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贞洁”观念盛行，真的都是男性的责任吗？

下面是美国 Butch Hancock (country musician )说的一句话， 从中可以看出Lubbock 民风相当的conservative
" Life in Lubbock, Texas taught me that sex is the most awkful, filthy thing on earth and I should save it for someone I love. "

是的，因为农村觉得让孩子上学就是耽误孩子赚钱，但是城里人特别会培养孩子，从小就学习各种培训班。

自宋代“程朱理学”

盛行以后，女性伦理中的贞节观念逐渐被封建统治阶层所重视，并逐渐上升到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对女性的行为限制、观念约束乃至“贞洁烈妇”

的要求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什么“三从四德”、“内外有别”的严格要求；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约束；清朝统治阶层甚至于国家层面对“贞节烈女”予以表彰和宣传，以至于让清代女性在行为规范和道德尺度上逐渐走向偏激乃至极端。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封建皇权社会中，“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但在清朝，对于女性近乎变态的要求绝非只有男性予以约束和控制；更有着女性自身的严格遵守和极端执行。

清代女性究竟能够对“贞节”看得有多重？究竟能执行到偏激程度呢？

清代历史学家、作家孙静庵在其所著《栖霞阁野乘》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山阳富室陈某，夙有断袖癖，其娈童徐容，陈最嬖幸之。因为之娶妻，而后庭之爱，仍未之断也。成婚甫两浃旬，徐妇乘舆归宁，陈即往徐室续旧。不意妇忘携礼物，返轮归取，径入卧房，乍见陈与徐状，愤气填膺，奔赴厨下，取菜刀自刎死。

面对自己丈夫双性恋的特殊癖好，妻子用“取刀自刎”的方式予以了回应，其原因并非对丈夫感情的失望，而是因为“羞愤自尽”。也就是说，自幼在传统礼教和贞节观念下成长起来的清代女性，对于感情的在意程度远非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能及。

你可以不爱我，可以冷落我，但不能污了我的眼睛，更不能触及我对道德底线、封建礼教的遵守底线！

而清代的文人代表孙静庵对此事的评价为“因夫被人男奸，而羞愤自尽者，事诚奇绝。然妇之节烈，可以风矣”。男人犯错，女性羞愤自尽，竟然能认为是可以颂扬、宣传的正面教材和贞节典型，荒唐如斯、悲哀如此。

吴卿怜，作为和珅从清代另一位大贪官王亶望手中得来的妾室，在《乾隆王朝》、《嘉庆传奇》等诸多影视作品的演绎中，而广为人知。这个清朝历史上有名的“贤内助”，在和珅倒台以后，又落得何种下场呢？

在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对其有着“珅败，卿怜没入官”

的记载，也就是这个原本就系歌女出身的女子转了一圈，尝尽了荣华以后，又回到了原点。在其没入官家为妓以后，感念于“十年中惊魂骇魄，迁徙流离之苦，花悲月惨，涕泪沾衣”，为报答和珅乃至和珅之前的王亶望之“宠幸备至”、“专宠房中”，不愿再委身为妓，竟“以死报主”。

从王亶望的侍妾到和珅的侍妾，乃至吴卿怜最初时期的歌女身份，其一直以男性附属品的角色存在，虽然因为其“善歌能诗词，色艺兼胜”而深得两人恩宠，但两人倒台之际并未对其做出任何嗣后安置。可吴卿怜竟然念于“专宠”之恩，为两个将自己当成战利品或者特有工具的贪官，以身殉情。真不知道是吴卿怜太过高尚，还是当时的传统礼教约束太过荒唐。

另外，在《栖霞阁野乘》的记载中，还有着这样一位特别奇葩的女性存在。

故事的主角对于封建礼教和贞节观念的遵守和追求，已经到了执迷不悟甚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在为自己的丈夫生育两子以后，她竟然认为其“男女配偶为宗嗣计”

的个人使命已经完成，认为如果再和丈夫同室而居，就是“既至秽，且足戕身”的所在。于是，“年三十即断欲，与夫对室居”。

自己对于贞节观念有着近乎变态的追求也就算了，她还将自己对于封建观念的理解，严格认真地贯彻到自己的儿子、儿媳身上。儿媳生育一子后，她“即令子与妇异室居，且监之严”，而且还给予了“如仍同室居，男既有碍于学，女亦有碍于工”

的荒唐理由说明。但儿子和儿媳毕竟是生理需求旺盛的年轻男女，对于床笫之事的追求绝非外人能够阻止的。于是，两人想尽办法，寻得机会，“久旷忽逢，因而复妊”。

儿媳业已怀孕，她也无计可施，只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开始在其心中酝酿。

迨产，又一雄也，始报之知。乃盛怒赴产室，饬妇佻儇，而重辱之。妇不堪其恚，自经死，弗悔也。

啥意思？等到儿媳生产以后，她用极尽恶毒、侮辱的言辞对儿媳“重辱”，以致让儿媳不堪受辱、自尽而亡。

对于这位奇葩女性的疯狂操作，有着传统贞节观念的深度荼毒，更有着其对此等观念封魔、变态的理解和追求。自己“三十断欲”乃系自己的选择，这个或许还有着能够理解的部分，但对于晚辈“异室居”的荒唐要求，就有着令人生恨的因素在内了！

扶弟魔，虽然是现今社会出现的一个网略用语，但究其根本原因，乃系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之下的必然现象。

这种情况，在清朝也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甚至一度达到了变态的境地。

《清代野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道光中叶，桐城方宝庆掌刑部秋审处，有告室女与表弟通奸者，验之处女也，然形迹实可疑。堂上将释之矣，方命承审官曰：“可验其后庭。”

验之非完璧，乃以非法淫定奸夫罪，而判女折赎罚锾，合署称神明焉。女归自缢死，男闻亦自尽于狱。

故事较为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乃系发生于表姐和表弟之间的荒唐故事。经过方宝庆对案件的审理，一个疯狂的“扶弟魔”，浮出水面。案件中的“表弟”，虽然已经订婚，但尚未成婚，尚不能“偕婚媾”。对于一个有着欲望释放希望却无法得到满足的年轻男性而言，这种“欲得而不能得”的煎熬，足以让其做出任何荒唐的事儿。于是，他将视线锁定在了极为疼爱自己，但却早已经订了婚的表姐身上。于是，“扶弟魔”表姐出于疼爱弟弟的想法，但同时又“不忍以破甑贻夫羞”，也就是不想让自己未来的丈夫“蒙羞”，遂以“后庭安抚之”。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对于这位表姐病态的“扶弟魔”表现，竟然被当时的舆论认为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性选择。用传统的“贞节观念”

来约束女性、限制女性的现象，在封建统治阶层的支持和鼓励下，逐渐成为一种偏激、狭隘的道德尺度和衡量标准，这既是女性的不幸，又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严重倒退。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力主倡导“男尊女卑”、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男性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部分女性对于“贞节观念”、“传统礼教”近乎病态、疯狂的追求和遵守，也是导致女性在封建社会悲哀至极，绝对不容忽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