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乡镇体制机革的难点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8
经济新常态下村镇银行如何发展

村镇银行,是中国银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三农”发展和普惠金融的重要举措。村镇银行要始终坚持“支农支小”的战略定位,积极引导资金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打造独具品牌特色的信贷产品和经营模式,为推进县域和农村金融创新,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做出了有益贡献,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之路。这才是村镇银行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方向。

经济“新常态”的基础是企业“新常态”

  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 “新常态”的基础。那么企业的“新常态”又新在何处?或者说企业“新常态”的特征有哪些?

  首先,企业“暴利”时代已经结束,“微利”时代已经到来。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投入获得“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企业主要依靠信息、知识和技术这些新要素,依靠创新获得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来获取利润。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企业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长期积累和投入,利润的获取将更加艰难,那种期待一夜暴富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而积小利为竞争力的企业将成为常青树、不倒翁。

  其次,以现代信息技术、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物联网企业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新趋势。以现代科技、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物联网,已经初步形成覆盖物联网感知制造业、通信业和服务业的完整产业链,改变着企业的生产、储存、营销全过程,产生新的业态,发展出新的盈利模式,引领着企业的发展趋势,并且带来新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再次,中小企业成为“新常态”的主力军。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亿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提供工资性收入。随着国家反垄断的规范化,国家将加大对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垄断的监管力度,依靠行政和技术进行垄断的机会逐渐弱化,相反,国家在财税政策、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创业兴业、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将成为我国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内在活力和动力的企业群体,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将发挥主导作用。很显然,中小企业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成为“新常态”的重要特征。

  最后,企业的国际化成为一种常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与配置加速,中国企业通过引资、引技、引智的方式,将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带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原材料基地、加工制造基地、研发设计基地和营销渠道,尤其是资源、能源、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国际化、跨国经营不可阻挡。

  “新常态”下企业要抓住四大机会

  面对“新常态”这样的大背景,企业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逐渐强身健体,同时要抓住机会,有所作为,少讲“逆势而上”,多说“顺势而为”,关键是要抓住四大机会。

  一是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机会,尽快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增速换挡步伐,始终使企业走在“新常态”的潮头。

  二是抓住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带来的改革机会。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企业结构,“新常态”为企业加快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建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设,改变企业僵化、缺乏活力的经营体制,将使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是抓住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长期战略蕴藏的政策机会。新型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引发中国社会一系列变革,巨量的投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产阶级群体的蕴育,为企业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四是抓住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尽管已经30多年了,但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总体上尚很陌生,很多企业尚不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和现代企业制度来配置资源,发展自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走在市场高端同时有能力创造市场的企业提供了机会。

  “新常态”下企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大多数企业面临一道坎。顺利跨越,前程似锦;超越不了自己,生死难料。

  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布局,强调内外平衡,把握发展主动权。在价值观上,企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社会责任账,既注重当前,更注重长远;在经营观上,以多元共赢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竞争对手的合理关切,在谋求企业发展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对外开放战略上,由出口为主转向进出口并重,从货物贸易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服务贸易,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社会责任承担上,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治理机制完善和规则制定,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积极参与者。

  具体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时,还可参考以下策略。

  智谋为先,审时度势。“新常态”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企业谋发展、做决策,不能凭感觉,而是要关注大势,特别是面对未来的差异化调控,企业应更讲究经营战略与战术。哪些地方该支持,哪些地方不支持,政府会有所侧重,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借势发展。

  精专为上,强化主业。扩张的时代过去了,企业也要收缩战线,不要再继续简单扩张,要向着精、专方向发展;要立足主业,立足产品,做好品牌。要尽快缩短技术差距。要懂得整合资源,嫁接改造,缩短新技术的研发时间。企业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整合资源,通过收购兼并国内或国际企业,在其技术基础上实现独立创新,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捷径。

  资本为王,纵横联合。“新常态”下的企业应考虑如何使有效资产尽快进入资本市场,全力以赴推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纵向的、横向的、跨国产业的整合,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资本充裕的基础上,储备战略资源,要深刻理解商业模式的变革,做强实体经济。

  创新为本,科技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信息、技术融入实体经济之中,抓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会,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引导企业与互联网接轨,在全球铺设营销网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决策者要懂得,过去造就富翁的行业是房地产业,现在造就富翁的是互联网行业,未来造就富翁的将是金融业。

  企业、政府、社会三向联动

  “新常态”下的企业要大有作为,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企业眼睛向内、做强自身的基础上,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是企业实现超越的保障。

  政府、企业、银行要三方共同努力,良性互动,加强沟通,提升信心,鼓舞士气,才能帮助企业通过考验。

  政府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现阶段,融资成本侵蚀着企业的平均利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基准利率过高。银行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属于非常规企业,国家以常规企业的考核机制对银行进行管理,这种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使得银行运用霸王条款,将实体经济微薄的利润转变为银行的利润。这种状况不改变,会使得实体经济企业在“新常态”下难有作为。

  要松绑贷款担保条件,释放企业积极性。在当前互保危机频发的情况下,银行对于贷款担保条件的设置越来越严苛,不仅要求企业间互保,有些地方甚至新增了“夫妻双方或重要股东签字”的贷款条款,把企业的有限责任扩大为无限责任,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因此,政府有责任强化企业与企业间、企业与银行间的信任关系。

  要尽快出台适合“新常态”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高税收已经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使得作为转型升级主体的企业失去了转型升级的动力。中小微企业日子更加难过,而各地税收又不能少,于是只好转嫁到当地的大企业身上,甚至出现预交税现象。

  政府必须意识到,“新常态”下,传统的调控手段不好用了。过去,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的一种常用手段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现在,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0.65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5,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65,仅为中国的1/3.M2与GDP的比值越高,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

  总之,“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要顺利度过增速换挡期,进入平稳发展期,必须发挥企业、政府、社会三个车轮的作用,三向联动,相互推动,才能实现中国企业的“新常态”。

首先从现象看:责权难以统一,调控能力弱化。乡镇政府肩负着一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权力上收,责任下放”,造成这一级职能虚化,自主权缩小,而责任不断增大。存在着“看到人的管不到人,管到人的看不到人”的问题;体现在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牌子响、责任大、权力小、协调难”。因乡镇调控能力差,政府难以发挥整体效能,使得少数部门有难事往乡镇推,有好事自己独揽;乡镇因没有充分的权力、财力和物力,致使抓经济缺乏相应手段。
  财政收入锐减,债务包袱过重。取消农业税后,大批乡镇财政靠上级转移支付,尽管解决了基本之需,但缺口依然很大。乡镇企业少或几乎为零,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部分公益性基础设施需要乡镇配套资金,财政举步维艰。乡镇一级没有造血功能,只能靠“一把手”找关系,跑路子,保运转。另外,财务管理混乱,缺乏有力监督。
  乡镇机构庞大,行政运行艰难。机构改革虽然在搞,但乡镇干部由于进来容易出去难以及年龄偏大,难以分流等原因,致使机构庞大,人员增多,运行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乡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乡镇一级没有直接、有效的约束管理机制,导致乡镇干部管理难度增大。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中,多数是靠个人影响来推进工作,在面对批评和管束时,某些干部还存在负面情绪。
  工作任务加重,缺乏有效措施。有的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其实不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适应新的工作需求更加重了工作的难度。农业税改革后,处在转型期的乡镇干部表现为“法律手段不好用,行政手段不敢用,经济手段不能用,思想教育手段不管用”,很多方面凭感情、关系在从事公务活动,使工作处于艰难境地。
  村级组织薄弱,开展工作乏力。当前村级组织中,农村党员年龄结构严重老化;农村支部书记总体素质偏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少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不协调。据统计,85%的村无集体经济,40%的村是空壳村,村里要开展一些公益活动,要进行基层组织建设等相当困难。
  其次从本质上看,许多国家的发展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1000美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期。如果政策把握不当,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大量非稳定因素产生,导致构建和谐社会困难。
  ———主体多元化。改革开放后,以农业为本的农民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户、打工者、经商、私营业主等不同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却越来越少。
  ———组织多元化。进入转型期后,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元化。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作用逐步淡化和削弱。由于农村主体组织的地位下降,使得其它社会群体重新聚合,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攀升。
  ———利益多层化。改革的深化,使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导致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目前在全国许多地方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征地和拆迁,实际上就是农民和政府以及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离开土地谋生的农民与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都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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