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是雍正的宠臣,为何乾隆登基后他遭到了全盘否定?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14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在清朝时期的名臣田文镜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雍正朝时期的田文镜,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器重,其在官场也是平步青云,短短数年时间里就从一介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跃升为雍正为其专设的河南山东总督,并且还被抬旗进了汉军正黄旗,而在他去世之后更是被雍正下旨安葬在了自己的泰陵之旁,可谓是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耀。
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田文镜也随即遭到了全盘否定。乾隆不仅对其大加批判,甚至还命人将其陵墓拆毁,田文镜也就此在乾隆朝时期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田文镜,绝对是雍正最为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被誉为雍正朝时期的“三大封疆大吏”,这三人为官清廉、办事认真、政绩卓著,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推崇。
实际上,雍正之所以会将这三人作为地方官员的“标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入仕方式。
田文镜,监生出身,是靠着祖上的功绩入仕为官的;李卫,并不是《雍正王朝》中所演绎的小叫花子形象,恰恰相反的是,李卫的家境是相当的富足,并且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仕途;而鄂尔泰则是正儿八经的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后,才得以入朝为官的。
所以,这三人在被雍正委以重任、推崇备至的同时,也得到了雍正极力的维护和偏袒。
其实,康熙朝时期的田文镜,其仕途并不顺利。
田文镜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被任命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后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田文镜一直在官场摸爬滚打,但其所担任的官职并不高,最高的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地方知州以及吏部员外郎。直到康熙朝晚年的时候,他才被调回北京,担任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
然而,伴随着康熙皇帝的去世,雍正皇帝的登基,时年已经61岁的田文镜也突然走起了“官运”。
雍正元年(1723年),田文镜奉命前往祭奠华山。
此时的山西及周边省份爆发了严重自然灾害,可此时的山西巡抚却对此隐瞒不报,更没有向朝廷申请救济,致使山西全境饿殍遍野,饥民遍地。于是,路过山西的田文镜将此事如实汇报给了雍正,令雍正皇帝大惊,马上将命其署理山西布政使事务,负责山西的赈灾工作。
而田文镜的表现可以说是不负众望,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就将灾情控制,并且在此期间,还积极彻查山西地方民生治理的问题,有效的处理了诸多弊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对于此,雍正给予了田文镜极高的评价: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随即,雍正将田文镜正式升任河南布政使,几个月后,又直接升其为河南巡抚。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田文镜就从一介京城之中不入流的“闲散官员”,跃升至掌管一省政务的封疆大吏,这样的升迁速度简直如同坐上了直升飞机一般。
此后的田文镜也没有辜负雍正的信任,在任河南巡抚期间,田文镜兢兢业业的帮助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等一系列“新政”,让雍正对其是刮目相看。
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被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更是将田文镜全家从汉军正蓝旗直接抬入到了抬入汉军正黄旗。随后又在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为其专门设立了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且将其确立为朝臣中的模范,此时的田文镜可谓是风光无限。
雍正十年(1732年),田文镜以72岁的高龄逝世。雍正为其上谥号为“端肃”,并特命在河南为其设立专祠,更为重要的是,雍正亲自下旨,在泰陵附近赐予田文镜一片土地景气厚葬,还为其修建了陵寝。
所谓“无功不受禄”,田文镜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乾隆看来,田文镜的功绩远不至于能与自己的父亲雍正同葬一处,根本不配享受如此殊荣。更为重要的是,田文镜在任期间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仅乾隆皇帝对此始终是颇有微词,朝中和地方的官员们更是在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愤恨不止,这也最终导致了田文镜在乾隆朝时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田文镜官运亨通的背后,却是在不断的“树敌”。
雍正对于田文镜是绝对的信任和器重,并且将其树立为官员们的典范加以推崇,甚至雍正还为其写下了这样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然而,在官员们的眼中,田文镜却是不折不扣的“酷吏”,对其是极为反感和厌恶。
首先,就是田文镜在河南灾荒之中的“瞒报”,使其饱受争议。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第二年、即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专门降旨田文镜汇报河南灾情状况,并询问他是否需要朝廷减免河南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并提供救济。
可在给雍正的回复中,田文镜竟然说:
“士民踊跃输将,所有特恩免之钱粮, 请仍照额完兑。”
按照他的意思是,河南人民完全没有受到灾患影响,不用国家任何优惠政策,依旧足额缴纳钱粮赋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时的河南已然是饥民如潮、民不聊生,惨状较之雍正初年的山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那一次田文镜选择是“如实汇报”。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一方面是田文镜此时年过古稀,力不从心,缺乏对于手下官员的管束,不经核查便对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便是田文镜自己沽名钓誉,太在乎自己的名声和政绩了。
而更加“荒唐”的是,田文镜为了不让卖儿卖女的情况出现在他的治下,竟然下令灾区严禁此行为,以至于不少饥民丧失了最后的求生希望,并且原本有机会获得好人家抚养机会的这些灾民子女,现在也只能活活饿死,使得整个河南地区是民怨沸腾。
其次,便是田文镜与李绂之间爆发的那场“田李争斗事件”,让田文镜彻底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
田文镜虽然推行雍正“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颇有成效,但这却是建立在使用重典和酷刑之上的,并且他对举人、进士这样科举出身的官员更是横加指责,稍有不从便上疏弹劾,甚至还纵容手下鲁莽行事,使得整个河南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是苦不堪言。
作为当世之大儒,公认的“读书人领袖”,李绂对田文镜如此行事也是极为不满,于是他向雍正皇帝上疏弹劾田文镜:
“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
得知此事后,田文镜也上疏弹劾李绂,两人弄得是不可开交。
起初,雍正还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双方能够和解,就此罢休。不料,包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内的一众官员也上疏弹劾田文镜,使得田文镜逐渐处于了“劣势”。而这个时候的雍正,却打着“清理朋党”的旗号,全力支持田文镜。
最终,雍正下旨将李绂、谢济世等人罢官,而对于田文镜,雍正除了教育他要看管好属下之外,再无其他处罚,甚至还对田文镜进行了安抚: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系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对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
而这也使得田文镜就此成为了全天下读书人的“公敌”。
乾隆皇帝登基后,随即对田文镜展开了“清算”。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登上了皇位。
对于乾隆来说,他始终是非常“看不上”田文镜的。
一来,田文镜本就是监生出身,再加上他对于读书人的不敬行为,使得饱读诗书、向来倡导尊师重道的乾隆对其是深恶痛绝。
二来,自雍正朝时期开始,朝中以及地方各级官员,对于田文镜的批判之声已然是不绝于耳,乾隆本人对他也确实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三来,当初与雍正关系密切,并且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怡亲王胤祥,都要用“吞土授陵”的方式,表明自己“不配”葬入雍正的泰陵之旁,而如今田文镜竟然堂而皇之的葬入其中,这也让乾隆心中极为不快。
于是乎,登基后的乾隆便随即开始了对于田文镜的“清算”。
乾隆先是在尚书史贻直弹劾前河东总督、田文镜下属王士俊因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的时候,开始“借题发挥”,将矛头直指田文镜田文镜:
“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
紧跟着,乾隆又为李绂进行了平反并重新委以重用,就此表明了他对于田文镜的厌恶态度。
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在祭扫雍正的泰陵时,见到田文镜的墓本就气不打一处来,结果又由于整个墓葬延伸到了御道上,从而影响了乾隆皇帝的通行。于是乾隆用一个模棱两个的词“拉倒”作为暗示,命人拆平了田文镜的陵墓,使得整个墓地除了两座石龟驮着的雍正皇帝题写的诔文碑外,其余的建筑是荡然无存。
如此一来,在彻底明白乾隆皇帝内心想法的官员们开始了行动,朝堂上对于田文镜的批判、弹劾与清算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在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请求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
“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
虽然乾隆皇帝以“不能翻出前案”为由,进行了驳回,也没有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但是对于田文镜乾隆也给出了他的评价:
“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
至此,曾经的雍正宠臣,如今算是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要在其登基伊始,就对田文镜大加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要借着“迎合”官员们对于田文镜的反对之声,从而对官员进行安抚与拉拢,赢得更多的支持,以维系自己皇位的稳固。而这其中就包括了被雍正委以“辅政大臣”重任,但是与田文镜关系极为交恶的鄂尔泰。
与此同时,乾隆这也是要借“清算”田文镜,给朝堂上这些雍正朝时期的老臣们以震慑,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实际上,不仅仅是田文镜,包括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等一众雍正宠臣,也或多或少的遭到过乾隆的打压,而乾隆的目的也皆是如此。
所以由此可见,乾隆以如此严厉、残酷的方式对待已经故去过年的田文镜,除了是在发泄其心中本就对田文镜存有的诸多不满外,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罢了。
雍正朝时期的田文镜,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器重,其在官场也是平步青云,短短数年时间里就从一介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跃升为雍正为其专设的河南山东总督,并且还被抬旗进了汉军正黄旗,而在他去世之后更是被雍正下旨安葬在了自己的泰陵之旁,可谓是享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耀。
然而,伴随着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登基,田文镜也随即遭到了全盘否定。乾隆不仅对其大加批判,甚至还命人将其陵墓拆毁,田文镜也就此在乾隆朝时期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田文镜,绝对是雍正最为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
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被誉为雍正朝时期的“三大封疆大吏”,这三人为官清廉、办事认真、政绩卓著,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与推崇。
实际上,雍正之所以会将这三人作为地方官员的“标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田文镜、李卫、鄂尔泰这三个人所代表的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入仕方式。
田文镜,监生出身,是靠着祖上的功绩入仕为官的;李卫,并不是《雍正王朝》中所演绎的小叫花子形象,恰恰相反的是,李卫的家境是相当的富足,并且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仕途;而鄂尔泰则是正儿八经的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后,才得以入朝为官的。
所以,这三人在被雍正委以重任、推崇备至的同时,也得到了雍正极力的维护和偏袒。
其实,康熙朝时期的田文镜,其仕途并不顺利。
田文镜生于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被任命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后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田文镜一直在官场摸爬滚打,但其所担任的官职并不高,最高的也不过是从五品的地方知州以及吏部员外郎。直到康熙朝晚年的时候,他才被调回北京,担任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
然而,伴随着康熙皇帝的去世,雍正皇帝的登基,时年已经61岁的田文镜也突然走起了“官运”。
雍正元年(1723年),田文镜奉命前往祭奠华山。
此时的山西及周边省份爆发了严重自然灾害,可此时的山西巡抚却对此隐瞒不报,更没有向朝廷申请救济,致使山西全境饿殍遍野,饥民遍地。于是,路过山西的田文镜将此事如实汇报给了雍正,令雍正皇帝大惊,马上将命其署理山西布政使事务,负责山西的赈灾工作。
而田文镜的表现可以说是不负众望,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就将灾情控制,并且在此期间,还积极彻查山西地方民生治理的问题,有效的处理了诸多弊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对于此,雍正给予了田文镜极高的评价: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随即,雍正将田文镜正式升任河南布政使,几个月后,又直接升其为河南巡抚。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田文镜就从一介京城之中不入流的“闲散官员”,跃升至掌管一省政务的封疆大吏,这样的升迁速度简直如同坐上了直升飞机一般。
此后的田文镜也没有辜负雍正的信任,在任河南巡抚期间,田文镜兢兢业业的帮助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等一系列“新政”,让雍正对其是刮目相看。
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被升任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更是将田文镜全家从汉军正蓝旗直接抬入到了抬入汉军正黄旗。随后又在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为其专门设立了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且将其确立为朝臣中的模范,此时的田文镜可谓是风光无限。
雍正十年(1732年),田文镜以72岁的高龄逝世。雍正为其上谥号为“端肃”,并特命在河南为其设立专祠,更为重要的是,雍正亲自下旨,在泰陵附近赐予田文镜一片土地景气厚葬,还为其修建了陵寝。
所谓“无功不受禄”,田文镜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乾隆看来,田文镜的功绩远不至于能与自己的父亲雍正同葬一处,根本不配享受如此殊荣。更为重要的是,田文镜在任期间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仅乾隆皇帝对此始终是颇有微词,朝中和地方的官员们更是在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愤恨不止,这也最终导致了田文镜在乾隆朝时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田文镜官运亨通的背后,却是在不断的“树敌”。
雍正对于田文镜是绝对的信任和器重,并且将其树立为官员们的典范加以推崇,甚至雍正还为其写下了这样的朱批: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然而,在官员们的眼中,田文镜却是不折不扣的“酷吏”,对其是极为反感和厌恶。
首先,就是田文镜在河南灾荒之中的“瞒报”,使其饱受争议。
雍正八年(1730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第二年、即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专门降旨田文镜汇报河南灾情状况,并询问他是否需要朝廷减免河南受灾地区的钱粮赋税并提供救济。
可在给雍正的回复中,田文镜竟然说:
“士民踊跃输将,所有特恩免之钱粮, 请仍照额完兑。”
按照他的意思是,河南人民完全没有受到灾患影响,不用国家任何优惠政策,依旧足额缴纳钱粮赋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此时的河南已然是饥民如潮、民不聊生,惨状较之雍正初年的山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那一次田文镜选择是“如实汇报”。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一方面是田文镜此时年过古稀,力不从心,缺乏对于手下官员的管束,不经核查便对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便是田文镜自己沽名钓誉,太在乎自己的名声和政绩了。
而更加“荒唐”的是,田文镜为了不让卖儿卖女的情况出现在他的治下,竟然下令灾区严禁此行为,以至于不少饥民丧失了最后的求生希望,并且原本有机会获得好人家抚养机会的这些灾民子女,现在也只能活活饿死,使得整个河南地区是民怨沸腾。
其次,便是田文镜与李绂之间爆发的那场“田李争斗事件”,让田文镜彻底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
田文镜虽然推行雍正“士绅一体当差”的政策颇有成效,但这却是建立在使用重典和酷刑之上的,并且他对举人、进士这样科举出身的官员更是横加指责,稍有不从便上疏弹劾,甚至还纵容手下鲁莽行事,使得整个河南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是苦不堪言。
作为当世之大儒,公认的“读书人领袖”,李绂对田文镜如此行事也是极为不满,于是他向雍正皇帝上疏弹劾田文镜:
“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
得知此事后,田文镜也上疏弹劾李绂,两人弄得是不可开交。
起初,雍正还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双方能够和解,就此罢休。不料,包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内的一众官员也上疏弹劾田文镜,使得田文镜逐渐处于了“劣势”。而这个时候的雍正,却打着“清理朋党”的旗号,全力支持田文镜。
最终,雍正下旨将李绂、谢济世等人罢官,而对于田文镜,雍正除了教育他要看管好属下之外,再无其他处罚,甚至还对田文镜进行了安抚: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系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对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
而这也使得田文镜就此成为了全天下读书人的“公敌”。
乾隆皇帝登基后,随即对田文镜展开了“清算”。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登上了皇位。
对于乾隆来说,他始终是非常“看不上”田文镜的。
一来,田文镜本就是监生出身,再加上他对于读书人的不敬行为,使得饱读诗书、向来倡导尊师重道的乾隆对其是深恶痛绝。
二来,自雍正朝时期开始,朝中以及地方各级官员,对于田文镜的批判之声已然是不绝于耳,乾隆本人对他也确实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
三来,当初与雍正关系密切,并且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怡亲王胤祥,都要用“吞土授陵”的方式,表明自己“不配”葬入雍正的泰陵之旁,而如今田文镜竟然堂而皇之的葬入其中,这也让乾隆心中极为不快。
于是乎,登基后的乾隆便随即开始了对于田文镜的“清算”。
乾隆先是在尚书史贻直弹劾前河东总督、田文镜下属王士俊因垦荒劝捐、虚报田亩数的时候,开始“借题发挥”,将矛头直指田文镜田文镜:
“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
紧跟着,乾隆又为李绂进行了平反并重新委以重用,就此表明了他对于田文镜的厌恶态度。
到了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在祭扫雍正的泰陵时,见到田文镜的墓本就气不打一处来,结果又由于整个墓葬延伸到了御道上,从而影响了乾隆皇帝的通行。于是乾隆用一个模棱两个的词“拉倒”作为暗示,命人拆平了田文镜的陵墓,使得整个墓地除了两座石龟驮着的雍正皇帝题写的诔文碑外,其余的建筑是荡然无存。
如此一来,在彻底明白乾隆皇帝内心想法的官员们开始了行动,朝堂上对于田文镜的批判、弹劾与清算的声音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在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请求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
“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
虽然乾隆皇帝以“不能翻出前案”为由,进行了驳回,也没有将田文镜撤出河南贤良祠,但是对于田文镜乾隆也给出了他的评价:
“鄂尔泰、李卫、田文镜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
至此,曾经的雍正宠臣,如今算是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要在其登基伊始,就对田文镜大加批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要借着“迎合”官员们对于田文镜的反对之声,从而对官员进行安抚与拉拢,赢得更多的支持,以维系自己皇位的稳固。而这其中就包括了被雍正委以“辅政大臣”重任,但是与田文镜关系极为交恶的鄂尔泰。
与此同时,乾隆这也是要借“清算”田文镜,给朝堂上这些雍正朝时期的老臣们以震慑,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实际上,不仅仅是田文镜,包括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等一众雍正宠臣,也或多或少的遭到过乾隆的打压,而乾隆的目的也皆是如此。
所以由此可见,乾隆以如此严厉、残酷的方式对待已经故去过年的田文镜,除了是在发泄其心中本就对田文镜存有的诸多不满外,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