全身。但这种防护已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使马匹的前部不受敌兵器的伤害，从而使它们在冲锋中可以具有更大的存活率，使冲击力大大加强。
从武器和兵种配置来说，波斯跟马其顿一样是应有尽有了。跟对付希腊人的时候不同，亚历山大不再具有武器体系的灵活性这种优势。因此在对波斯的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其顿公民兵的勇敢和训练，和亚历山大对自己军队的熟悉和天才式的运用，以及最重要的——政治。这里要讲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从前的学者认为马其顿重骑兵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实际上，波斯骑兵和斯基泰的重骑也具有同样的能力，所以这算不上一个重要的优势。如果一定要在武器上找一个优势的话，那么我认为马其顿长矛是唯一明显优于波斯的武器。 在波斯对马其顿的战斗中，出现了两种笑料兵器：驷马战车和战象。驷马战车大概是波斯从中国引进的产物（因为世界上最早的驷马战车出自中国，而波斯在崛起的时候是不使用战车的），只是对它进行了一个改进：在车毂外加装刀片，这样，就可以杀伤一路上遇到的步兵和骑兵，把驷马战车的突击作用发挥到极致。但驷马战车的根本性的缺点：笨重不灵活则无法改变。因此马其顿军队很容易的就消灭了它：首先是弓箭的射击，然后，步兵让开道路，使它们进入战线后方，由那里的轻步兵和轻骑兵加以消灭，结果是马其顿军队“没有任何损失”。而战象同演的没有任何大作用，也许是用弓箭就可以把它们消灭了。
在毁灭波斯帝国之后不久，马其顿跟斯基泰人再次交手。在中亚的战斗是比较典型的对付游牧民族的战例。塔内河之战是成功的例子，在亚历山大的亲自指挥下，马其顿军队用弩炮、骑兵和轻步兵配合打败了斯基泰人。很明显，文明国家的军队只要纪律严明，在战斗中找准地方的要害，一击之下，纪律不严的游牧民族军队就会溃败。弩炮尤其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心理震撼（其实，古代的弩炮射速、准确度都很有限，在野战中，实战价
答：诸葛亮平定南方之后，决定挥师北上，完成刘备兴复汉室的遗愿。通往北方的地形极其艰难，山多河多。爬山还好，关键是渡河：士兵们每次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搭桥。诸葛亮也为此苦恼。一日，他联想到古人如何造镰钩，从而发明出了搭桥枪。十、地雷 文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
答：其实原因很奇葩。赵匡胤在学武期间遇到了一名神秘的人，最后成为了他的师傅。他师傅赠送了他一个武器，名字叫做齐眉棍。在一次战役中，与刘定国大战时。赵匡胤的棍子被他劈成两半，由于这个武器是由他的师傅赠送给他的，赵匡胤十分的伤心。于是，他听到了别人的想法。他就来到了陈记铁匠铺，他让铁匠把一...
答：古代没有精密的条件，研制出的火器也只是粗制滥造的版本，当时的人们从自然材料中用初级的手法提取材料制造成火药，打仗时把火药球手动放进火枪筒中射出击杀敌人。虽然手法粗糙，但在冷兵器的天下里火器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武器，何况提纯度和稳定度这两个重要因素到现代也同样适用。现代研究的核弹，导弹，...
答：所以青铜兵器一经出现，便得到迅速发展。最著名的青铜兵器是战国时期出现的干将、莫邪、巨阙、纯钧等名剑，直到后世还被人赞不绝口，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青铜技术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从战国后期至秦汉这段时间，中国开始使用铁兵器。在这期间，冶铁技术方面还有过三项杰出的发明:生铁冶铸技术、冶铸中碳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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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金属兵器的第一个重大进展是青铜的开发。这种铜和锡的合金，可以用来制造劈砍兵器、尖利的矛和箭。虽说青铜技术在古代的传播并不均衡，但青铜技术流传到哪里，哪里的战争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后来，对青铜的需求拉动了整个古代世界贸易的增长，以及对青铜制造原料的争夺。只有随着高效冶铁技术的发明，青铜时代才...
答：1.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于公元七世纪，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明的。2.火药发明后，第一被古代军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药武器，用于战争。3. 火药的发明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对军事武器的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许多惨剧。4.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5.人类最早使用...
答：这是一个从铁矿石炼成生铁水，再炒出钢，最后锻造成优质兵器的全过程。炒钢的发明，是炼钢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在欧洲，炒钢始于18世纪的英国，比中国要晚1600多年。在三国时期，炒钢还是一种新技术，大多数的冶铁匠还没有掌握它。从《诸葛亮别传》关于蒲元在斜谷口为诸葛亮铸刀，“镕金造器，特...
答：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周易》就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相传是由约公元前3000年的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周公作爻(YAO)辞，并经过孔丘修订而成为《易经》。当代的电子计算机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二进制。二进制是谁发明的？《周易》中的“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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