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的发展

　　梁漱溟认为，中国不能走日本式的发展工商业之路原因一是国内情势即国情不同，中国人地矛盾和恶劣生存条件是困扰中华民族的基本矛盾。二是国际情势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崛起正值欧洲国家侵略澳、非洲，还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故所受外力压迫松缓，18世纪科学技术不像今日进步，故受威胁较小，追步西洋相对较易，又恰适一战爆发，给日本以发达工商业的良好机缘，凡此机遇中国均已错过。中国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即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这才是中国自己的路。对于西洋文化，则加以根本改造然后接收，也即要改变其人生态度。他主张，第二条路径的中华文明，要保持儒家生活态度不变，在此基础上改造接受西方文化，把第二种态度含融在第一种态度人生中；中国物质生活落后于西洋人，受很多苦，现要在儒家生活基础上彻底改造接受西方物质文化，防止其弊病，实现的路径即通过乡村建设运动。
　　中国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旧社会组织崩溃后需建立新社会组织。结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核融合西洋长处的伦理情谊组织，即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梁漱溟认为，实现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道路，要靠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在中国，农村占广大幅员，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组织，全国新社会组织就会建立起来。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特征、目标和社会组织原则

　　（一）特征

　　I、这一建设工作或称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须从乡村入手；

　　2.、该工作须以乡村人自身力量为主；

　　3、.这一建设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均根植于乡村的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要辟造（塑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必须使经济之“富”与政治之“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乡村是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皆天然要肇端于此，故乡村建设要走“合作”之路，即以“民”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此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政治遵照这一原则，培养起乡村经济力量和乡村政治力量的工夫，就是乡村建设。凡是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都是乡村建设必要干的工作所以，解决乡村建设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建设不是狭义的营造的概念，而是建构中国基层社会新组织结构包括政治经济等均在内。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特征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所以儒家《大学》“三纲八目”为自辨识内自诚心正意一一致知格物一一修身齐家一一治国平天下一一明明德，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故在乡村建设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即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理性之适应于乡村在于：

　　一是农民宽舒自然性情适于理性开发；其次农民对付的是生物农业，可引发出自然活泼的温倩三是五谷与自然节候有关，可养成农民从容不迫的神气，由此产生有艺术味道的文化和人生；四是农业适于家庭经营，家庭又最能培养人的性情；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很有乡土观，能引发地方公共观，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伦理风气进行新社会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社会是伦理社会和情谊社会，这种风气、意味，在乡村里还保留一点；第七，中国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是人类的正常文明。第八，培养新的政洽习食，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社会。

　　（二）目标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近代和现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幼儿园），表现得急功好利和幼稚。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和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化，西洋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强加给了西洋社会。西洋思想界再将这种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传播并强加给世界各国，又成为西洋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并获取更大利益。即如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人人都处于某种同源的权力或财富氛围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分清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幼儿园阶段的、患幼稚病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将中国自身这么伟大的文明人重新邯郸学步塑造为一个文盲，再继续崇拜西洋幼儿园的呀呀学语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吸引大批信徒。相反，中华文明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峰却鲜有人问津和涉足。因此，乡村建设应以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特征为目标，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新的社会组织原则

　　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尤其不能在村庄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拉动内需，以市场拉动工业的产生，先制造出工业需求。工业的建立依赖于农村复活并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需要，一面布置合作根底，抓住需求不予放过，以合作方式经营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社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

　　他构想出的新社会组织性质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中国未来农村团体生活将不但管众人之事，而且富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励之义—就是政教合一。即把众人生存的要求，与向上的要求合二为一。乡约组织是种很好的团体生活，种种事情均进行合作，但大家相勉向上则居第一义。他认为乡约组织的核心必须从中国自古以来治理乡村即乡规民约的智慧中遴选出以下四个界定：(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

　　他进而指出，如想促成地方自治，有四点必须予以注意。第一，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精神。中国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组织构造是伦理本位。欲使中国社会有团结组织并使中国人民过团体生活，就必须发挥中国固有情义精神，用礼俗维持推动，往前合作。礼有“谦”、“敬”义，人在团体生活中，“谦”以处己，“敬”以待人，互相感召，情义弥笃，则团结合作之路，在中国社会尚有可通可行的曙光。第二，欲促成地方自治，应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合一。婴想地方自治成功，须赖经济进步。第三，中国将来无论地方或国家都要政教天然合一，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地方自治，都必须经过教育的工夫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纪律习惯、科学知识，我们须作启发训练培养的工夫，这些工夫就是教育。如不经过教育，则政治与经济均无办法。中国地方自治要想成功，须从礼俗出发，礼俗地方自治组织就是情谊的、伦理的与教学的地方自治组织一政治与经济，统属于教学的组织之中，而教学居于首位。这就是政治、经济与教化三者合一的地方自治组织。第四，中国的地方自治，不是普通的地方自治，而是特别的地方自救。总之，梁漱溟所说新的社会组织就是：“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践

　　与晏阳初、陶行知不同，梁漱溟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和最坚决的排外主义者。鉴于他认为的近代中国农村日益深重的凋零，其根源在于固有风俗道德的败坏、农村社会的失序，即中国文化的失调。因此，他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阶段、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的重建，而民众教育则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步骤。在乡建方案中他对教育的设计置之于优先地位，对“欧风美雨驰而东”表示深恶痛绝：“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第60页。）对西方教育模式的盲目模仿持坚决反对态度，认为西方影响下的教育，是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以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助长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生活方式之间严重的脱离。

　　带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他于1931年全力在山东邹平、菏泽搞乡村建设实验，于邹平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乡村建设研究部，招考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二年毕业，共训练两期。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每期一年结业，招考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员山每县招考10-20名，全省分三批训完，结业生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叫乡村建设实验区，在邹平县进行实验。实验区有县长、县政府，县政府隶属研究院之下，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邹平原来叫乡村建设实验区，1932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县政改革方案，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

　　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实验计划即是集中力量推进于社会。县以下设乡学，几个村或＋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们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而变为乡学村学，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伦理精神。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振乡下人学好振作向上的志气，即“求进步”必须放在“向上学好”的心理之下去做。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

　　乡学上受县政府领导，旁有辅导员协助监督，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教育机构。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学长居于众人之上，监督调和众人为了保持学长的尊严而处于超然地位，乡里行政事务由乡理事处理，学长对理事起监督作用。乡学里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乡学里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里成员，包括全乡全村农民，称之为学众。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行动他自己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把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叫“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主要是组织合作社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如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从改良棉种人手。科学技术即是改良棉种等。还组织了一个金融流通处，是银行性质的，可以存款、贷款，贷款是有条件的，不贷给个人，只贷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奖励组织起来的农民生产合作社。梁漱溟等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八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团体组织，“向上”包括道德礼俗，“求进步”包括科学生产技术和礼俗道德。

　　四、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评价

　　（一）乡建运动中注重解决农民生计与农村教育、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二）在实践中，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实验与调查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邹县、晓庄等实验地在其范围内的成效也有目共睹。

　　（三）局限性。大都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意图在不触动政权上层建筑、不变更社会体制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但事实证明“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邹平出版。）

　　（四）梁漱溟乡建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把乡村看成是整个的。“他们要求整个乡村社会的改善与进步”。他把乡村农民与地主一起看成“乡村居民”，用有机整体观来看待中国社会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的整体根本解决不是把“根本点”放在生产关系的改变上，而是试图依靠文化解决问题，使其整体根本解决几成空话，实质上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

　　梁漱溟是在“五四”全盘性反传统潮流中站出来护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的，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梁漱溟乡建思想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和要采取的手段—合作看，如胡适所言是“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因此，对于乡建思想与乡建运动，用“政治改良主义”一概念较为恰当。特点是：（1）以追求秩序为目的，以不破坏现存秩序为前提，由局部和下层进行改良。（2）对现有秩序仍充满着批评与抗议精神，认为应用道统来指导政统（用文化思想来领导政治），反对以政统控制道统。由于个人的文化性格与其政治性格存在着差异性，我们难以遽下论断，梁的这种政治改良主义是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必然逻辑推论。有意思的是，不管梁的主观意图如何，其乡村建设的一套办法不仅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默认，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引以为良方，在本国和占领区实施，后为亚洲邻国所仿效。

　　梁漱溟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怎样在现实结构中寻求传统优秀精神价值的架构并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壮大和发扬中华文明，仍是一个古老而现实并愈益弥新的问题，值得深深思索。

我觉的是梁爷。梁爷认为，“所谓文化，无它，就是一社会过日子的方法”。他出生成长在战乱不停的年代，西洋的进步与满清的落后，军阀的混乱，都深刻刺激了他，使他意识到中国人的失败在于没有能团结成”集团“与西洋斗争，而”不能过集团生活”的原因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的“散”。正是”散“让中国人不能打倒或是超越西洋，重振龙威。而这种”散“的本因是缠绕在汉族几千年里浸润下来的文化中，想要挥刀斩断，命令大家过一种“集团生活”团结起来强大中国是做不到的。因此他想重头着手，打造一个全新的“群体生活的试验田”，以能为当时的中国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方法，于是他身体力行了。由此他提的”乡治“也非古贤所提议的”乡治“。仅是名词同，内容还是很因时而异的。他是想以”乡村建设”的方法，养成一群人以另一种新的过日子的方法——即互相关联着过，而不是独门独户闭门过——由此来发达兴旺中国。所以我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认为梁爷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的。
当然选梁爷还有一个原因是，晏的事迹我不清楚，见谅。

晏阳初乡村建设之“道”
晏阳初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1943年，晏阳初当选“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同获殊荣。晏阳初曾将自己比作平民教育的传教士：“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为了这一目标，他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和农民同起同居”，成为一名乡村的“科学布道人”。
晏阳初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18年，他远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在20万旅法华工中开展卓有成效的识字教育活动，使其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回国后，晏阳初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活动，并于1923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总干事。他认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关键在乡村，而“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为此，他先后组织同人深入长沙、定县、北碚等地推进平民教育。其中，定县实验历时最长(1926—1936年)、影响最大。在定县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农民，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八年。他有一段真诚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按照晏阳初的说法，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在他的感召下，有部分知识分子也怀着一腔真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长期跟农民一起生活，传播知识，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亮丽风景。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他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在定县，“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喜欢的方式，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救农民之“愚”，培养他们的“智识力”。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创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比较热心、能干的中青年农民“志愿者”作“示范农户”，来带领其他农户使用新技术。还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治农民之“贫”，培养他们的“生产力”。他们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还创建农村三级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救农民之“弱”，培养他们的“强健力”。他们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以救农民之“私”，养成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
晏阳初对于农民的公民教育特别重视，指出：“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他将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中心，创立了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如将历史人物的故事汇编成小册子发给村民读，通过岳飞等农民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让农民在平民学校里接受简单的教育后，发动他们组织同学会，使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后来这些同学会成了晏阳初对农村进行民主改造的基础。与此同时，晏阳初还在定县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通过招募一些积极热心的人组建公民服务团，让农民进入乡镇的公民大会，或县、镇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农村改造委员会，通过介入公共管理培养他们的公共意识。
“科学布道”过程中，晏阳初最大的创造，是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为了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加强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通过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害等举措，“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晏阳初深知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就必须使“农民科学化”，要使农民科学化，就必须使“科学简单化”。为了改善定县农民的经济生活，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改良棉花的选种、提高母鸡的产蛋率等。二是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晏阳初反对“为教育而教育”，主张知识分子要“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根据他们的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三是进行农村普查工作，先后完成了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为乡村建设的展开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定县改造是晏阳初为了推进全国性的平民教育和社会改进运动做的重点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定县在中国第一个实现了“宪政精神”框架下的县级自治，推而广之，河北省也成为“自治”模范省。作为一个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模型，定县模式对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起了示范作用。据1980年代初河北省的调查材料，由于平教会的工作，定县在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无文盲县，消灭了天花；而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他说的“三C”，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来说，就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来自基层的民间疾苦和民众智能。他告诫世人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晏阳初很早就许下诺言：“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观其一生，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