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于以身引舟的何易于

何易于亲自挽纤拉船

一、翻译：
何易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和通过什么途径做官的。做益昌县县令。益昌县离刺史的治所四十里，县城在嘉陵江南岸。有一次，刺史崔朴常春光明媚，带了许多宾客，坐着大船，唱歌喝酒，从上游放舟东下，船一直到益昌县附近。船到，就下令要民夫拉纤。
何易于就把朝版插在腰带里，拉着纤，与几个民夫一起拉着船，跑上跑下奔忙。刺史发现县令在拉纤，很吃惊，问他为什么。
何易于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忙于春耕，就在侍弄春蚕，一点点时间都不能损失。易于是您主管下的县令，现在没啥事干，可以来承当这个差使。”刺史听了，很惭愧，和几个宾客跳出船舱，上岸骑马一起回去了。
二、原文: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何所以进。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
三、出处
《书何易于》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孙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位不谋私利，真心实意为民父母的县官呼之欲出。
孙樵又十分难过，难过的是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竟然只得个“中上”！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了。
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短文，让天下知道何易于！让朝廷知道何易于！让皇上知道何易于！让后世史官知道何易于！好人、好事、好文章，无胫而疾，历久弥新。
二、作品赏析
何易于勤政爱民，一身正气，敢于抵制上级胡作非为的行为实在令人钦佩，值得大书特书。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何虽“不得志于生时，必将传名于死后（译：何易于即使“活着的时候不得志，一定会死后传名天下）”。果然，《新唐书》作为廉吏为他立了传。
三、作者简介
孙樵（约公元八六七年前后在世），字可之，（《文献通考》作隐之。此从新唐书艺文志注）关东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懿宗咸通中前后在世。散文学皇甫湜。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
广州明，黄巢率军进入长安。孙樵跟随僖宗奔到歧陇，任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给紫金鱼袋。孙樵曾经删除选择所作，得三十五篇，为《经维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传于世。所做古文，刻意求新，自称是韩愈的四传弟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何易于引舟

《新唐书·循吏传》中载有何易于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了上司的派遣，违抗了朝廷的诏令｡
县令，在中国古代，是最低一级的官吏，也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官。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县令这一级别的官吏，其基本职能是代表最高当权者压迫、剥削广大老百姓的。在老百姓的眼中，县官被称为“老爷”，可以骑在老百姓的头上，坐威坐福。而县官本人，更可以假“天子”“圣上”之名，随意加征、加派、判刑。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县官，总体上来看，贪官污吏多，清廉为民者少，能够真正成为父母官者更少。由于县令的级别低，无论是贪者，还是廉者、勤者，他们的佳绩和劣绩，很少能载入史册，流传后世。
从《史记》到《清史稿》，被官方认定的二十六部“正史”，为县令立传者，可谓寥若晨星。但，例外总是有的。这一例外，就出在《新唐书》中。《新唐书》的编修者是北宋的史学大家欧阳修。在欧阳修看来，县令的官位虽低、官衔虽小，可是，他们的作为却“事关军国，理涉兴亡”（唐·刘知几语）不可忽视，因而在《新唐书·循吏传》专门为一位四川益昌（今四川广元南）县令立了传。这位县令叫何易于。要说何易于能上《新唐书》，第一功臣，并不是欧阳修，而是中书舍人孙樵。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副手，相当今天副部级或司局级。因为工作关系，孙樵经常到全国各州、县执行公务。这一年，孙樵来到利州（今四川广元），后又来到益昌（益昌是利州的属县）。到了益昌县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一群老百姓，要向孙樵这位从朝廷下来的大官儿讨个说法。老百姓问：“皇上下诏书，考察各级官员，我们何县令为什么才得个‘中上’”原来，唐朝祖制，对各级官吏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共分三等九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丢官。
在老百姓看来，何易于得“上上”也名正言顺，这样好的父母官，为什么只得了个“中上”？老百姓是从自身的感受，为何易于鸣不平的。孙樵在朝中做大官多年，到州、县执行公务数次，从来未遇到老百姓为地方当权者鸣不平的事，所以决定把事情搞个清楚。孙樵问：“何县令催缴赋税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老百姓不能准时缴税时，何县令就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放宽期限。”孙樵问：“何县令监督老百姓出劳工的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上级拨款兴修工程，资金不足，要向老百姓加派，贫穷人家没钱，何县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交。”孙樵问：“何县令给不给上级送礼？”老百姓回答：“何县令向来秉公办事，根本不干送礼行贿的事。”孙樵问：“何县令捕捉盗贼工作做得如何？”老百姓回答：“我们益昌县自从何县令上任，多少年来没出一个盗贼。”孙樵听了老百姓的回答，心如潮涌，感慨万千，对老百姓解释说：“我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听说过考察官员的标准，大概有四条标准：一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催征赋税；二是能否加快向老百姓征发各种劳工；三是能否讨得上级领导的喜欢；四是能否捉拿更多的盗贼。考核县令也就是这四条。”老百姓听了孙樵如上的谈话，摇摇头，干笑一下，都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孙樵有些尴尬，便进一步访问何易于的事迹，看一看老百姓为何为何易于评为“中上”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