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兄弟之间因为争夺钱财而反目成仇的例子

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

这一年，鲁迅43岁，周作人是38岁。

七月三日，二人同去东安市场。

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透露这个大家庭发生异常事。

鲁迅性格得理不饶人，且喜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缄默。

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周氏兄弟本来是按着中国传统习俗，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由周作人的日本媳妇全权打理家务。

兄弟两人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但七月十四日鲁迅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这一天肯定有事情发生。

七月十八日，周作人给其兄写一短信，十九日上午面交鲁迅。

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从冷漠无语的作人手里接过决裂信，态度消极，默然接受，而不强辩，与跟人笔斗那种不依不饶痛骂缠搅的态度迥异。

五天前，他已独自就餐。

这个大家庭已濒崩解。

他囚于书房，蔫萎了。

五天来，他一篇小文没写。

他性格锱铢必较、有仇必报、决不宽容，常常强词夺理，却对此事缄默。

也许，这五天的尴尬、羞辱、默饮苦酒的无奈，成为此后对他人、对社会疯狂发泄和无情报复的内心驱力之一。

迁怒他人和社会，是他对个人耻辱和失败感的补偿方式。

七月廿六日，即收到周作人信一周后，四十三岁的鲁迅去西四砖塔胡同看房。

八月二日，他携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小院。

这是鲁迅对周作人信采取的唯一应对办法，即“走为上计”。

他思前想后，以为这是息事宁人、摆脱尴尬窘境的唯一选择。

周作人晚年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

（《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关于周作人鲁迅弟兄决裂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经济”或“金钱”说，一种是“听信谗言”或“弟兄误会”说。

这些说法都回避决裂的真实原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文，持经济说和金钱说。

这观点来自鲁迅自辩。

鲁迅对她说：“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

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此言令人纳闷，一则与周作人决裂信所言事，风马牛不相及；再则若纯属经济和金钱问题，很简单，以“亲兄弟、明算帐”态度，分开过就是了；又则，鲁迅的说法夸张，如果信子挥霍，有病总请日本医生（鲁迅生病也看日本医生），那么作人和信子出于经济考虑也不会跟鲁迅决裂，那不是把摇钱树赶走了么？

许广平曾引述鲁迅的自辩，鲁迅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时，我为你们而回国做事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实际上承认“不是”，想将功折罪，拿以前他对周作人夫妇的经济帮助和现在的“不是”相抵。

周作人自日本回国后，鲁迅对信子全家仍有接济，鲁迅日记有按月给东京羽太家寄款记载。

这又引出谴责信子为人不好，对不起鲁迅之说法，也增强了关于兄弟决裂出于周作人听信妻子谗言一说。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谈此事，对信子采取片面指责态度，说她“有歇斯台里性”，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亦指责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但对决裂的真实原因，许寿裳亦讳莫如深。

郁达夫和川岛谈及此事，涉及周作人信子一方与鲁迅决裂的理由。

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发表《回忆鲁迅》一文，触及弟兄决裂的原因和性质：“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一九二三年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所有人的记述中都没有提起。

中国当代两大名人因何反目自然也就成了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