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门峡”的苦乐片段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谚语说得好。时光列车在飞速奔驰着，转眼间，我从一个童心未泯的幼稚孩童变成了一个略显成熟的初中生；我的知识蓄水池里每天都源源不断的灌进“新鲜”的知识。当然，初一的生活也使我的内心涌进了许多苦与乐。

记得那一天是初一开学的第一天。“叮叮叮”，一大早我就被烦人的闹钟吵醒了。还没等我醒过来，妈妈就大开尊口，滔滔不绝地发表起了演讲：“书都带齐了吗？文具都准备还了吗？预习今天要上的新课了吗？”我快被吵疯了，连忙用了几遍“全准备好了。”这才打断了她的演讲。

到了学校，初中老师并没有像小学老师那样给我们一天“放松调整”期，而是直接强调规矩便开始上课。我的大脑仿佛还在梦幻假期里度假，根本听不进去课。

晚上，我在书桌前望着一堆作业发愁，长叹一声：“初中的生活实在太苦太累了！”爸妈听了都忍俊不禁地笑了，说：“当你尝到先苦后甜的滋味时，你便会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人生阅历。”

“有趣的人生阅历？”我想是不是我听错了。早上起得那么早，晚上又睡得那么迟，学习压力又那么大……这一切的一切竟然被父母说成是一种趣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对某些事情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第一次体味到父母所说得那种趣味是在某次阶段考试后。那段时间，父母抓我学习，使我“不得不”学，“不得不”练。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当我坐在考场里，一看卷子，便胸有成竹。当然，我早料到这次我考得会不错，但最终成绩真让我吃了一惊——全班第一！当时听见老师的表扬，看见同学称赞的目光，我笑了。这笑是发自内心的，从未有过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母所说的话。现在，我的内心是充满欢乐的，当我再回忆起那些昔日里我所谓的“苦与累”，全然变成了一种求知过程中的趣味，是实实在在的欢乐与趣味。

乐与苦都是人的感知。乐固然给人以精神上的极大开心，但苦也不是全给人以内心上的痛苦，它有时可以看作是一种“苦中之乐”。我清楚地知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苦中之乐”会随时来临。但只要有一颗认真、坦诚、向上的心，不论是苦是乐都会转化成为我们宝贵而有趣味的人生阅历。

苦乐之中，感受青春。让我们用心去谱写更美丽的初中生活新篇章吧






在人生的旅途上，尽管人人盼望欢乐，无人喜欢忧伤，但它们本是孪生姐妹，永远伴随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学习知识也是如此。为了那眼花缭乱的“数字迷宫”而呕心沥血；为了那令人头痛的作文题而费尽心思。这些表现看来确实很辛苦，然而在辛苦的另一端，迎接我们的则是一串欢乐地音符。“一份耕耘，一分收获”，耕耘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没有那含辛茹苦的“耕耘”，哪能领会到甜入心田的收获？知识的海洋原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扬起奋发的风帆，努力拼搏。

写作思路：做到条理清楚、自然、明白，不杂乱，要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或探索人生真谛，或谈论思想问题、治学精神，使读者受到启迪和教育。这样的文章有了哲理，给予读者的感受也就更加丰富了。
正文内容：
“初三，中考”，这两个词，以流感病毒的速度，席卷了学校的整个初三年组。
一个朋友曾经说：“初三的天空，都是灰暗的。”我微怔，抬起头问为什么？她解释说：“在学校，分几种人：第一种，是每天不声不响，闷头苦学，成绩傲人的；第二种，是另谋出路，各奔前程的；第三种，是放飞自我，随风飘荡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自嘲地笑了笑，“而我，成绩不高不低，没恒心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像第二种人有那样的勇气，去探索一条未知的路，轻言放弃又觉得可惜不值。就像个软质的橡皮球，只是每天滚来滚去，奔忙于各大补课机构，在题海中挣扎，在成绩里失望，在崩溃的边缘摩擦。跌跌撞撞还没反应过来，我便已要持枪上阵……”

我沉默地低下头，自己又何曾没有过这种感受？可是俗话说的好：一件事，必然有两面。有阴影的地方，就必然有阳光。于是，我开始思索，我的“阳光”是什么？
我想起每天夜里陪我挑灯夜读、在清晨为我做早餐、每晚放学准时在校门口等我、偶尔还要承受我的小脾气却没有一句怨言的母亲；我想起在心灰意冷、失望难过时，朋友们给予我的温暖拥抱，我承受不住压力时，给予我可以肆意挥洒泪水的肩膀。
我想到学习道路上有问题时，老师对我的声声教诲和指导；我想到在上课打盹时，同桌怼我的手肘和后桌踢我凳子的脚……他们都在第一线上为了我努力，为我做出奉献，他们是我“持枪上阵”的动力，是我前行的“马达”，我又有什么理由临阵脱逃？
当我再次抬起头时，嘴角已多了一丝微笑，眼中多了几分坚定。
初三的修罗场上，我们意气风发，只有拼尽全力才是青春无悔。在这痛苦又甜蜜的初中生活里，优劣相消，功过相抵，生活的天秤明显偏向了甜蜜的一方。如果用安逸的生活和我现在的生活交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的青春，我的初三生活，我，不换！”

黄辉璧

20世纪5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一段“黄河三门峡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地质勘探工作。现在，就让我打开记忆之窗，记述那一时期的一些苦与乐。

1955年10月上旬，我和蔡石泉等一行14人，由张洪生带队，来到河南陕县会兴镇的史家滩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

初到史家滩，我被分到坝址二队任地质队长，主要任务是按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制订的规程、规范，搜集钻孔岩心柱状剖面及压水试验等资料，为以后设计大坝提供地质依据。这项工作于次年四五月份完成，此后调会兴镇供水队工作。没过多久，又让我去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搜集山西境内、涑水河口拟建土坝的相关资料，当年冬天就是在山西永济县的孟盟桥村(涑水坝区)度过的。1957年初，我又被调回史家滩总队部，接受在大坝下游右岸的斜坡地带(主要为崩塌堆积)拟建“拌和楼”而进行的坑探任务，共4人由我负责，直到该项工作结束。除提交了试坑展示图、剖面图及立体图外，还提交了一份坑探报告初稿。后接北京部局的调令，在会兴镇与三门峡通火车的第一天(1957年12月1日)，离开了史家滩，与贾工同车返往北京。

坝址二队当时的工作区是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左岸，有8台钻机，分散在河谷和山上各地。钻机上的地质员有24人(其中来工地实习的学员20人)。钻机地质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做钻探岩心编录和钻孔压水试验，并对其质量把关；而我的任务，则需在8台钻机之间，不分日夜晴雨地游动检查、处理地质问题。对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女同志来说，的确感到重压在身。每天吃饭常不能按时，睡的都是囫囵觉。从1955年初冬到次年初夏，半年多我都是在紧张、劳累、甚至是惊恐中度过的。

记得初到坝址驻地，日夜都听见滔滔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之声，再加上响彻山谷的钻机轰鸣声，既让人兴奋，又难以入眠。黄河水混浊似泥浆，但它却是钻探用水和我们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这种恶劣环境和生活条件，对于野外工作人员来说倒也都是平常小事，最使我为难的是要单身到各处钻机上去。爬墚、过沟，往返周折，这些体力消耗都可以忍受，最让我发怵的是害怕遇上野兽或坏人，特别是深夜独行。那时的黄河岸边并无人家，又听说时有饿狼出没，但一切为了工作，天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过去。所以我出行常常带着一根竹棒子，一是为了壮胆，二是上山拄着省力，雨雪天又能防滑，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防“兽”。

记得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山上钻机叫我的电话，我便立即起床，拿起手电筒和唯一的防身武器竹棒子上山了。亱空如墨，只身夜行，本来己是战战兢兢，当走到半山腰储水池附近(必经之地)，突然听到一声吼：“谁”?“啊!黄队长”。护池人的这一声吼，几乎把我吓瘫在地，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但是面对这位值班员，我只能强作镇定仍“虎”着胆子(同学送我的外号“老虎”)继续上路了。

有一天，在山上处理完压水试验问题后，已近黄昏。沿原路下山路远费时，还得摸黑，于是就另选一条由钻工走出的小路，想及早返回。但这条路较陡，稍不留心就要摔跤。此前也从这条山路上走过，没感到怎样，于是就大胆地走这条近路了。等走到一处由厚层砾岩组成的陡坎(近于直立)上，我就有点发怵了，怎么办呢?看看灰暗的天空，夜幕将垂，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真是骑虎难下。犹豫之后决心前行。于是我只好蹲下，慢慢往下蹭。好不容易过了险段，悬着的心，稍一放松，忽又踩上了小石子，呼噜一下子像坐滑梯一样，“出溜”了五六米远才到底，我惊恐地瘫倒在岸边河滩上，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幸好陡坡不高，只是有惊无险，这时，我才真正的懂得了“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另一次在山上，正巧赶上天降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就积了约20cm厚。极目四望，到处都是银装素裹，一片白茫。就是这场大雪，使得在山上工作的人受苦了。粮、菜一时送不上来，水管也被冻裂，随时都有“断顿”的可能，不得已，只好融雪当水，分吃有限的粮、菜。我也被困在山上3天，与大伙儿同甘苦。但钻机上少有女同志，我又多了个“睡觉难”的问题，非常不方便。

说来凑巧，正在这时有一台钻机发生掉钻事故，山下的钻探技术员上不来，机长和钻工们已围着孔口捞了几个小时。平时我到钻机上，机长也常让我扶扶给进把，感受一下不同岩层的软硬情况。这时机长见我在围观，他让我也试一下。试就试。于是工人们帮忙提钻杆，我则扶住钻杆轻轻移动，耐心凭感觉在钻孔中摸索起来。一次、两次、三次……感觉“对”上了，马上让工人拧紧、提升，成功了!大伙都非常高兴。

为了防止三门峡库区蓄水后水位抬高后，引发支流涑水河水倒灌，淹没运城盐矿等重镇，特在山西解州召开一次有各方面人员参加的会。事前，我已从郑州“黄委会”取回涑水坝区的图纸和相关的资料，供会议讨论。讨论中提到了库区边缘古老片麻岩系的片理可能渗漏问题，所以贾工就要亲自去中条山(古老岩系)观察一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领我和另一地质员杨见松、还有一位“中国青年报”驻河南记者，带着干粮和水，一起出发了。我们一路翻山越岭，穿越中条山，同时进行地质观测。由于我的疏漏，在郑州没有取全中条山这部分图纸，所以只好采取原始的地质踏勘方法，以步代尺，进行地质测量，分析片理的可能渗漏问题。贾总给我们分了工：他带小杨实地观察、测量，我作记录并画路线地质剖面图。一起忙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山西芮城境内的一户农家住下。

这一天虽然很累，但却收益颇丰。特别是贾工那种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五一节”前夕，我的恋人(现在的老伴)，从北京到工地看我来了。当晚贾总一看到我们就说：“在这结婚吧!我给你们主婚”。地质科的同事们也都起哄，羞得我脸、脖子都红了。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俩就拿着介绍信，搭乘工区的敞蓬班车，到15km外的会兴镇政府领了结婚证。将近傍晚，又搭乘那辆班车返回史家滩。刚一下车，具体筹办的当事人、老同学蔡石泉(外号“石头”)就把我们领到“新房”里去了。所谓“新房”，就是同事们临时腾出的一间简陋工棚，虽然是竹泥巴墙糊了些旧报纸，多处破落通风又透光，但却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床上是红、绿缎面的两床新被，窗上贴着喜字窗花，桌上摆着花、镜子和盘装果糖，墙上还贴了一幅当时流行的“天仙配”彩印画，房中央也被拉上彩带和彩球。经过这一番精心装点，倒也真成了间喜气洋洋、像模像样的“新房”了。

那天晚上，“石头”让老同学董志良招呼“新郎”，我则穿了一件为我备好的红、绿花色连衣裙，头上用彩带扎了两个“小刷刷”，就这样一起来到婚礼现场(能容四、五十人坐的大办公室)。只见那里也被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彩带，中央还吊了个带穗儿的大彩球；四周桌上摆满了各色糖果、水果、花生、瓜子等食品；队友们或坐或站挤满了一屋子，早就在等候“新人”的到来。

婚礼的戏幕拉开了，主婚人贾工讲完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后，会场就翻腾起来，嬉戏不断升温，直闹到总队电影散场(当晚总队有电影)，大伙才尽兴而去。我们夫妇的终身大事，就在这样简朴、友善、热烈、浪漫的气氛中戏剧性地完成了。

近半个世纪时光已经流去，现在我们已儿孙满堂时近暮年了，但在三门峡的那一幕却永远难忘。1994年的“五·一”节，我和老伴又旧地重游了。站在雄伟的拦河大坝上，感慨万千!除了那些难以洗却的苦、乐记忆之外，的确真诚地感谢贾工、蔡石泉、董志良和其他为我们筹办喜事的人们。

三门峡工地，当时经常有人来参观，特别是1957年4月“大坝开工典礼”以后，各路媒体都纷纷进驻报导，大家也都友好相处。此时，北京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陈健和摄影师大徐等也来到现场。他们每天都到各处拍摄沸腾的施工场景，计划完成一部从勘探、施工到大坝建成蓄水发电的系统记录片。所以在一个星期天(时逢端午节)，陈导就邀请贾工带上地质人员，到河左岸一处具有传说特色的“米汤沟”，给大家讲故事、拍记录片，大伙都兴致勃勃地跟着去了。

我们首先穿过为施工方便，而架设在“三门”(鬼门、神门、人门)之间岛上的吊桥，虽然摇摇晃晃，但比刚来时用架在黄河钢缆上的手摇斗车过河，要安全和方便多了。一路说笑，气氛轻松，沿河滩上行到米汤沟，再从沟口的小山脊爬到山顶的禹王庙(已成一堆瓦砾)，这里就可以鸟瞰峡区了，也是我到工地近两年来，首次有机会看到三门峡全景。遥望远方，只见黄水滔滔涌跃“三门”，在阳光照射下好似黄灿灿的缎带飘向远方，甚是神奇妙观!再联想到工区内尚有“三门”、“梳妆台”、“张公石岛”、“中流砥柱”等诸多名胜，虽然近在咫尺，也都无睱顾及观赏。于是一种地质工作者艰苦奉献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就在这时，陈导发话了。他让我们站在禹王庙废墟上，贾总站在中间高处，真的讲起了“米汤沟的传说”故事，我就站在他的左边，和大伙一起围着他听得津津有味，摄影师及时摄下了这一幕。那天，我们各自都显得非常豪迈、自然。后来，陈导送我一张有我在内的3人特写照片。在现场的同事，也拍了一张正在拍摄中的现场场景。这两张老照片，我一直保留至今。

“文革”初期，我在西安矿业学院工作，我的学生见我说：在《黄河巨变》中有您的特写镜头。后来，邻居的女孩，从某期刊中撕下来的单页插照上，也有《黄河巨变》的照片。在我的特写照片旁，注有“战斗在黄河峡谷上的姑娘”字样。于是我明白了，就从那一天起，我已“永远地”变成了和黄河有着不解之缘的“姑娘”了。

回首往事，“三门峡”时期的工作、生活总不能忘却。每一个参与者都会记得，那时的“三门峡”犹如战场，人们都在齐心合力地艰苦奋战；它又是座大熔炉，使得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都得到了磨练、成长(我要特别感谢贾工、夏工大胆地启用和充分信任我，给以经受全面锻炼的机会，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也正是在这种团结、振奋的环境里，酿成了彼此关爱的深厚友谊；甚至造就了风暴袭来，能笑面人生的坦荡胸怀。朋友们几十年后再相见，仍倍感亲切。我此生都以能够参与这项伟大工程而感到荣幸!

2004年9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