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讼师和现代律师有何异同？

第一，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迥异。律师和讼师，虽仅一字之差，却貌合神离，其所依存的价值观念也是大异其趣的。其中，人们如何看待秩序，如何评价法律及如何看待他们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将直接涉及到他们在各自司法传统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一个首先需要辨明的问题。

第二，置身的诉讼权力结构不同。所谓权力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模式中，哪些人在诉讼的活动中享有主体权利的地位。就中英两国的历史而言，讼师与律师虽同时参与诉讼活动，但他们在各自司法传统中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就中国而言，12世纪前后的讼师虽然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活跃，但宋代的法令和官府始终没有正式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讼师不但不能堂堂正正地走进审判公堂，而且在宋代诉讼的体制中，他们也不具有主体的资格，没有法定的权利。因为在当时的诉讼程序中，代理与辩护并不是其中的法定环节，讼师始终生活在社会的阴暗面，无法成为从事审判活动的主体——士大夫们的后备力量。讼师对当事人的帮助只是中国古典司法传统中的一种助诉活动，并非是司法程序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三，诉讼机制不同。在中国的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司法模式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革，但士大夫作为断案的官员，其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刑事审判，诉讼的运作机制皆以惩治犯罪、控制社会为中心，因此辩护不能成为刑案中的环节自不必待言；就是民事诉讼，由于讼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只是一种助讼活动，且无正当合法地位，故其助讼也就必然改变不了“纠问式”审判下法官的职权主义传统，这种机制下的诉讼活动自然不会为讼师的成长、发展及其才能的发挥提供多么广阔的空间。

第四，历史命运不同。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采用怎样的诉讼模式固然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密切相关，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法律职业群体能否在诉讼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诉讼的运作机制中是否承认那些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熟悉诉讼技能之人的合法地位，也会对一个民族的司法传统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差不多。

小说中的历史23：讼师——古代司法制度的怪胎

我国古代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司法制度也极为的不公，诸如帝王独裁、刑讯逼供、官员胡作非为等事例是层出不穷，普通百姓是没有辩护权的，遇到官司只能是听天由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为其辩护。“律师”这个词，直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才在清朝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出现。可是，这部法典还没来得及颁布，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组织起草过一部《律师法草案》，据说当时全国共有两千名左右的律师。

古代的讼师并不好做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却有一种专门帮助人们写诉状、替人打官司的人，人们称之为“讼师”。讼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邓析。邓析不仅帮人打官司，而且还聚众讲学、广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吕氏春秋》上说，当时“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邓析也以善辩而扬名于世，《荀子·不苟》篇中也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惠施是庄子的朋友，一直以来就是能言善辩的代表，而邓析能与之并列，也着实了得。

《荀子·非十二子篇》更进一步指责邓析的“怪说”是“辩而无用”的货色：“不法先王，不治礼义，而好治坚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有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邓析的能言善辩，乃至于诡辩，为辩而辩，恰恰是后世讼师所必备的最重要的才能。换言之，能否在各种法律辩护中立于不败之地，乃是衡量一个讼师本领大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所谓“为辩而辩”，指的即是这样一种意思，即不管为什么人辩护，作为一个讼师，他只为委托人辩护，他必须替委托人作最大限度的辩护。为了辩护的胜利，他可以采用种种诡辩的方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析堪称为后世讼师的祖师爷。

《吕氏春秋·离谓篇》上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帮助理解邓析替人打官司是怎么一回事。据说春秋的时候，洧水发大水，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一户人家得到了他的尸体。富人的亲属请求赎回尸体，可那户人家向其索要大量的钱财。于是，富人的亲属就去向邓析请教。邓析告诉他：“不要着急，除了你，不会有别人去买那具尸体。”不久，收尸的人家看富人家迟迟不来赎尸，不由得有些心慌，也来向邓析求教。邓析安慰他说：“没关系，除了你家，他们还能从哪里赎买尸体呢？”这个故事说明，对邓析来说，为谁而辩都无所谓，为真理而辩还是为谬误而辩都是一样。从上述邓析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诉讼辩护人必须目光犀利、头脑冷静，看准对方的弱点，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要害。

邓析毕竟生活在动荡不安、国家分裂的春秋时期。秦汉以来，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很少再听说有人能够私自招收学徒、讲授诉讼程序和方法的事。只是在元人周密所著的《癸辛杂识》上见到过这样的记载：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

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一般都是悄悄地做，大张旗鼓的很少。

当讼师的人，有科场失意、屡试不第的举子，有退职的书吏，有当过刑名幕僚的夫子。他们熟悉官场的情形，懂得诉讼的程序，掌握法律文字的技巧。不过，讼师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官府骂他们，民间也对他们无甚好感。“讼师”一般被人骂作“恶讼师”、“刁健讼棍”等。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及《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中，对讼师也有许多的抨击：“盖词之讦控多人者，必有讼师主持其事”，“一词到官，不惟见状人盛气望谁，凡讼师差房，莫不乐有事。”可见，讼师的“乐有事”是让人反感的根本原因，唯恐天下不乱，这岂能让人不讨厌呢？但道理也很简单，如果天下无事，讼师也就没饭吃了。“谚云无谎不成状，每有控近事而先述旧事，引他事以典证此事者，其实意有所图，而讼师率以牵摭为技。”这就是说讼师擅长声东击西，把水搅浑，从中渔利。“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然去此二者，正复太难。盖若辈平日多与吏役通，若辈藉吏役为护符，吏役借若辈为爪牙。”即是说，讼师、地棍是危害社会、影响社会治安的两大因素。讼师与衙役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是讼师难去的重要原因。

县衙虽标榜“明镜高悬”，其实往往制造出无数的冤案

明清小说中对讼师的描写不多。《歧路灯》第七十回“夏逢若时衰遇厉鬼，盛希侨情感讼师”，提到一个“有名的讼师”冯健。可是，对冯健的描写不多，也无甚特色。作者着力描写的是盛希侨，冯健成了他的陪衬。

《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谦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也写到一位讼师。富人王甲挟仇杀了李乙。不久破案，王甲供认不讳。可“王甲一时招承，心里想想辩脱，思量无计，自忖道：‘这里有个讼师，叫做邹老人，极是奸滑，与我相好。随你十恶大罪，与他商量，便有生路。’”于是他指使儿子去用重金贿赂这位??。邹老人得钱后，先去结识了南京一位刑部郎中徐公。不久，徐公衙门中抓到二十多名海盗。讼师贿赂了徐公，让海盗中的两名苏州人“自认做杀李乙的”。这两名海盗已经被判了死刑，再多一条人命也还是一死。讼师贿赂了海盗的家人。这们，海盗顶了王甲杀害李乙的罪名。结果，王甲推翻了原供，“平反出狱”，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让人不得不感叹讼师的高妙手段。

明清小说中，讼师一直未能成为成功的文学形象，似乎这一职业引不起作家观察的兴趣。在明清的笔记中，关于讼师的故事有很多。《清稗类钞》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帮助了解一下讼师与官府之间那种不和谐的关系。有一个讼师，叫做袁宝光。有一天，他去替人写判词，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半路上，恰好遇到太守来巡夜。太守问：“你是谁？”袁回答：“监生袁宝光。”太守问：“半夜三更，你出门干什么？”袁撒谎说：“作文去了，才回来。”太守早就听说袁宝光有“恶讼”之名，所以穷追不舍，揪住不放：“做的什么题？”袁回答：“君子以文会友。”太守问：“你写的稿子呢？”袁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把替人写的状纸递了上去，太守命士卒提灯来看。袁宝光等太守刚把状纸展开，就突然上前抢过那张纸，一下塞到嘴里，吞了下去，说道：“监生文章不通，怕您见笑。”太守抓不着他的把柄，只好放了他。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讼师虽与吏役勾结，但唆人讼告，毕竟不是光彩的事，一般都不能以此为作职业，而必须要用其他的职业作掩护。讼师与官府勾结，就得与官府分肥。在讼师来说，勾结官府也是有利有弊，双方如何分赃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官府和讼师之间，有一种不痛不痒的矛盾。

《清稗类钞》上还写道，苏州有个讼师，叫陈社甫。他的同乡王某，富有而胆小。王某曾经借钱给一个寡妇。寡妇穷困，拖了好久也没有把钱还上。王某便叫她来，数落了她一顿。寡妇羞愤，当天半夜自缢于王家门口。当时正好打雷下雨，谁也没有发现。快天亮的时候，王某才发现此事。他十分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陈社甫商量。陈说：“这事要五百两银子，我才能替你设法。”王某一想，人命关天，五百两不是小数目，但也得乖乖地拿出来。陈说：“赶快找双干净的鞋子给她换上。”王某遵命，立刻派仆人给死去的寡妇换了鞋。陈社甫立即振笔疾书，一会儿就写了一张一千多字的状纸。中间有这么几句警句：“八尺门高，一女焉能独缢；三更雨甚，雨足何以无泥？”后来状子递上去，官府看到这里，也为讼师的雄辩所打动，认为有人移尸陷害王某，只是判王某买具棺材就完事了。所以，讼师虽然只知道要钱，但这碗饭其实也是不好吃的，必然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至于制造假证，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

讼师擅长玩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