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为什么会听信近乎于文盲的李林甫而罢掉才华横溢的张九龄?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9-11
唐玄宗为何要罢免贤相张九龄，而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其实不是斗不过，而是有些清高之人不愿意利用一些手段去整垮别人，唐玄宗其实非常欣赏张九龄，不然也不会在他罢相后还给他一个爵位，更不会在后面提拔官员时，总问那句风采跟张九龄比怎么样，但是张九龄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甚至可以说太子瑛被废也与此有关，当然这个错误跟他的正直有关，比如太子瑛一直跟其他二王走得太近，引起唐玄宗的猜忌，张九龄觉得没什么大错误不应该废太子，所以力保，但是这种力保使得唐玄宗心更慌，因为唐玄宗时期，宰相人数少，而且集权，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哪个不专权，哪个不是一言堂，如果跟太子结合起来，唐玄宗的位置能稳吗？唐玄宗自己就是不断发动政变上台的，这方面的猜忌心可想而知，李瑁最终当不了太子也跟李林甫的过于支持有关，可以说只要权相支持的要么当不了太子，要么当了太子也会被唐玄宗废了，唐肃宗最终没被废也是因为他跟李林甫不和。基于这种局面，其实张九龄在唐玄宗问他废太子的意见时，如果他这么回答（如果太子确实大逆不道，微臣绝对支持陛下废太子，但是如果太子没什么大问题，而是有人诬陷太子，希望陛下册立他们心仪的太子，那么希望陛下警觉，不要让武后、韦后之祸重现，更不要让一下别有用心的宰相实现他的野心，据微臣所知，有的宰相已经在跟后宫勾结，长此以往可能会对朝廷不利。），而不是就事论事死保太子，那么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这种事是姚崇会做的事，如果张九龄这么说，这么做，他就不是张九龄了。
这个应该是人性的问题，因为人内心深处总是丑陋的，面对一个天天奉承你的人，和一个天天教育你的人。不用说你也会选择喜欢谁。可能古代的历代皇帝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才有了所谓的明君和昏君。
唐玄宗要的是办事能力强，执行力强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和自己对着干的文人。要的是决策之后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层的对立者。老粗办大事。文才无大用
李隆基为帝44年，是唐朝当皇帝最长的皇帝，前24年李隆基可以说无愧于千古一帝，可惜明君不是这么好当的。张九龄政治能力很强，对于李隆基总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可惜人总是爱听好话的，对于总跟自己唱反调的张九龄，李隆基越来越厌恶，而李林甫的阿谀奉承却能让他春心荡漾。
李林甫身为宰相,不仅不识字还迫害文人,为何唐玄宗对其重用?
答：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他在位期间没有像他之前的那几位宰相，例如张九龄等辈留下一个好名声。虽然他在位时间长达十九年，传闻他不仅不识字，还排除异己，迫害文人。但是因为他支持唐玄宗变法，帮助唐玄宗制定了一个有效维持政府运转的体制。所以唐玄宗十分看重他。李林甫字哥奴，可以说出生于皇室旁支...
李林甫身为宰相,不识字,还迫害文人,为何唐玄宗还对其重用?
答：唐玄宗一直不允许及其强大，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政治集团存在，因此李林甫就替唐玄宗盯着整个国家，一旦有冒头的存在就替唐玄宗铲除掉，以此来保护皇权不受威胁。所以，李林甫有这样的权力，完全是唐玄宗有意而为。
唐玄宗最宠信的高力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答：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唐玄宗在任人为贤的同时，也任人为“亲”，重用一些长期服侍他的宦官，高力士便是其中最宠的一个。因为唐玄宗认为只有宦官才可以让他放心。唐玄宗宠信高力士后，视其为“秘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于公来说，官员送来的文表都要交给高力士进行“初审”，如果是小事，就由高...
唐玄宗为什么会相信安禄山?真相是什么
答：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
导致唐朝衰败的原因真的是对外扩张吗?
答：安禄山能够崛起，不仅仅因为他马屁拍的好，其背后还有宰相李林甫的支持和唐玄宗的贪婪。·安禄山和干爹干娘复杂的三人关系 只有不懂历史的人才会觉得，一个人的失误才是导致王朝衰败的根源，比如蜀之刘禅，明之崇祯，清之慈禧，唐之李隆基。但看看李隆基的前半生，也是既有作为和野心的政治家。开元...
武则天为何对酷吏先用后杀:先打击异己后平民愤
答：他就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大名鼎鼎的宰相姚崇。 两个原因。第一,她已经用完这些人了。她利用酷吏来打击反对派,巩固了武周的江山。但是,一旦统治真的稳定下来,这些人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而且,这些人的存在还会成为她的负担。为什么呢?首先,这些人会有损于她的形象,让人们觉得她是淫刑之主;其次,...
科举制度下,考生是怎样舞弊的
答：作弊手段一：大腕儿威胁主考官。这主要是说达官显贵们对主考官的施压，当然也不排除主考官的主动献媚。唐天宝二载(743年)科举，吏部侍郎苗晋卿、宋遥被李林甫委任为主考官，在苗、宋二人的张罗下，64名贵族干部子弟都中了进士。但事情搞得太大了，因为这中间有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笨蛋——宠臣御史中丞...
李隆基长子
答：《明皇杂录》《新唐书·李林甫传》记载玄宗曾对李林甫提及李琮曾在苑中打猎时面部为豽所伤，这很可能是他虽为长子却未能被立为皇太子的原因。肃宗为皇太子时，李林甫为了谋害太子，曾提议玄宗立长子为储，玄宗也有所犹豫，但最终因太子恭谨孝顺而没有易储。基本信息 景云元年（710年祖父唐睿宗李旦为...
六祖慧能是文盲吗?
答：”还有史料记载，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七月命弟子于新州故宅，建塔一所。如果慧能是家徒四壁，住的是毛草屋，又怎能被赐为寺和建塔呢？这说明了慧能老家有一定的产业，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在《释氏稽古略》中有生动的描述：“母守节育之。及长，家益贫。祖乃采薪，鬻而供母。”可以看出幼年的...
“石竹绣罗衣”的出处是哪里
答：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
张九龄与李林甫都是有治国才能之人，但是张九龄入朝为官的时间比较早，并且张九龄是言官出身，他是辅佐过唐玄宗创建盛世的统治。所以他对唐玄宗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李林甫不一样，他入朝为官的时候，唐玄宗已经开创了开元盛世，而且当时唐玄宗也有些沉迷于后宫享乐之中，这个时候李林甫为了可以得到唐玄宗的重用，便只能吹捧唐玄宗的功绩，口蜜腹剑得到唐玄宗的另眼相看，对于晚年唐玄宗来说，两个都是有才能之人，李林甫更让唐玄宗舒服，所以唐玄宗才会罢免贤相张九龄，而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张九龄是言官出身，他当初就是因为直言不讳反驳前宰相张说，被张说赏识最后推荐给了唐玄宗。当时唐玄宗还比较勤勉励志，所以他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再加上当时大唐从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便有魏征这样直言的谏臣辅佐君王成就伟业，所以张九龄对于当时唐玄宗来说便如同魏征对于唐太宗一样，因此唐玄宗非常信任并且重用他。
可是等到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便开始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享乐，这个时候，张九龄很多直言上谏便有些让唐玄宗不快，尤其是在很多军政大事上面与唐玄宗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张九龄表现出来的强硬的态度让唐玄宗非常不舒服。
李林甫不一样，他知道如何取悦唐玄宗，如何让唐玄宗信任自己，更知道如何迎合唐玄宗，所以唐玄宗一对比两个人，便觉得李林甫更适合做自己的宰相。
杜甫 杜甫号称“诗圣”，是中国诗坛上绝对大师级的人物。可是，杜甫三十岁出门，在长安困居十年，参加多次科举考试，竟然没有一次考中，实在是让人怀疑唐代科举的公正性。唐玄宗有曾经下令广求天下之士，命令精通任何一种技能的人，都来到长安接受考核。在这次全国大规模的征举中，杜甫也在其列，可最终却因为李林甫所谓的“野无遗贤”，而依旧无缘朝堂。其实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野无遗贤”是个谎言，可唐玄宗为什么会相信呢？ 首先看看李林甫其人。关于李林甫有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口蜜腹剑”，说李林甫这个人，无论和你关系如何，就算是心中恨不得杀了你，可见到你的时候，绝对是一脸灿烂，让你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真诚，绝对没有坏心肠。当李林甫拜相之前，对待周围官员极尽谄媚，每个人都觉得李林甫很不错，就算是一些正直的大臣，也找不到什么毛病。可当了宰相之后，李林甫摇身一变，对上，依旧摇尾乞怜，对下就吆五喝六了。他曾经把朝中的谏官们都召集过来，毫不掩饰的告诉他们：“大家看没看到宫门外作为仪仗队的马匹？它们吃的都是三品等级的草料，可以一旦胡乱叫唤，就会立刻被拉下去砍头。到时候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之后有个叫杜琎的谏官向玄宗上表议论朝政，第二天就被贬官。大家自然就明白了，枪打出头鸟，谁还会那么傻呢？ 而且，李林甫千方百计巴结后宫宠妃，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在当时武惠妃得宠，李林甫找到她，表示愿意拥立武惠妃的儿子寿王为太子。武惠妃作为后妃，自然知道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和命运，虽然自己现在得宠，可一旦年老色衰，玄宗还会这么宠爱自己吗？不可能啦。只有自己的儿子登上太子之位，以后成为皇帝，才是永享富贵的正道。而要登上太子之位，没有朝廷大臣的支持，尤其是宰相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于是武惠妃自然对李林甫感激涕零，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同盟。 加上李林甫这个人特别会做人。只要是唐玄宗欣赏的下级官员，李林甫都倾心结交，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这些人自然一有机会就在玄宗面前夸赞李相，中国人从来都崇尚礼尚往来嘛。可一旦这个人地位高到会危及李林甫的时候，李林甫会要不客气的悄悄的把他整倒。就算是同为宰相的牛仙客等人，也无人敢和李林甫争权，每次朝廷议事，每次都说很好很好，照以前的惯例做就好，根本不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于是，在下，无人直言进谏；在身边，有武惠妃经常吹吹枕头风。于是，在李林甫为相的十九年间，唐玄宗对他非常信任，甚至把朝廷大权全权委托给李林甫。有一次，唐玄宗和高力士一起闲游，边走边感叹：“朕现在年纪大了，朝廷的事情有宰相去办，外族不恭的事情有诸位将领去办，我这个日子难道不清闲吗？”言下之意，颇有几分自得。是啊，回想太宗一生忙碌，回想自己即位之初的一二十年，每天多少时间用来批阅奏折，和朝臣议事呢？几乎就没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清闲，可以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话未说完，高力士就反驳说：“我近来听说云南打仗多次损兵折将，北方的部队也剽悍难驯，我怕祸患一旦酿成，就难以制止了。”唐玄宗一听就皱起了眉头，愤愤的说：“不要再说了！我会考虑的。”可随着时间的过去，唐玄宗还是没有举动。 一直到李林甫去世，杨国忠为相，所谓“一朝宰相一朝臣”，天下的官员知道风向变了，于是纷纷上书弹劾李林甫。李林甫的棺材都还没有下葬呢，就被贬为庶民，子孙流放岭南。 当然，野无遗贤事件的出现，除了主要是因为唐玄宗极为信任李林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林甫深深懂得帝王心术，了解唐玄宗的想法。唐玄宗之所以下诏广求天下贤才，一方面是确实想有贤才辅佐，但更主要的是要表现一个盛世之君的大度与恢宏。就像在历史上很多君王极为渴望封禅泰山一样，下诏求贤，更多的是一个旗帜，标志着玄宗的盛世，玄宗的贤明。李林甫虽然很担心有贤才会进言指出他的奸恶之初，但并没有强行抵制求贤令。不但没有抵制，反而是一副积极贯彻玄宗旨意的姿态。他下令，被推举的大多数人都是乡野之人，我很担心会有人用不雅的语言侮辱皇帝的视听。他让州县官员要严加考核，特别出众的才上表申报到尚书府。又要求尚书府进行复试，有删落了大量的举子。之后自己亲自出马，以一国宰相的身份对这些举子进行诗歌、词赋、策论等多方面的考核。最后自然没有一个人合格。于是李林甫如愿以偿的回禀唐玄宗。 李林甫上朝之后祝贺玄宗，正是因为玄宗皇帝恩泽遍及四海，朝廷上下人才众多，才使得民间再也没有人才了！ 我想，仁宗皇帝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可能会有些狐疑。但是玄宗没有追究。毕竟，《尚书》中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于是，为了自己的颜面，为了自己的虚荣，唐玄宗选择了相信这个非常荒唐的谎言
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Z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其实不是斗不过，而是有些清高之人不愿意利用一些手段去整垮别人，唐玄宗其实非常欣赏张九龄，不然也不会在他罢相后还给他一个爵位，更不会在后面提拔官员时，总问那句风采跟张九龄比怎么样，但是张九龄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甚至可以说太子瑛被废也与此有关，当然这个错误跟他的正直有关，比如太子瑛一直跟其他二王走得太近，引起唐玄宗的猜忌，张九龄觉得没什么大错误不应该废太子，所以力保，但是这种力保使得唐玄宗心更慌，因为唐玄宗时期，宰相人数少，而且集权，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哪个不专权，哪个不是一言堂，如果跟太子结合起来，唐玄宗的位置能稳吗？唐玄宗自己就是不断发动政变上台的，这方面的猜忌心可想而知，李瑁最终当不了太子也跟李林甫的过于支持有关，可以说只要权相支持的要么当不了太子，要么当了太子也会被唐玄宗废了，唐肃宗最终没被废也是因为他跟李林甫不和。基于这种局面，其实张九龄在唐玄宗问他废太子的意见时，如果他这么回答（如果太子确实大逆不道，微臣绝对支持陛下废太子，但是如果太子没什么大问题，而是有人诬陷太子，希望陛下册立他们心仪的太子，那么希望陛下警觉，不要让武后、韦后之祸重现，更不要让一下别有用心的宰相实现他的野心，据微臣所知，有的宰相已经在跟后宫勾结，长此以往可能会对朝廷不利。），而不是就事论事死保太子，那么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这种事是姚崇会做的事，如果张九龄这么说，这么做，他就不是张九龄了。
这个应该是人性的问题，因为人内心深处总是丑陋的，面对一个天天奉承你的人，和一个天天教育你的人。不用说你也会选择喜欢谁。可能古代的历代皇帝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才有了所谓的明君和昏君。
唐玄宗要的是办事能力强，执行力强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和自己对着干的文人。要的是决策之后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层的对立者。老粗办大事。文才无大用
李隆基为帝44年，是唐朝当皇帝最长的皇帝，前24年李隆基可以说无愧于千古一帝，可惜明君不是这么好当的。张九龄政治能力很强，对于李隆基总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可惜人总是爱听好话的，对于总跟自己唱反调的张九龄，李隆基越来越厌恶，而李林甫的阿谀奉承却能让他春心荡漾。
答：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他在位期间没有像他之前的那几位宰相，例如张九龄等辈留下一个好名声。虽然他在位时间长达十九年，传闻他不仅不识字，还排除异己，迫害文人。但是因为他支持唐玄宗变法，帮助唐玄宗制定了一个有效维持政府运转的体制。所以唐玄宗十分看重他。李林甫字哥奴，可以说出生于皇室旁支...
答：唐玄宗一直不允许及其强大，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政治集团存在，因此李林甫就替唐玄宗盯着整个国家，一旦有冒头的存在就替唐玄宗铲除掉，以此来保护皇权不受威胁。所以，李林甫有这样的权力，完全是唐玄宗有意而为。
答：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唐玄宗在任人为贤的同时，也任人为“亲”，重用一些长期服侍他的宦官，高力士便是其中最宠的一个。因为唐玄宗认为只有宦官才可以让他放心。唐玄宗宠信高力士后，视其为“秘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于公来说，官员送来的文表都要交给高力士进行“初审”，如果是小事，就由高...
答：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
答：安禄山能够崛起，不仅仅因为他马屁拍的好，其背后还有宰相李林甫的支持和唐玄宗的贪婪。·安禄山和干爹干娘复杂的三人关系 只有不懂历史的人才会觉得，一个人的失误才是导致王朝衰败的根源，比如蜀之刘禅，明之崇祯，清之慈禧，唐之李隆基。但看看李隆基的前半生，也是既有作为和野心的政治家。开元...
答：他就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大名鼎鼎的宰相姚崇。 两个原因。第一,她已经用完这些人了。她利用酷吏来打击反对派,巩固了武周的江山。但是,一旦统治真的稳定下来,这些人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而且,这些人的存在还会成为她的负担。为什么呢?首先,这些人会有损于她的形象,让人们觉得她是淫刑之主;其次,...
答：作弊手段一：大腕儿威胁主考官。这主要是说达官显贵们对主考官的施压，当然也不排除主考官的主动献媚。唐天宝二载(743年)科举，吏部侍郎苗晋卿、宋遥被李林甫委任为主考官，在苗、宋二人的张罗下，64名贵族干部子弟都中了进士。但事情搞得太大了，因为这中间有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笨蛋——宠臣御史中丞...
答：《明皇杂录》《新唐书·李林甫传》记载玄宗曾对李林甫提及李琮曾在苑中打猎时面部为豽所伤，这很可能是他虽为长子却未能被立为皇太子的原因。肃宗为皇太子时，李林甫为了谋害太子，曾提议玄宗立长子为储，玄宗也有所犹豫，但最终因太子恭谨孝顺而没有易储。基本信息 景云元年（710年祖父唐睿宗李旦为...
答：”还有史料记载，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七月命弟子于新州故宅，建塔一所。如果慧能是家徒四壁，住的是毛草屋，又怎能被赐为寺和建塔呢？这说明了慧能老家有一定的产业，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在《释氏稽古略》中有生动的描述：“母守节育之。及长，家益贫。祖乃采薪，鬻而供母。”可以看出幼年的...
答：内有高力士,外有李林甫,唐玄宗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给自己的唯一任务,就是享乐。要享乐,就要有女人,于是杨玉环应运而生。这情景,令诗人想起汉成帝宠幸赵飞燕的历史教训。”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讽刺,还是赞美,不辨自明。可惜,这当头棒喝,并没有惊醒昏醉的唐明皇,他完全沉沦了。行乐者已病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