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出狱后想做什么？

“刺死辱母者”当事人于欢母亲姐姐相继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理发，第二就是着手准备将工厂恢复，等待于欢的出狱，一家人在一起。

于欢案
2014年到2016年，由于行业不景气。工厂的资金运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所以苏银霞在别人的别人的介绍下，向当地的黑社会借了135万元的高利贷。由于利息非常高，最后她没有还清欠款。2016年4月14日，黑社会的人进行上门催债，于欢为了保护母亲，所以用水果刀捅伤了侮辱母亲的催债员杜志浩和其他三名催债员。由于失血过多，造成其死亡。最后于欢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判决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改判有期徒刑五年。2016年至2017年，苏银霞和女儿也因为非法吸储获罪入狱。

母女二人出狱
在母女二人出狱后，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剪了头发，恢复了入狱前的发型。估计也是寓意这重头开始吧。这两人把家里收拾了一番，将家里的水果刀都收起来了（怕想起当年的事情），等待于欢的出狱。她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准备重启工厂。重启工厂一直是苏银霞记挂的事情，所以出狱后的她就与老顾客洽谈业务。对于刚出狱的自己，她还担心别人不肯接纳他，好在顾客都挺好的，说只要来了就行。出狱不久的苏银霞欠着银行五千万，还欠着别人的几百万。这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苏银霞一直觉得后悔，并对儿子有深深的愧疚感，如果当年自己没有去借高利贷，就不会发生于欢的事情，一切都不一样。但是世上没有如果，只要脚踏实地向前走，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月25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个舆论场。
截至目前，微博话题#刺死辱母者#阅读量已超过6亿。

这篇报道称，2016年4月14日，山东民营小企业家苏银霞、于欢母子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遭到恶意讨债，在母亲受到讨债人“极端手段侮辱”、出警警察借故离开的情况下，于欢拿起水果刀刺伤四人，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但因失血过多在医院死亡。聊城中院于2017年2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于欢是否无罪，知著君无法断言。但在如此“现象级关注”的背后，是什么在牵引着我们愤怒的情绪？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又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
这场舆论风波的源头，就是南方周末这一篇深度报道。报道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极端手段侮辱”、“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凌辱”…… “辱母”的细节成为了网友情绪煽动的导火索，当众辱母，儿子必然群情激奋，这是一个人本能的血性。
读完报道，不得不佩服记者王瑞峰的调查能力；但是，当我们冷清地再来回顾这篇长文时，报道上的有失公允似乎成了这场舆论最初的引爆点。
首先，从“辱母”这一关键细节来看，记者用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词汇——“极端手段侮辱”，看似是记者在规避一些不雅字眼，实则却让不少读者望文生义。
微博用户@张洲的理解是：“那帮歹徒当着儿子的面，掏出生殖器抽母亲的脸……”

网友在这样的具体细节描述下，自然被激起了愤怒——

事实究竟是什么？
根据判决书里于欢的口供，催债人员脱裤子露出下体后，被员工马金栋及时劝阻，并没有提到“生殖器抽母亲的脸”这样恶劣的行为。

@张洲对报道产生的误解，导致了不少的负面情绪，其影响也十分广泛：转发量14万，点赞数15万，评论量5万。正是由于南周记者细节处理的模糊性，给读者带来了二次解读的扭曲，方才催生了舆论的苗头。
有人可能会为南周辩解，这是出于报道的儒雅而刻意规避不雅字词。但知著君认为，这篇报道的核心就在于此，挑动网友神经的关键也在此，模糊性的描述只能让舆情恶变。
其次，从新闻写作的角度而言，报道中大量使用形容词，如“瑟瑟发抖”、“咬牙切齿”、“几近崩溃”等等，记者的主观情绪植入在文字之间，故事化的描述虽然极具代入感，但这篇报道呈现的情绪煽动性，仿佛让我看到了赫斯特当年黄色小报的“风采”。
此外，还有网友指出，报道中几乎全是被告方（于欢）的证人证词，对于原告方（杜志浩）的描述是一些“背景信息”的补充。
微博@辟谣与真相指出，“作为媒体，本应把正反两方的说法，都全面、如实的告诉受众，让受众自己判断，不能片面报道误导受众……”
并且，该微博还附带了于欢辩护律师@殷清利律师于24日晚的微博截图，直指其“热炒”嫌疑，而这条微博目前已被删除。

这篇颇受争议的报道，就这样拉开了舆论激荡的序幕。知著君并不是想为杜志浩等人洗白，这样的恶劣行径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靠新闻媒体的口伐笔诛，难免会模糊事实、裹挟民意，这样的做法只会引燃舆论。
依靠着南周的报道《刺死辱母者》和判决书两份资料，媒体纷纷扑上了这块“人血馒头”，“刺死辱母者”俨然成为了一个传播符号，其背后渗透着法制与人情的探讨、良知与正义的拷问，就像媒体话题创造的天然酵母。
根据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6日22时，与“刺死辱母者”相关网络媒体报道达到3972篇，微博4702条，微信文章2352篇（上述均不含二次转发）。网络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域，观点的讨论主要有三：
其一，情理与法律的关系。比如，作家易中天在《血性男儿哪有罪？刺死辱母者既是正当防卫，更是见义勇为！》文章里认为：“劈山救母传为美谈，于欢救母反受惩罚，于情于理均难以服众。”
其二，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江苏省高级法院助理审判员桂公梓在《讨论“辱母杀人案”的正确姿势》中认为——

其三，警察是否渎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从刺死辱母者案看法治践行中的痼疾》一文中指出，“当地警方如果能够正常适用法律，接警到源大工贸后就应该采取措施，追究杜志浩等一干人员涉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和非法拘禁的刑事责任，至少应追究其治安行政责任”。
“辱母”、“杀人”、“判决不公”、“渎职”……正是这些戳中社会大众痛点的标签，让舆论在社会化情绪的累积中广泛传播。根据新榜趋势的数据统计，微信公众号诞生10万+爆文近百篇，点赞数量最高的20篇如下图所示
自媒体时代，在信息不足时，往往情绪先行。仔细看看这20个标题，“血性男儿”、“恶霸”、“冰冷”……无不具有煽动性，情绪化的字眼无疑是收割“民意”流量的利器。
然而，这些情绪色彩极浓的文章，又对舆情走向带来何种影响呢？
诺依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意见气候形成的三个条件：多数传播媒介报道内容的类似性，由此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由此产生累积效果；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由此产生遍在效果。
自媒体文章连篇累牍地覆盖，恰好给舆论的扩散提供了“气候”，遍在的煽动情绪让个体心理逐渐向群体心理转变。从清博舆情的微信分析可以看出，从26号到27号，网友的负面情绪正在增长。
26/27
正当舆情不断升温之时，25号晚上，@济南公安官方微博发布一句“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迅速给这场硝烟四起的舆情处理——火上浇油！
无论是“躲猫猫事件”，还是去年的“雷洋案”，网友对警方的公信力早已习惯性质疑，定型化效应十分明显，这为舆论兴起提供了舆情基础。当“刺死辱母者”案事实尚不确凿时，网友等待着官方的回应，而等来的却是一句对舆论谴责的话语。
网友纷纷表示不满。不料，@济南公安次日再发微博“毛驴怼大巴”，这张情绪化的微博被网友解读为“政府是大巴，群众是驴，驴怼大巴，不自量力”。
聊城政府迟迟未开口，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之时，往往会以一种“补偿心态”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它矛盾之上，从而为舆情诉求寻找到一个释放的渠道。而济南公安高级自黑，那我就来做这个“渠道”吧。
“毛驴怼大巴”事件无疑是对民众的焦虑情绪添柴加火，进而滋生了反向的社会情绪，在引发社会大众对政府机构不信任的同时，也为“刺死辱母者”案的进程带来干扰。
现实的情况正是——舆论看似热闹，但真相依然原地踏步。频频发生的次要热点让引导失去准心，各种跑偏的舆论话题干扰着核心议题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大众的焦虑与情绪化更加严重，舆情呈现梯度式升温。

在感性化和情绪化的发声中，网友们各抒己见，在激烈狂热的舆论环境中针尖对麦芒，其中裹挟的反向社会情绪，已经出现了“舆论审判”的倾向。
随着事件的逐步发酵，诸如此类的情绪越来越多，从@头条新闻发起的两个投票可以看出，网友的极化情绪被“辱母”这一细节所点燃，对于“法理情”的讨论，形成了舆论一边倒的强烈共识，质疑着法律与司法的权威。
“舆论审判”对司法审判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面在于倒逼司法部门的行动，如促成收容制度废止的“孙志刚案”；但是，舆论审判影响司法公正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影响极大地“彭宇案”。
当于欢一审判决结果出来时，网友以压倒性的声音呼喊着“无罪”或“减刑”，为了避免出现“雷洋案”的复杂舆情，这一次，官方的回应及时而有效，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众之心。
26日10点43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微博称，依法组成合议庭受理此案。
11点16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派员调查”，转载量7万，点赞数31万次。
11时37分，@最高人民法院转载@山东高法通报微博；12点50分，@山东公安表示，“已派出工作组”；下午16点27分，@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称，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在舆论引爆后24小时后，官方通过微博平台频频发声，相关通报中直言审查重点为“于欢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警察是否失职渎职”，可以说变相回应了“是否存机械适法”、“警察执法是否规范”这两大核心舆论关切点。
这一次，司法部门并未选择性失语，多层级的官方连环回应，司法与舆论再现良性循环。政府对民意和程序正义的重视，让不少网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除了官方的及时回应之外，两天之内，各大媒体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以澎湃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首的媒体，反应迅速、追踪及时，短时间内拿出角度各异的采访、报道、评论，集体发声。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实信息较为模糊，各家新闻媒体纷纷展开实地采访，补充了最初报道中未呈现的大量信息。
与自媒体的评论文章相比，各大媒体的评论更显理性，无论是对“于欢是否无罪”的探讨，还是“情理与法律孰轻孰重”的深思，都带着这个时代坚韧的印记。
一桩旧事，一篇长文，轰动了整个中国。
辱母，杀人，正义……这些标签成为了社会化情绪的聚焦点，放大了舆论的影响烈度。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公众对潜在风险的恐慌担忧，对公权力和程序正义现状的极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这起案件中，我们既要看到一些记者深刻的调查能力，也要看到社会化情绪在舆论的裹挟之下如何变异。
在我们把“舆论”当做一种伸张正义的力量时，也要保证其理性和规范，别让你的发声裹挟着过多的社会化情绪。一件议程的处理，还是需要社会理性共识的凝聚。

于欢出狱后表示想好好把握今后的生活。

据悉，11月18日上午11时多，26岁的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欢家人打电话告诉我，他昨天通过减刑出狱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也很突然。”于欢案的代理律师殷清利称。

但他有过预感。前几天，监狱部门给于欢母亲打电话，说让给于欢准备几件衣服。“一般来说，监狱是不允许（服刑人员）穿自己的衣服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可能减刑要下来。”殷清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出狱后的于欢先和家人、亲戚吃了顿团圆饭，和村里的一些长辈见了见面。然后还回老家祭奠一下爷爷奶奶。

扩展资料：

“辱母杀人案”经过：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遭遇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时年22岁、受到刺激的于欢用水果刀对暴力催债者乱刺，其中被刺的杜志浩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2017年2月17日，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7年6月23日，山东高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日期是2021年4月14日。此次减刑意味着，于欢大约提前5个月出狱。

“于欢性格内敛，处事温和，当时发生那件事肯定是他无法容忍的时候，才实施的行为。”殷清利在录制的短视频中回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到于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几乎处于精神完全崩溃的状态。”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想好好把握今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