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为何多高官?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1
明代为何重视边防?

明代,朱元璋的灭元战争,仅以收复元大都(今北京市)、元帝退回蒙古而宣告结束。但元朝的势力并未肃清,北元持续了相当时间,以后蒙古族的瓦剌部和鞑靼部又相继崛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边疆。到明末,后金又在东北兴起,而且发展迅猛,所以明一代对于北部边防一直极为重视。

因为统治阶层南方人比较多。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就是一个南方人,所以他当时建立政权的时候,我跟随他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南方人,所以建国之后他们拥有了权力,后来在选拔新人的时候肯定会比较偏向于南方人,而且当时的首都也是后几代才转移到北京去的之前都是在南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考上的南方人会更多。
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教育会比较好。这就又关系到了地区经济的问题。
当时南方的经济比北方发达。而且在宋朝的时候,江西这个地方的人口就是最多的,在古代人口就是发展里有这么多人,他的经济也不会太差,而经济发展起来了读书人也就会相应的变多了,虽然江西的经济并不如江南,但还是处于第二位的,而且江西很有名的就是他的陶瓷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江西的有什么城市,但是说到景德镇你肯定就知道。
把那里的富商积攒了足够的金钱之后就会想更换自己的阶层,而最方便的当然就是读书考科举。

商人明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所以鼓励读书。在明朝的时候,南方比较兴盛工商业,而且大家都很推崇读书,因为在当时做商人是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但是如果你考上科举当了官那就不一样了。于是在经商之后,父母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并且会在各方面帮助他们,这也让他们在考上科举多了一些成功率。
再加上当时的很多官员也都是江西人,而他们都很喜欢抱团,如果你是他的老乡,他肯定会从中选择你,而不是另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这也是跟当时明朝很喜欢勾结党派有关的不止,文臣里面喜欢组成党派,就连那些太监也喜欢自己组成各种党派,而抱团之后他们就会选择自己一方的人,让他们通过科举的选拔。

兰陵笑笑生对江西官员颇无好感,笔下的一股怨气扑面而来,让人猜测作者肯定吃过江西人的亏,所以要形诸笔墨发泄发泄。
江西官员如何不堪冯梦龙我们来看看《金瓶梅》中是怎么描述江西人的。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府中接待蔡御史、宋巡按,这个蔡御史刚点了两淮巡盐御史,是西门庆搞盐业贩卖需要巴结的官儿;宋巡按的官职全称是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相当于山东省纪委书记,西门庆要想在官场大有所为,更是巴结须臾不可离。上次西门庆收受苗青贿赂一千两银子,就是被当时的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弹劾,西门庆急忙到蔡京处送礼才化险为夷的。所以,西门庆此次安排下酒宴、歌舞戏文,费了足有千两金银。这个宋巡按字乔年,号松原,受蔡京指使暗中陷害曾孝序,使其先被降级使用,后又被罢官流放岭南,可见不是什么好鸟。这宋巡按在西门府坐了没多大会儿,就起身要走。蔡御史和西门庆都再三挽留,宋巡按只说是还要到察院去处理公事,还是走了。临走,西门庆把一桌酒席和金银餐具打包送给了宋巡按。
蔡御史来时还送了个见面礼:两端湖绸,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而这个宋巡按全没有这些礼数,只递上一单拜帖。在《金瓶梅》里众多与西门庆交往的官员中,像宋巡按这么抠门的,这也是惟一的一个。书中先是说宋巡按是“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后面西门庆对其行为不解,问蔡御史“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蹊跷”。蔡御史解释道:“他虽则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蹊跷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好像是有点偏袒他,说他虽然是江西人,但还不像其他江西人那样,只是初次相会,有些装模作样、端端架子罢了。
别看这个宋松原貌似清廉,但在第七十四回中,在宴席上他看到西门府中的一座八仙捧寿的鎏金鼎,夸奖不已,说曾写信叫当地官员捎来一只,送给当朝蔡太师,一直尚未送到。这西门庆岂是吃干饭的?这不是上峰暗示看中你这座鎏金鼎了吗?于是,西门庆下来就悄悄差人把八仙鼎送到了察院中。接着西门庆把荆督监(收了人家二百两银子)和吴大舅升职一事提了出来,宋巡按满口答应。宴请侯巡抚诺大一酒席,宋巡按与手下只拿出十二两银子分资(份子),当然吃的就是你大户西门庆了。于是这一出各得其所的权钱交易就悄悄地做成了。
明代江西多高官
自明太祖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明代历任首辅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历任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因为权倾一时,自然得罪人也不会少。
再看看内阁中的历届阁臣分布。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说明江西人在官员里人数多,影响大。
再从明代的官员储备库——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苏十八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这就很容易看出些问题了。江西人在内阁中人数多、势力大,再加上嘉靖朝出了个权倾一时首辅严嵩,仗势欺人,官声不好,也就难免有人侧目了。
同乡在朝好办事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
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演绎了一段纷争,其中人物的身份颇具意味,实际上代表了民间的共识: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可见两省的旗鼓相当。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但也有很多官员因此对江西人怀有成见,比如张居正就不大喜欢江西人,所以时任礼部尚书的张四维看准张居正的这一点,就把当年应考的江西举子汤显祖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尽管他的试卷花团锦簇,但颇有些恃才傲物,谁知政治歧见竟使得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
王世贞与江西人的恩怨
那么对兰陵笑笑生来说,必有更加直接的原因才会使他对江西人怀有不可释怀的黑暗印象。这又使我们想起那个关于王世贞与《金瓶梅》的传说,那个与江西人严嵩有关的传说。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有一段这样的传说: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嘉靖帝处死的王忬。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其权势昌炽时,颇好书画古董雅事。时任蓟辽总督的王忬家藏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就向王忬强索。时严嵩为首辅,其子严世蕃为工部左侍郎,谁人得罪得起。王忬于是“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图卷中“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事情败露后,严嵩父子对其怀恨在心。此时恰因王忬以“滦河之变”戍边不力,嘉靖帝大怒,遂将王忬下狱,严嵩于是上奏本将其害死。“世贞与世懋日匍伏嵩门,涕泣请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请救。诸贵人畏嵩,终不敢言”(《明史》卷二七八《王世贞传》)。
正史不载《清明上河图》事,但王忬之死确与严嵩有关。为宣泄心中怨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严嵩口诛笔伐,严嵩从此落下奸臣的声名。
另外,严嵩还利用收复河套之事,谋害曾经举任过他的前任首辅夏言,先是夺去夏言官衔,后向嘉靖帝进谗言,把夏言推至西市斩首。这就是世传严嵩这个江西人干的坏事。不过近年来历史学界颇有些为严嵩翻案的势头,比如曹国庆先生就认为严、王之争和严、夏之争均为嘉靖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动阁臣之间争斗的权谋,严嵩总体大德不亏。“嘉靖时的阁臣中,张璁三进三出,费宏、桂萼二进二出,杨一清、李时、方献夫、翟銮、顾鼎臣由首辅退居次辅,俱被世宗玩弄于股掌之间”(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
明季首辅任期最长者是杨士奇,二十一年;此外就是严嵩了,十五年。在《明史》中严嵩是入了《奸臣传》的。清朝修《明史》写严嵩传时多吸收了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说严嵩的升迁,多为“私之”、“臾之”、“躐得之”而得: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总之是朝中有人(同乡)好办事。王世贞恨透了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江西奸党,因而也捎带着恨上了其他江西人。严嵩倒台没多久,一部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的八幕剧《鸣凤记》便流传开来,其后王世贞又有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问世,骂这父子二人是“朱蛇”、“贪狼”。
而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关系,据《寒花盦随笔》载:“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后又说世贞以毒药粘于纸角,诱使严世蕃的走卒唐顺之日夜观赏以指沾唾液翻书中毒而死,情节颇荒诞离奇。
但诞生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既以蔡京影射严嵩,那这个作者必是与严嵩有深仇大恨之人。既然吴晗先生已撰文否定了王世贞家中曾藏过《清明上河图》,因而也否定了《金瓶梅》是王世贞所作,那么它的作者我们也必须从与严嵩有大仇者中间来找。

有明一代,共先后设立过53位首辅,其中江西籍的首辅就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

是什么导致江西人在明朝高官众多呢?原来,江西是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红土地,这里的人们很崇尚读书,热衷于赶考。这种现象可以从明代的进士榜中不难看出端倪。据资料统计,江西进士竟多达3148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这在全国也是奇迹。

也许正是由于考中进士的人数众多,导致了能够上状元榜的,江西人也始终排在前列。明朝所有状元,江西是19人,与浙江并列第一;江苏18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其余的都在一位数。

按照明朝用人机制,很多高官都是直接从科考中选拔,故而江西籍高官较多,就是不奇怪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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