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马这个官感觉是很大的，但白居易被贬时自称江州司马感觉这个官又很小，请问这个官到底有多大
资料1：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从此“换尽旧心肠”，成为白个人际遇和生活的转折点，从所谓“兼济天下”到了所谓“独善其身”。
这次被贬，白居易自以为天涯沦落，牢骚满腹，顾影自怜，很是写了几首好诗。江州司马青衫湿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认为白的被贬是当时唐政府的不是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就这次贬谪，于白而言，纯属活该。这是对白一贯喜欢出风露头的合理惩罚。
白之遭贬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案。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武当场死亡，当时武正主持进攻吴元济（就是后来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伤（伤在头部），幸赖随从拼死相救，才抢回一命。一时朝野震惊！明摆着，敢同时刺杀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台老板，毫无疑问是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的藩镇。这是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战。
宪宗皇帝（文治武略均应为中唐首指）龙颜大怒，下诏捕贼。并于刺杀案发三天后，下诏任命尚在重伤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显示平定藩镇之叛和惩凶的决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紧张地进行着，但一时头绪纷繁，侦查工作难度不小。几天下来，进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街头，而刺客不被抓获者。故而宪宗又于6月8日（离刺杀之日仅隔5天）下诏天下大搜，明令谁敢窝藏
刺客，诛灭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进展，捕得张晏等八人，按问具服罪。
6月28日，杀了张晏等5人，复杀其党羽14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史李师道。之所以此时不动李师道，前面说了，是因为唐政府这时正在攻击吴元济。若贸然去动李师道，则李师道必然举兵反，则唐政府就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问的策略是对了，此后不久就消灭了吴元济。元和十四年（819年），消灭了李师道。
从追捕凶手的过程来看，可见唐政府反映迅速，宪宗之雷厉风行，办案官员也是很负其责，尽心尽力的。
而这个白居易呢，当时任左赞善大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说话似的，急匆匆地上书要“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言下之意，责怪办案官僚办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紧张侦察追捕，他一个“官非谏职”的闲人，跑出来怪这怪那还指手画脚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纯粹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于是触怒了执政群僚，于是贬乱说乱动的白居易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当时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论白居易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经失常的母亲坠井而死，似与白居易兄弟有关，这事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贬白为江
州司马。（后来，甘露事变，王涯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从整个事件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当然，白并不觉得是自己的过错，他很牢骚，很愤懑，见看花就流泪，看见鸟就伤心，还真写了不少好诗。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诗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名句令人读后生出许多感慨。从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贬为江州司马也许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从我们读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贬，才使得他有机会了解、接触社会底层并创作出了伟大的令人百读不厌的《琵琶行》等诗歌，从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从京城的左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了呢？
据史书记载，在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期间，当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当街残杀，整个京城为此震动。而当时，由于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谋杀案，百官迫于当时的情势，噤若寒蝉，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上书朝廷。而白居易虽然深处低位，却出于正义和忠诚，在事发的当天中午就写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彻查此事，严惩杀人凶手。这当然触动了当时的宰相张弘靖等人。于是，张就以白居易越权奏事为名，将他贬为了江州司马。
且看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说的：“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都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小的赞善大夫为何如此多事呢？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更是无法平静。我固然官职卑微而朝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是义愤，也不为过，至少我这样做问心无愧！若说这是张狂，是虚妄，我又能辩解什么呢？如今因为这事获罪，您以为我又能如何？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这篇给朋友的信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原委，表达了自己悲愤且无奈的心情，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白居易的贬官尽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因为他闯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但当时给他定罪的罪名却不是上书要求缉拿杀人凶手一事，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给他定罪的理由是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母亲是不幸坠井死的，白居易写了一首《新井篇》，因此受到贬斥。
真想终于大白了！尽管当时的权归对白居易的那篇奏章恼羞成怒，恨之入骨。但他们也知道，是不能明目张胆的以此来定白居易的罪的。因此就抓住了白居易的那首《新井篇》大做文章，并达到了目的。
这样说来，白居易因言获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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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被贬江州探因
刘金山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一举考中进士并且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唐宪宗元和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拜左拾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
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对左拾遗一职很满意。他忠实地履行谏官的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别人每月领的谏纸都用不完，他领的谏纸却不够用，忙得“食不甘味，寝不遑安”。上谏书之外，他还写下不少讽谕诗，来补察时政，针砭时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情况：“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不仅敢于指斥时弊，讥讽权贵，而且还与皇帝争论。河北藩镇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宪宗命令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对此事，不少谏官上书劝阻，白居易则在朝廷“面论”，即与皇帝当面辩论，辞情恳切，论辩周密。接着他又请求停止对河北用兵，洋洋数千言，都是些别人不敢直说的话，唐宪宗对他的许多意见都采纳了，唯独对他直接和自己辩论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次改任，名义上是升了，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谏官的发言权，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藩镇们不秉王命，割据叛乱，互相掠夺，搞得天下不宁。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姑息、怀柔，一派主张武力讨伐。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战派。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怨恨。不久，藩镇们收买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长安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伤。满朝文武，多慑于藩镇的淫威而不敢说话，而身居闲散官职的白居易却犯了职业病，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他此举招来了很大是非，宰相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平白无故地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当权者正讨厌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状事迹，不适合担任一州之长，于是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白居易满怀凄楚离开了长安，成了“天涯沦落人”。被贬江州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根本的转折。从此，那个宁折不弯的白居易不见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隐生活。
资料2：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白居易被贬的表面原因是他越职奏事，率先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当朝权贵，实际上真正的根源在于他平日所作的讽喻诗招致当权者的嫉恨，故借此机会打击报复。对此，白居易自言：“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白居易的感伤诗最出色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前者为早年（元和元年）所作；后者便是外迁这一阶段的作品。这两首诗均达到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长期在人民中广泛流传。白居易在内外迁调的时期虽然以“独善其身”为处世原则，但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转而表现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人民做好事。在杭州时，他主持修筑湖堤、疏浚水井，造福百姓；离开苏州时，人们泣涕相送，依依不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始终心系民间疾苦。
以上资料引自网络，谢谢
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中说：“唐时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秩。” 白居易在他的《祭匡山文》中有这一句话：“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乙酉，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可见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作《琵琶行》时，散官之品肯定也是将仕郎无疑了。而将仕郎在唐朝为最低级的文散官，从九品下。如此这般来说，虽然白居易身居江州司马五品要职，但品秩不过九品下而已，理所当然也是穿青衫了。
司马是主管军事的，江州司马就是主管江州军事的。要说具体多大，最好是和各级官员比较下。唐朝时正式丞相为尚书令为正二品，中书令为从二品，李二之后一般以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也就是说一般的宰相为正三品。
地方上一级行政区划为州（道比州大，一道包含若干州，但是道不是行政区划，是监察区和军事区），州的长官称刺史，论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省长，论管辖面积相当于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
州分上中下，江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只比宰相低半级。刺史有三名上佐官为别驾、长史、司马，相当于刺史备胎，刺史不在时代行刺史职责。上州司马为从五品下，比刺史低2级8阶。司马之前还有别驾、长史，所以真要代行刺史职责一般也轮不到司马。
综合来说，州司马算是高官厚禄（名义上是厅局级干部省委书记助理辅佐省委书记管理省军区实际上就是喝茶养老但关键时刻省委书记不在时还有可能代行省委书记职责），但因为是备胎所以并无多少实权，相应也很清闲。
白居易青衫湿，并不是因为课本解释的那样嫌弃官职低微，实际上是因为唐朝人认为做地方官是苦差事，特别是像白居易这样名动天下的文学大师，认为只有在京城做官才是做官。语文课本上那是瞎解释的。
唐初实行四等官制，以尚书都省为例，长官就是尚书令（唐代只有特例），通判官就是左右仆射，本判官（也有的学者称为主判官）为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典史就是各种吏；勾检系统的长官则是尚书左丞、右丞。地方行政机构也类似，长官就是刺史，通判官是别驾、长史、司马，本判官就是各曹判司，典史都是吏；勾检长官为录事参军。前期的司马作为通判官是有实权的，如《新唐书·孔述睿传》：“曾祖昌寓，字广成，贞观中对策高第，历魏州司马，有治状，帝为不置刺史。为政三年，玺书褒美，进膳部郎中。”可见司马掌握实权，而且是代理刺史的长官行政权。但中后期的确成为了大量贬官的安排，史籍中不乏贬为某州司马这样的记载，而且贬官后，司马并没有实权。
司马五品下
司马是从五品下的官员,在唐朝的时候，司马这个官职的职务就是协助当地的刺史办事，但是更多的只是个虚名而已，没有任何职权，几乎成为了朝廷贬官的一个代名词。唐朝中后期，司马已经是很低级的职务了，而且京官被贬，一般是被贬为司马。所以唐朝司马是个很特殊的官职，没有实权，只领俸禄，每天都是游山玩水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官员们不会跟他们交往，因为如果交往了，被人抓到把柄，有可能会被罢职。而且这些司马很有可能还会回到京城做官，所以只能敬而远之。
长史，为幕僚之长。亦可领兵，其实质若现今之参谋长之职务。
刺史是名义一把手，长史是具体行政者，司马是没啥权的。
司马：古代职官名称。殷商时代始置，位列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从搜索的资料看，司马这个职位差不多就是国防部长了，很不小。但是作为军政，可能分很多级，但是同一个名称。比如，书记，有全国总书记，有车间书记。同样一个局长，县公安局长和北京市公安局长能是一个级别吗？
司马本身找不到别的解释，我觉得白居易也就是当了江州这个地区的军事总司令，或者说参谋长而已。
司马就是今天的司令，有市级警备区司令，也有大军区司令。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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