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北的罗西北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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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国共关系开始恶化。14岁的朱敏被邓颖超秘密从成都接走。
　　当时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成都出发到延安去，朱敏便随队出发来到延安，14岁的朱敏第一次见到朱德。但在延安与父亲仅过了一个春节，朱敏与毛公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启程这天，朱德和康克清、毛公和江青都到延安机场送孩子，一同去莫斯科的还有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
　　集中营岁月隐姓埋名
　　1941年1月30日，朱敏赴苏联学习，进入国际儿童院，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父亲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朱总对女儿的希望。
　　尽管莫斯科是朱敏的出生之地，但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6月21日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仅仅一夜之间，德军突然入侵苏联，正在疗养院的朱敏沦为小囚徒。
　　在当地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被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在路上朱敏发烧了，如果让德国人知道了极有可能被扔下闷罐车。一个苏联红军告诉朱敏：“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在集中营里，朱敏就是吃发霉的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为了保护自己，几年的集中营生活，朱敏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1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1945年1月30日清晨，朱敏和难友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
　　由于害怕德国人回来加害，朱敏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她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半夜一颗炮弹袭来，受惊的人们四处逃跑，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人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儿。出于本能的自保，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宪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
直到几个月后，收容站新来的新政委的出现，才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流异国的命运。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几次盘问朱敏的身世都没有得到真实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说起中国，朱敏顿时热泪盈眶。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啊！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
　　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

罗西北，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之子，俄语名四维·亚沙(四维是繁体字罗拆分而成)，1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罗西北进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儿童院组织学员参加集体劳动，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技能。罗西北开始对无线电产生了特殊兴趣，尤其喜欢鼓捣老式的矿石收音机。
　卫国战争期间，罗西北参加过苏方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挨家挨户送过前线战士死亡通知书。一些牺牲者的家属接到通知书后立刻放声痛哭，吓得年少的罗西北撒腿就跑。罗西北也记不清到底送过多少封这样的通知书，而且一些死亡通知书也无法交到家属手中——因为他们也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他的这段经历1995年被搬上了银幕，《红樱桃》中的角色——罗小蛮表现的就是他，当然有一部分内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此外，罗西北还和其他一些大孩子一起为伤员献血。虽然经常挨饿，但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通过连续多次献血的方式支援前线。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换来一些口粮——但是数量微不足道。
1944年8月罗西北七年级毕业。儿童院新来的院长让他和一些大孩子自谋生路。离开儿童院时，除了铺盖，罗西北只领到一套换洗衣裤和一件棉大衣。幸亏儿童院原来的中文老师和另一位苏联人帮忙，使罗西北加入了苏联籍，解决了吃饭、上学、居住的问题。在与另两位外国学员合租的一间不到七平米的小木屋里，罗西北开始了他新的“红色之旅”。
　随后，罗西北报考了伊万诺沃机电工程学校，虽然每天可以领到一些食物，但是由于数量非常有限，他只能以摆摊修理电器维持生计。为了填饱肚子，罗西北还不得已将出国前买的皮夹克拿到市场，换回了一大袋土豆，和同屋伙伴分享。
随着日子越来越难维系，在同伴的建议下，他们壮着胆子去地方党委诉苦。经过帮助，他们终于又可以重新获得儿童院的照顾了。此后，罗西北每过一段时间就回儿童院领取面包、奶油和糖。
　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离开伊万诺沃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同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听到是打日本鬼子，罗西北立刻同意了。事后才清楚，(这项任务)原本是在毛岸英、刘允斌(刘少奇之子)、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和罗西北四人中挑选。当时，由于毛岸英被送回延安，候选人就剩下三个。罗西北因为学习成绩最出色、懂得无线电知识，以及牺牲的父亲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即书记处)主任的缘故而被选中。
　　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的专门培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发报员水平。在当地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并没有放弃工作，带着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他于1945年10月经满洲里到了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当地上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中共方面。
　一次有“红胡子”(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军警来搜查。罗西北来不及藏好电台，就顺手塞在沙发底下。在盘问过程中，“红胡子”发现罗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怀疑他是八路军，就要把他带走。罗西北为了不被敌人搜出电台，抢先走出门，引开了敌人，假冒他阿姨的谍报人员方得及时将电台藏好。罗西北随后被带到隔壁人家对证，由于没有露出破绽，逃过了一劫。
　此后，他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商子弟，借此收集情报。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哈工大学生党支部会上时，同学们才恍然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