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怀念母亲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急！！！！！！！！！！！！！！！
《怀念母亲》一文是季老的回忆录《留德十年》中的一篇。《留德十年》从1934年，青年季羡林大学毕业期待赴德留学终于成行写起，一直写到1946年归国返乡为止。数十篇文章，洋洋十数万言，写尽了十一年羁旅生涯中的跌宕起伏。《留德十年》中的文章，每一篇自成一体，各自独立；连在一起则以时间为序，整体呈现了先生十多年的经历。在这些文章中，《怀念母亲》显得有些特别，它没有像其他的文章那样以写事或写人为中心，而是在叙述文字中夹杂了相当比例的日记、文章片段，头绪比较多。它的主要内容，对母亲（生身母亲、祖国母亲）的怀念是年轻的季羡林欧洲十一年中不间断的情感。写羁旅生活中对生母、故国的深切怀念，既没有像其他文章那样以叙事或写人为中心，也没有恣意抒情，这在季老是有原因的。
读作者的其他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文本。季老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回忆幼时的生活和表达对母亲早逝而自己无从迎养的愧疚、悔恨，对解读《怀念母亲》很有帮助。此外，《怀念母亲》中有两段文字摘自季老写于1936年的《寻梦》。《留德十年》附录中有《寻梦》全文，不但有助于解读《怀念母亲》，而且此文写得情深意切，读后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投我吧，谢谢啦 不知道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
投我吧、拜托啦、
怀念母亲 季羡林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根的孤寂小城，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说明当时的感情，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情，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引用了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我就心潮腾涌，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怀念母亲》一文是季老的回忆录《留德十年》中的一篇。《留德十年》从1934年，青年季羡林大学毕业期待赴德留学终于成行写起，一直写到1946年归国返乡为止。数十篇文章，洋洋十数万言，写尽了十一年羁旅生涯中的跌宕起伏。《留德十年》中的文章，每一篇自成一体，各自独立；连在一起则以时间为序，整体呈现了先生十多年的经历。在这些文章中，《怀念母亲》显得有些特别，它没有像其他的文章那样以写事或写人为中心，而是在叙述文字中夹杂了相当比例的日记、文章片段，头绪比较多。它的主要内容，对母亲（生身母亲、祖国母亲）的怀念是年轻的季羡林欧洲十一年中不间断的情感。写羁旅生活中对生母、故国的深切怀念，既没有像其他文章那样以叙事或写人为中心，也没有恣意抒情，这在季老是有原因的。
季老在《留德十年》的《楔子》中说，“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写事实。”为了遵从这样一个写作原则，写《怀念母亲》时，季老为了“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几次引用当年的日记和文章片断，来“保存自己当时的感情”。这样一种组织语言材料的方式，是服从于整本书作为回忆录的性质的。
读作者的其他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文本。季老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回忆幼时的生活和表达对母亲早逝而自己无从迎养的愧疚、悔恨，对解读《怀念母亲》很有帮助。此外，《怀念母亲》中有两段文字摘自季老写于1936年的《寻梦》。《留德十年》附录中有《寻梦》全文，不但有助于解读《怀念母亲》，而且此文写得情深意切，读后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怀念母亲》一文初读平淡无奇，甚至感觉跳跃性比较大。读过一些相关的作品，了解了写作背景，慢慢走近作者的心灵，再回头去读，渐渐读出了味道。季老学贯中西，文通古今，对如何写散文有自己的独有看法。他曾说，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真”就是真实，“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现在，为了自传 “只写事实”，他在写此文时尽力取“真”而去“情”，使文章读来显得平淡了。可是文章“平”和“淡”的背后，隐藏了更深的“情”。季老一生埋首躬耕于古文字这片坚硬的土地，开掘出一部部丰厚的典籍，他偶尔到散文这片田里散散步，便留下不少性灵文字。季老一生宁静淡泊，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却又读出了一个善感而多情的季羡林。他曾为一茎古藤被砍断而暗自垂泪（《幽径悲剧》），他曾为身边小动物病亡而“内心颤抖”（《老猫》），他曾为异国他乡偶然相识的少年魂牵梦萦（《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母亲早逝使少小离家的他今生无法膝前尽孝，这成为他“永久的悔”；去国离乡时亲老、妻少、子幼，本以为两年即可回国，却因为战乱被阻留异国他乡——对生身母亲、对祖国母亲的怀念怎不是他异国十一年中内心深处炽烈的情感？也许，这时候正可以用上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学习季老的《怀念母亲》这篇文章，是很有意义的。如何更好地把握这篇文章的特点当然很重要。这篇文章入选教材之后，有多处改动。并不是编者自认为有多高明，原文在《留德十年》中，与前后各篇文章之间有联系，把它选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篇文章要小学生学习，有必要尽量减少这种联系带来的阅读障碍，此其一；其二，为了便于小学生理解、接受，修改后的文章头绪也简化了些。但是，即使作了改动，这篇文章相对全册教材中的其他课文来说，还是比较特别。了解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了解到季老欧洲十一年中对两位母亲的怀念始终不断，季老在散文中想把这种情感经历表达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课文。那么，怎么把握这篇课文的教学内容呢？季老就这篇文章说的几句话是不是对我们有启发：同一篇文章，写两个母亲，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容易接受。小学生要懂得热爱祖国，懂得对自己的父母尽孝心。
再一次写下这几句话，我仿佛又回到了拜访季老的那个下午。我回想着在病房中安然静坐的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忍不住打开了电脑中存放的照片。老人身穿白色的家居服，静静坐于桌前。桌上，是他常用的水杯、刚摘下的眼镜和我们带去的教材。他右手轻轻抬起，面带微笑，正在说着什么。老人的大半个身子、桌上的书、眼镜、水杯都淋浴在阳光中，看上去是那么温馨。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
投我吧、拜托啦、
怀念母亲 季羡林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根的孤寂小城，不知道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说明当时的感情，我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情，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引用了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我就心潮腾涌，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在他德国留学的时候，具体时间：19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