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冒险的齐桓公靠什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实的只有三位：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三人中间，楚庄王是“蛮夷”的头子，出身本来就有问题。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楚庄王统率“南夷”北进中原，问鼎之轻重，害得中国命系一线，危在旦夕，自然是大伙儿的“公敌”。

所以，他际会风云，一鸣惊人，爬上霸主的宝座，对那些诸夏本位论者来说，绝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只是迫于形势，诸侯才不得不强打起精神，腻腻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来。由此可见，楚庄王尽管神气活现、踌躇满志，但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

晋文公当然不同，他是华夏圈子里的人，他要出人头地，大伙儿不会有心理上的障碍。事实上，晋文公也的确够争气，上台没多久，便施展拳脚，几个回合下来，便把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楚国打趴在地，动弹不得，使中原诸侯终于熬到了扬眉吐气、重新露脸的时候。就霸业之盛、声誉之大而论，晋文公无疑 是春秋历史上的顶尖人物。

可惜的是，他做事过于张狂，不大计较轻重，口口声声尊重周天子，却视天子如玩偶，呼来唤去，肆无忌惮，这如何不叫人对他的行为持几分戒心。另外，他心机太重、韬略太多，用兵讲求诡诈，谋事注重算计，更给人留下了老奸巨猾的印象。无怪乎孔子都对他不无微词了，“晋文公谲而不正” 。既然是“谲而不正”，那么，晋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几分折扣。

宋襄、秦穆不够资格，晋文、楚庄又不无瑕疵，那么“五霸”之中，也就只余下那位齐桓公了。于是，人们便把齐桓公抬出来充当“五霸”的典范。孔夫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的态度同样鲜明，说“五霸桓公为盛”。他们这么说，可不是兴之所至的信口开河，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客观反映。

齐桓公身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怀念乃是不争的事实，他生前的许多做法也曾为后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 641年，鲁、蔡、陈、楚、郑、齐多国诸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赶到齐国搞会盟，中心的议题便是所谓“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 ，这等于是举办了一场为齐桓公歌功颂德的专题国际论坛。

公元前 538年，楚灵王召集十三国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市北）开大会。在礼仪方式的选择上，楚灵王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向齐桓公看齐，“吾用齐桓”， 透露出他企图步齐桓之后尘，号令诸侯的勃勃雄心。这些史实，都说明齐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义上的霸主，他身上所体现的才是纯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领袖风度。孔子说他“正而不谲”，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齐桓公的“正”，说白了也简单寻常，就是他的处事从根本上合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节制，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这种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实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 ！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的厉害，源于他的太极推手功夫，核心不过是两个字――稳重。稳重，再稳重，如果细加体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大手笔。

齐桓公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稳重。由于稳重，他才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尽快刹车，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直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使事情越来越糟，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收拾。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齐桓公刚登基时，也一样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 。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复下来。

既然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这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 ！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有多大，战略目标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 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