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武考有哪些内容，通过的标准是什么？

清朝掇石用来测试考生臂力：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几块中部挖空、方方正正的“石块”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力，这便是清代武科举考试评定考生臂力的“举重”工具——掇石。掇石，也叫“制子石”“武功石”，为长方形，约半米高，中间挖空部分或为十字形，或为半月形，以便考生将手伸入举起。掇石前部有刻字，刻着考试年份、掇石重量和恭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吉祥话。例如一枚馆藏的清代掇石，左侧竖刻“光绪辛卯年置”（公元1891年），右侧竖刻“重二百二十斤”，顶部横刻着“登瀛洲”三字，意为士人得到荣宠，如登仙界，正中间竖刻着“得意青云路”，都是预祝考生金榜题名的妙语。
掇石，也称“制子石”“武功石”。石上皆标有重量，主要考臂力，以重量多少定名次，并刻有科举吉语。

体能测试的朝代更迭：
掇石是清朝时测试体能、以体力选人才的物证。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上就有关于举重的记载，称之为“翘关”和“扛鼎”。“翘关”是指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则要求双手举起烹煮食物的青铜巨鼎。门栓有百八十斤，青铜巨鼎可以重达几百斤，因而能够“翘关”“扛鼎”都是古代大力士的象征，例如东汉末年自诩“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即是一位“身长八尺，力能扛鼎”的大力士。
“举重”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兴起于唐代。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一改过去主要以荐举选拔人才的局面。武则天称帝后，为防止国民在盛唐的安逸中忘记战争，疏于锻炼，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开设武科举，即将“翘关”加入武科考试的科目之中。除去步射、马射、马枪之外，“又有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自然，这时举的“关”不再是实用的城门门栓，而是为考试特制的木棍，这种木棍有一丈七尺长（相当于5米半左右），直径三寸半（相当于10厘米左右），合格的标准是手持“关”的一端，共举10次。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深恐兵权旁落，因而采取重文轻武的措施。首先，在武科举中加入了策论，考察考生对于文化和兵法策论的掌握；其次，降低了在武科方面的要求，取消了专门的臂力测试，以步射、马射为主，辅以弩踏、刀枪器械，然而对于弓、弩等工具也有重量等级的划分。元代，为强化统治，统治者禁止汉人学习武艺和私藏武器，武科举也随之取消。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赞成文武分途，因而长期没有开设武科取仕，直至明宪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才重开武科，此时距明朝建立已96年了。这时的考试重在弓马，兼取策论。明万历年间边疆告急，朝廷试图加强武举，选拔人才，但是也未能实现。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刀石科目，“举重”再次成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这时举重的方式即为掇石，而不再是举木棍，并且设定刀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80斤、100斤、120斤，石的重量为3个等级，即200斤、250斤、300斤，这是所谓的“弓刀石马步箭”（即开弓、舞刀、掇石、马射、步射）的开端。清代继承了明末的相关政策，是武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武科考试分为3场，第一场试射马步箭，第二场试技勇，第三场考兵法。其中第二场的技勇包括拉弓、舞刀、掇石3项，这3项都是对考生臂力的测试。这一时期对于技勇所用的弓、刀、石都有明确的规格等级，规格依次为三号、二号、头号。据记载，弓的3个等级为八力（相当于80斤）、十力（相当于100斤）、十二力（相当于120斤）；刀的3个等级为80斤、100斤、120斤；石的3个等级为200斤、250斤、300斤。并且对于举起的动作标准有较明确的规定，要求“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由此可见清代武科举制度的成熟。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②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③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明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④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二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⑩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⑾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⑿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⒀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瑔，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金榜题名时便是最高的荣誉，堪称人生巅峰。而武考考中武状元同样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在古代考中武状元的难度一点都不比文状元低。武举制度皇室武则天开创的，其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马上骑射功夫，包括项目有长垛，马射和马枪；再是身体方面各项条件和身体素质，最后就是对武器的掌握运用程度，唐朝武举在骑射，步射，举重上游考核外，对应试者外形也有标准。

唐朝在公元798年停办了武举科考，到了宋朝又重新开启，并与进士科考并列，但是在考试项目上，宋朝取消了对于身材，负重方面的科目，在有关军人文化素质方面比较重视，所以增设了一些军事理论科目。宋朝武举三年一考，分三级有解试，省试和殿试，在地方的学校和国子监还都设置了武学科目，学制三年。宋朝武举考试合格后还要参加文试，文试的项目主要是有关兵法的应用。

明朝在武举考试上重点以谋略为主，而武艺方面则为辅，每次考试先进行文考，如果没有通过就直接淘汰了，纵使武艺高强也没机会展示。清朝时期又提高了武艺的地位，放到了前面先考，考试项目有骑射，力气，武艺展示，合格以后就可以参加后面的文试了。

武举考试中的拉弓都要求满弓，舞刀必要有花，掇石必须有一丈远才算合格，但是这里面的刀有三百斤重，而石头最轻的也有两百斤，清朝的一斤是五百九十六克，等于我们现在一斤二两。所以古代想要考武举，身体素质和坚强的毅力是一方面，关键是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就这点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了的，所以说武状元的考中难度一点都比文状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