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秦汉 官员考课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04
明秦汉三朝考课官吏的特点？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考课
是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种。即对官员定期进行考核，并依考核的结果进行奖惩。除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进行考核外，中央政权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上计”）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后的情况作为对官吏进行升迁赏罚的依据。
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因此，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对全国官吏实行全面监控。除了建立单线垂直形的监察体系之外，还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我国自上古三代即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考课之事在《尚书》中已露端倪，如《虞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马端临称“此古帝王考课之法也。”（《文献通考·考课》）至若西周考课，《礼记·王制》记述颇详，所载“论定然后官之”的考课方法，虽不可尽信，但仍可度其大略。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之制衰败，官僚政治大兴，各国诸侯为富国强兵而延揽人才，考课之法亦为君主重视。如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史记·商君列传》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即言此。然战国吏制无常法，正规的考课制度实行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的秦汉时期。
秦朝建立统一的郡县制，考课之事已贯彻于地方政府。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索隐曰：谓课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可见当时考课下达郡吏。汉承秦制，考课作为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日趋完善。至迟在汉元帝时，考课制已出现法规化倾向。据《汉书·京房传》载：京房晋见元帝言“宜令百官各试其功”，元帝“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此事意义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考课》云：“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皆可行又必上下间体系相维，而后可举行。”此“考功课吏法”虽未颁行，但意义不可低估。至东汉，考课制进一步演变，形成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台阁的完备体系。
一、
中央对地方官吏政绩的考核是考课制度的主体，在西汉主要指丞相考课制。西汉时全国有103个郡、国，郡设太守，王国设相。丞相基于“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及“典领百僚”之位，掌理对郡国守、相的考课。如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路遇民斗杀伤，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汉书·丙吉传》）可见，丞相对地方官有考课之权。“最”为第一，“殿”为次第最末，按次第行赏罚。丞相虽有考课权，但因日理万机，不能事必躬亲，所以丞相府设有专职人员，掌管作为考课凭藉的郡国上计。《汉书·张苍传》：“萧何为相国……令（张）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据《汉旧仪》载，汉代丞相府主持上计的官吏称“计室掾史”。
早在战国时群臣已于年终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所以上计是考课的重要依据。上计制与考课制实为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二者区别在于上计制是以下呈上的会计制，考课制则是自上审下的审计制。汉代各郡国在守相之下，设有上计吏，主持计政。上计吏一般由郡丞或长史充任。上计吏主管各郡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数字，如户口、垦田、物价、农事丰歉、灾情等等。各县要在每岁末，将上述情况，核实数字上报郡国，再由郡国汇总，责成上计吏携带有关文件晋京汇报。记载各项财政、经济数字的文件叫计簿，或称上计簿。每年上计的时间是在“岁竟”，即年末。秦及汉初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末“岁竟”时，因农事收获完毕，官府可以确定所收地租额，以及算赋、口赋、更赋确数，所以中央政府定于此时考课上计。汉武帝改革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此后“岁竟”考课上计的时间也由以往的九月末改为十二月末。汉代对考课上计非常重视，有时要求郡守亲自上计，甚至有皇帝亲临考课上计的情况。如汉武帝就曾在泰山封禅的隆重典礼中“受郡国计”，汉明帝也曾在宗祀光武帝的明堂上，使“众郡奉计”。
丞相府对郡国上计的考课有一定成式，先是办理具体上计手续，然后是丞相对上计郡丞或长史的亲自询问，再由相府主管上计的计室掾史朗读天子勅语，告之为政要旨，最后遣归。如《汉旧仪》载：“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列侯为丞相者之号）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读勅，毕遣。勅曰：‘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郡国守、相），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考课之后，依据政绩优劣排列名次，使郡国守、相清楚本郡国所处位次。奖惩方式主要有提职、赏赐、封爵、降职、免职、坐法等。考课中政绩优秀者，一般要提升一级官秩，如西汉时，东来郡太守韩延寿，“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入守左冯翊”。（《汉书·韩延寿传》）又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循吏传》）。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对不称职及有罪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或绳之以法。如西汉几宽为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汉书·儿传》）
然而，既然丞相是凭藉郡国上计中反映的情况作为考课殿最之依据，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计簿不实的作假情况。汉宣帝就曾因发现上计不实而大怒，下令斥责，诏书云：“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汉书·宣帝纪》）在防止郡国作弊以保证考课质量的过程中，秦及西汉的监察制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自秦朝始，中央政府派出御史在各地监察郡守，故《史记·萧相国世家》有“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的记载。御史直接对中央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负责。至西汉武帝时，中央以刺史一职取代了以往御史监察郡国的职责。并明确规定刺史在地方对所察对象有以“六条问事”的职权。《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刺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在地方“以六条问事”了解的情况，经御史中丞上报御史大夫府，以备御史大夫在年终对郡国守、相考课时核实之用。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在中央仅次于丞相，二者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西汉时不仅称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而且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西汉时为防止考课中作弊，要求郡国必须将上计簿分别呈送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如《汉书·薛宣传》载：“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又如汉宣帝地节四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大夫）课殿最以闻。”（《汉书·宣帝纪》）可知，在中央是丞相府与御史府共掌考课之事。当然二者分工亦很明显，丞相府是将上计簿作为考课的凭据，御史府则将上计簿作为地方上报政绩真实与否的审查资料。因为御史大夫执掌“典正法度”之职，而考课制当属“法度”范围，故而御史监察制在秦及西汉时期，对考课制实有监督实施之功。所以汉宣帝发现上计不实后，立即诏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书·宣帝纪》），就是要求御史大夫负起对考课制的督察之责。
二、
东汉时期，中央丞相权力一分为三，由三公分掌，太尉、司徒、司空各因其所司掌，分别考课郡国守、相。三公对考课的分工是：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三公考课郡国守、相仍是依据郡国的上计：“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同上）三公各就其职权考课之后，共同提出殿最位次名单，待上奏天子批准后，实行赏罚。如光武帝时，丹阳太守李忠政绩显著，“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后汉书·李忠列传》）东汉考课制除以三公分割以往西汉丞相一人所掌考课之权外，再一特点即严重破坏了西汉御史大夫对考课制的有效的监督职责。此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御史大夫一职在东汉转为司空，不再掌管监察；其二，东汉各州刺史职权膨胀，已不再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而是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其三，东汉“权归台阁”，尚书台设立“三公曹尚书”，职责为“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晋书·职官志》）。即对三公考课实行监督。如此，就东汉考课体制而言，较比西汉更加完备：三公分职考课，标志着考课制已出现专门化趋势；州刺史以及尚书两级考课权力的增设，最终形成了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尚书的完备考课系统。然而，体制的完备并不等于效率功能的增强。相比之下，西汉考课体制显得简明高效，监察与考课二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而东汉考课虽体制完备，但三公相互钳制，扯皮推诿；台阁权重，也造成考课制监察系统的萎缩。考课效果其实反不如西汉。无怪仲长统批评曰：“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三、
中央考课效果如何是以地方考课为保证的。秦汉考课制的基本特点即分层考课。郡国守、相掌有对所属县令、长等官吏的考课之权。郡国守、相每年春到各县、各侯国视察，劝课农桑，赈济贫苦；秋冬派吏问讯刑狱案件情况；至年末则对县级官吏进行考课。考课程序是先由县令长、侯国相于每年岁末，将各项统计数据上报郡国。史载：“（县、侯国）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贱，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后汉书·百官志》）考课大会每逢年底在郡府举行，由郡国守、相主持，考课对象是县令长、侯国相等县级官吏，考课内容主要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同上注引）。守相按政绩优劣，课出最殿，予以奖惩。所谓“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同上）。考课为最者，要迁升官秩。如西汉上党令义纵“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汉书·义纵传》）。政绩特别优异者还有可能在岁末随同郡国上计吏入京述职。东汉明帝就曾下诏，令“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后汉书·明帝纪》）。对于在考课中列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并受到当场责问，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惩罚，而且也是对其他人的儆戒。如《汉书·萧望之传》载：“（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考课大会上对于那些违法官吏还要立即收捕治罪。《汉书·尹翁归传》载：尹翁归治东海，“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可见，在每年岁末郡府的考课，大会上论定政绩位次，奖善惩恶是其重要内容，与日后中央在京师考课情况，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致，都是以考课政绩为手段，以督责官吏勤于政事，维护各级国家统治。这也正是考课制度能够在秦汉形成后绵延各朝不衰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述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构成了秦汉考课制度的主要框架。此就其他辅助性考课再赘述一二。其一，对三公的考课。丞相、三公是操纵考课制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自身政绩如何至关重要。对他们的考课权力掌于皇帝之手。汉宣帝曾“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汉书·宣帝纪》）其二，对公卿官府属吏的考课，由公卿负责。此亦考课制一重要内容。如郎官为光禄勋府中属员，对郎官的考课每年一次，由光禄勋亲自主持。《汉书·元帝纪》云：“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颜师古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伟大的朋友，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考课
是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种。即对官员定期进行考核，并依考核的结果进行奖惩。除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进行考核外，中央政权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上计”）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后的情况作为对官吏进行升迁赏罚的依据。
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因此，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对全国官吏实行全面监控。除了建立单线垂直形的监察体系之外，还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我国自上古三代即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考课之事在《尚书》中已露端倪，如《虞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马端临称“此古帝王考课之法也。”（《文献通考·考课》）至若西周考课，《礼记·王制》记述颇详，所载“论定然后官之”的考课方法，虽不可尽信，但仍可度其大略。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之制衰败，官僚政治大兴，各国诸侯为富国强兵而延揽人才，考课之法亦为君主重视。如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史记·商君列传》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即言此。然战国吏制无常法，正规的考课制度实行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的秦汉时期。
秦朝建立统一的郡县制，考课之事已贯彻于地方政府。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索隐曰：谓课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可见当时考课下达郡吏。汉承秦制，考课作为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日趋完善。至迟在汉元帝时，考课制已出现法规化倾向。据《汉书·京房传》载：京房晋见元帝言“宜令百官各试其功”，元帝“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此事意义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考课》云：“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皆可行又必上下间体系相维，而后可举行。”此“考功课吏法”虽未颁行，但意义不可低估。至东汉，考课制进一步演变，形成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台阁的完备体系。
一、
中央对地方官吏政绩的考核是考课制度的主体，在西汉主要指丞相考课制。西汉时全国有103个郡、国，郡设太守，王国设相。丞相基于“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及“典领百僚”之位，掌理对郡国守、相的考课。如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路遇民斗杀伤，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汉书·丙吉传》）可见，丞相对地方官有考课之权。“最”为第一，“殿”为次第最末，按次第行赏罚。丞相虽有考课权，但因日理万机，不能事必躬亲，所以丞相府设有专职人员，掌管作为考课凭藉的郡国上计。《汉书·张苍传》：“萧何为相国……令（张）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据《汉旧仪》载，汉代丞相府主持上计的官吏称“计室掾史”。
早在战国时群臣已于年终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所以上计是考课的重要依据。上计制与考课制实为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二者区别在于上计制是以下呈上的会计制，考课制则是自上审下的审计制。汉代各郡国在守相之下，设有上计吏，主持计政。上计吏一般由郡丞或长史充任。上计吏主管各郡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数字，如户口、垦田、物价、农事丰歉、灾情等等。各县要在每岁末，将上述情况，核实数字上报郡国，再由郡国汇总，责成上计吏携带有关文件晋京汇报。记载各项财政、经济数字的文件叫计簿，或称上计簿。每年上计的时间是在“岁竟”，即年末。秦及汉初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末“岁竟”时，因农事收获完毕，官府可以确定所收地租额，以及算赋、口赋、更赋确数，所以中央政府定于此时考课上计。汉武帝改革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此后“岁竟”考课上计的时间也由以往的九月末改为十二月末。汉代对考课上计非常重视，有时要求郡守亲自上计，甚至有皇帝亲临考课上计的情况。如汉武帝就曾在泰山封禅的隆重典礼中“受郡国计”，汉明帝也曾在宗祀光武帝的明堂上，使“众郡奉计”。
丞相府对郡国上计的考课有一定成式，先是办理具体上计手续，然后是丞相对上计郡丞或长史的亲自询问，再由相府主管上计的计室掾史朗读天子勅语，告之为政要旨，最后遣归。如《汉旧仪》载：“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列侯为丞相者之号）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读勅，毕遣。勅曰：‘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郡国守、相），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考课之后，依据政绩优劣排列名次，使郡国守、相清楚本郡国所处位次。奖惩方式主要有提职、赏赐、封爵、降职、免职、坐法等。考课中政绩优秀者，一般要提升一级官秩，如西汉时，东来郡太守韩延寿，“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入守左冯翊”。（《汉书·韩延寿传》）又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循吏传》）。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对不称职及有罪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或绳之以法。如西汉几宽为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汉书·儿传》）
然而，既然丞相是凭藉郡国上计中反映的情况作为考课殿最之依据，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计簿不实的作假情况。汉宣帝就曾因发现上计不实而大怒，下令斥责，诏书云：“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汉书·宣帝纪》）在防止郡国作弊以保证考课质量的过程中，秦及西汉的监察制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自秦朝始，中央政府派出御史在各地监察郡守，故《史记·萧相国世家》有“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的记载。御史直接对中央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负责。至西汉武帝时，中央以刺史一职取代了以往御史监察郡国的职责。并明确规定刺史在地方对所察对象有以“六条问事”的职权。《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刺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在地方“以六条问事”了解的情况，经御史中丞上报御史大夫府，以备御史大夫在年终对郡国守、相考课时核实之用。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在中央仅次于丞相，二者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西汉时不仅称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而且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西汉时为防止考课中作弊，要求郡国必须将上计簿分别呈送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如《汉书·薛宣传》载：“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又如汉宣帝地节四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大夫）课殿最以闻。”（《汉书·宣帝纪》）可知，在中央是丞相府与御史府共掌考课之事。当然二者分工亦很明显，丞相府是将上计簿作为考课的凭据，御史府则将上计簿作为地方上报政绩真实与否的审查资料。因为御史大夫执掌“典正法度”之职，而考课制当属“法度”范围，故而御史监察制在秦及西汉时期，对考课制实有监督实施之功。所以汉宣帝发现上计不实后，立即诏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书·宣帝纪》），就是要求御史大夫负起对考课制的督察之责。
二、
东汉时期，中央丞相权力一分为三，由三公分掌，太尉、司徒、司空各因其所司掌，分别考课郡国守、相。三公对考课的分工是：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三公考课郡国守、相仍是依据郡国的上计：“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同上）三公各就其职权考课之后，共同提出殿最位次名单，待上奏天子批准后，实行赏罚。如光武帝时，丹阳太守李忠政绩显著，“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后汉书·李忠列传》）东汉考课制除以三公分割以往西汉丞相一人所掌考课之权外，再一特点即严重破坏了西汉御史大夫对考课制的有效的监督职责。此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御史大夫一职在东汉转为司空，不再掌管监察；其二，东汉各州刺史职权膨胀，已不再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而是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其三，东汉“权归台阁”，尚书台设立“三公曹尚书”，职责为“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晋书·职官志》）。即对三公考课实行监督。如此，就东汉考课体制而言，较比西汉更加完备：三公分职考课，标志着考课制已出现专门化趋势；州刺史以及尚书两级考课权力的增设，最终形成了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尚书的完备考课系统。然而，体制的完备并不等于效率功能的增强。相比之下，西汉考课体制显得简明高效，监察与考课二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而东汉考课虽体制完备，但三公相互钳制，扯皮推诿；台阁权重，也造成考课制监察系统的萎缩。考课效果其实反不如西汉。无怪仲长统批评曰：“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三、
中央考课效果如何是以地方考课为保证的。秦汉考课制的基本特点即分层考课。郡国守、相掌有对所属县令、长等官吏的考课之权。郡国守、相每年春到各县、各侯国视察，劝课农桑，赈济贫苦；秋冬派吏问讯刑狱案件情况；至年末则对县级官吏进行考课。考课程序是先由县令长、侯国相于每年岁末，将各项统计数据上报郡国。史载：“（县、侯国）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贱，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后汉书·百官志》）考课大会每逢年底在郡府举行，由郡国守、相主持，考课对象是县令长、侯国相等县级官吏，考课内容主要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同上注引）。守相按政绩优劣，课出最殿，予以奖惩。所谓“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同上）。考课为最者，要迁升官秩。如西汉上党令义纵“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汉书·义纵传》）。政绩特别优异者还有可能在岁末随同郡国上计吏入京述职。东汉明帝就曾下诏，令“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后汉书·明帝纪》）。对于在考课中列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并受到当场责问，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惩罚，而且也是对其他人的儆戒。如《汉书·萧望之传》载：“（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考课大会上对于那些违法官吏还要立即收捕治罪。《汉书·尹翁归传》载：尹翁归治东海，“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可见，在每年岁末郡府的考课，大会上论定政绩位次，奖善惩恶是其重要内容，与日后中央在京师考课情况，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致，都是以考课政绩为手段，以督责官吏勤于政事，维护各级国家统治。这也正是考课制度能够在秦汉形成后绵延各朝不衰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述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构成了秦汉考课制度的主要框架。此就其他辅助性考课再赘述一二。其一，对三公的考课。丞相、三公是操纵考课制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自身政绩如何至关重要。对他们的考课权力掌于皇帝之手。汉宣帝曾“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汉书·宣帝纪》）其二，对公卿官府属吏的考课，由公卿负责。此亦考课制一重要内容。如郎官为光禄勋府中属员，对郎官的考课每年一次，由光禄勋亲自主持。《汉书·元帝纪》云：“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颜师古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希望对LZ有所帮助
跟三曹考试官吏的特点很有明显。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考课
是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种。即对官员定期进行考核，并依考核的结果进行奖惩。除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进行考核外，中央政权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上计”）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后的情况作为对官吏进行升迁赏罚的依据。
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因此，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对全国官吏实行全面监控。除了建立单线垂直形的监察体系之外，还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我国自上古三代即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考课之事在《尚书》中已露端倪，如《虞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马端临称“此古帝王考课之法也。”（《文献通考·考课》）至若西周考课，《礼记·王制》记述颇详，所载“论定然后官之”的考课方法，虽不可尽信，但仍可度其大略。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之制衰败，官僚政治大兴，各国诸侯为富国强兵而延揽人才，考课之法亦为君主重视。如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史记·商君列传》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即言此。然战国吏制无常法，正规的考课制度实行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的秦汉时期。
秦朝建立统一的郡县制，考课之事已贯彻于地方政府。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索隐曰：谓课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可见当时考课下达郡吏。汉承秦制，考课作为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日趋完善。至迟在汉元帝时，考课制已出现法规化倾向。据《汉书·京房传》载：京房晋见元帝言“宜令百官各试其功”，元帝“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此事意义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考课》云：“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皆可行又必上下间体系相维，而后可举行。”此“考功课吏法”虽未颁行，但意义不可低估。至东汉，考课制进一步演变，形成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台阁的完备体系。
一、
中央对地方官吏政绩的考核是考课制度的主体，在西汉主要指丞相考课制。西汉时全国有103个郡、国，郡设太守，王国设相。丞相基于“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及“典领百僚”之位，掌理对郡国守、相的考课。如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路遇民斗杀伤，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汉书·丙吉传》）可见，丞相对地方官有考课之权。“最”为第一，“殿”为次第最末，按次第行赏罚。丞相虽有考课权，但因日理万机，不能事必躬亲，所以丞相府设有专职人员，掌管作为考课凭藉的郡国上计。《汉书·张苍传》：“萧何为相国……令（张）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据《汉旧仪》载，汉代丞相府主持上计的官吏称“计室掾史”。
早在战国时群臣已于年终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所以上计是考课的重要依据。上计制与考课制实为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二者区别在于上计制是以下呈上的会计制，考课制则是自上审下的审计制。汉代各郡国在守相之下，设有上计吏，主持计政。上计吏一般由郡丞或长史充任。上计吏主管各郡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数字，如户口、垦田、物价、农事丰歉、灾情等等。各县要在每岁末，将上述情况，核实数字上报郡国，再由郡国汇总，责成上计吏携带有关文件晋京汇报。记载各项财政、经济数字的文件叫计簿，或称上计簿。每年上计的时间是在“岁竟”，即年末。秦及汉初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末“岁竟”时，因农事收获完毕，官府可以确定所收地租额，以及算赋、口赋、更赋确数，所以中央政府定于此时考课上计。汉武帝改革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此后“岁竟”考课上计的时间也由以往的九月末改为十二月末。汉代对考课上计非常重视，有时要求郡守亲自上计，甚至有皇帝亲临考课上计的情况。如汉武帝就曾在泰山封禅的隆重典礼中“受郡国计”，汉明帝也曾在宗祀光武帝的明堂上，使“众郡奉计”。
丞相府对郡国上计的考课有一定成式，先是办理具体上计手续，然后是丞相对上计郡丞或长史的亲自询问，再由相府主管上计的计室掾史朗读天子勅语，告之为政要旨，最后遣归。如《汉旧仪》载：“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列侯为丞相者之号）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读勅，毕遣。勅曰：‘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郡国守、相），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考课之后，依据政绩优劣排列名次，使郡国守、相清楚本郡国所处位次。奖惩方式主要有提职、赏赐、封爵、降职、免职、坐法等。考课中政绩优秀者，一般要提升一级官秩，如西汉时，东来郡太守韩延寿，“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入守左冯翊”。（《汉书·韩延寿传》）又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循吏传》）。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对不称职及有罪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或绳之以法。如西汉几宽为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汉书·儿传》）
然而，既然丞相是凭藉郡国上计中反映的情况作为考课殿最之依据，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计簿不实的作假情况。汉宣帝就曾因发现上计不实而大怒，下令斥责，诏书云：“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汉书·宣帝纪》）在防止郡国作弊以保证考课质量的过程中，秦及西汉的监察制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自秦朝始，中央政府派出御史在各地监察郡守，故《史记·萧相国世家》有“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的记载。御史直接对中央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负责。至西汉武帝时，中央以刺史一职取代了以往御史监察郡国的职责。并明确规定刺史在地方对所察对象有以“六条问事”的职权。《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刺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在地方“以六条问事”了解的情况，经御史中丞上报御史大夫府，以备御史大夫在年终对郡国守、相考课时核实之用。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在中央仅次于丞相，二者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西汉时不仅称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而且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西汉时为防止考课中作弊，要求郡国必须将上计簿分别呈送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如《汉书·薛宣传》载：“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又如汉宣帝地节四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大夫）课殿最以闻。”（《汉书·宣帝纪》）可知，在中央是丞相府与御史府共掌考课之事。当然二者分工亦很明显，丞相府是将上计簿作为考课的凭据，御史府则将上计簿作为地方上报政绩真实与否的审查资料。因为御史大夫执掌“典正法度”之职，而考课制当属“法度”范围，故而御史监察制在秦及西汉时期，对考课制实有监督实施之功。所以汉宣帝发现上计不实后，立即诏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书·宣帝纪》），就是要求御史大夫负起对考课制的督察之责。
二、
东汉时期，中央丞相权力一分为三，由三公分掌，太尉、司徒、司空各因其所司掌，分别考课郡国守、相。三公对考课的分工是：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三公考课郡国守、相仍是依据郡国的上计：“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同上）三公各就其职权考课之后，共同提出殿最位次名单，待上奏天子批准后，实行赏罚。如光武帝时，丹阳太守李忠政绩显著，“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后汉书·李忠列传》）东汉考课制除以三公分割以往西汉丞相一人所掌考课之权外，再一特点即严重破坏了西汉御史大夫对考课制的有效的监督职责。此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御史大夫一职在东汉转为司空，不再掌管监察；其二，东汉各州刺史职权膨胀，已不再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而是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其三，东汉“权归台阁”，尚书台设立“三公曹尚书”，职责为“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晋书·职官志》）。即对三公考课实行监督。如此，就东汉考课体制而言，较比西汉更加完备：三公分职考课，标志着考课制已出现专门化趋势；州刺史以及尚书两级考课权力的增设，最终形成了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尚书的完备考课系统。然而，体制的完备并不等于效率功能的增强。相比之下，西汉考课体制显得简明高效，监察与考课二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而东汉考课虽体制完备，但三公相互钳制，扯皮推诿；台阁权重，也造成考课制监察系统的萎缩。考课效果其实反不如西汉。无怪仲长统批评曰：“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三、
中央考课效果如何是以地方考课为保证的。秦汉考课制的基本特点即分层考课。郡国守、相掌有对所属县令、长等官吏的考课之权。郡国守、相每年春到各县、各侯国视察，劝课农桑，赈济贫苦；秋冬派吏问讯刑狱案件情况；至年末则对县级官吏进行考课。考课程序是先由县令长、侯国相于每年岁末，将各项统计数据上报郡国。史载：“（县、侯国）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贱，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后汉书·百官志》）考课大会每逢年底在郡府举行，由郡国守、相主持，考课对象是县令长、侯国相等县级官吏，考课内容主要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同上注引）。守相按政绩优劣，课出最殿，予以奖惩。所谓“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同上）。考课为最者，要迁升官秩。如西汉上党令义纵“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汉书·义纵传》）。政绩特别优异者还有可能在岁末随同郡国上计吏入京述职。东汉明帝就曾下诏，令“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后汉书·明帝纪》）。对于在考课中列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并受到当场责问，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惩罚，而且也是对其他人的儆戒。如《汉书·萧望之传》载：“（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考课大会上对于那些违法官吏还要立即收捕治罪。《汉书·尹翁归传》载：尹翁归治东海，“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可见，在每年岁末郡府的考课，大会上论定政绩位次，奖善惩恶是其重要内容，与日后中央在京师考课情况，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致，都是以考课政绩为手段，以督责官吏勤于政事，维护各级国家统治。这也正是考课制度能够在秦汉形成后绵延各朝不衰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述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构成了秦汉考课制度的主要框架。此就其他辅助性考课再赘述一二。其一，对三公的考课。丞相、三公是操纵考课制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自身政绩如何至关重要。对他们的考课权力掌于皇帝之手。汉宣帝曾“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汉书·宣帝纪》）其二，对公卿官府属吏的考课，由公卿负责。此亦考课制一重要内容。如郎官为光禄勋府中属员，对郎官的考课每年一次，由光禄勋亲自主持。《汉书·元帝纪》云：“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颜师古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伟大的朋友，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考课
是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种。即对官员定期进行考核，并依考核的结果进行奖惩。除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进行考核外，中央政权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汇报的内容（“上计”）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后的情况作为对官吏进行升迁赏罚的依据。
封建统治者深深地懂得，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因此，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对全国官吏实行全面监控。除了建立单线垂直形的监察体系之外，还推行一套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考课和奖惩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查，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战国以来，这种考课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形成有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整的考课体系。
我国自上古三代即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考课之事在《尚书》中已露端倪，如《虞书》云：“三载考绩，三考黜陟”。马端临称“此古帝王考课之法也。”（《文献通考·考课》）至若西周考课，《礼记·王制》记述颇详，所载“论定然后官之”的考课方法，虽不可尽信，但仍可度其大略。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之制衰败，官僚政治大兴，各国诸侯为富国强兵而延揽人才，考课之法亦为君主重视。如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史记·商君列传》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即言此。然战国吏制无常法，正规的考课制度实行于大一统集权专制的秦汉时期。
秦朝建立统一的郡县制，考课之事已贯彻于地方政府。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索隐曰：谓课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可见当时考课下达郡吏。汉承秦制，考课作为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日趋完善。至迟在汉元帝时，考课制已出现法规化倾向。据《汉书·京房传》载：京房晋见元帝言“宜令百官各试其功”，元帝“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此事意义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考课》云：“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皆可行又必上下间体系相维，而后可举行。”此“考功课吏法”虽未颁行，但意义不可低估。至东汉，考课制进一步演变，形成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台阁的完备体系。
一、
中央对地方官吏政绩的考核是考课制度的主体，在西汉主要指丞相考课制。西汉时全国有103个郡、国，郡设太守，王国设相。丞相基于“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及“典领百僚”之位，掌理对郡国守、相的考课。如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路遇民斗杀伤，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汉书·丙吉传》）可见，丞相对地方官有考课之权。“最”为第一，“殿”为次第最末，按次第行赏罚。丞相虽有考课权，但因日理万机，不能事必躬亲，所以丞相府设有专职人员，掌管作为考课凭藉的郡国上计。《汉书·张苍传》：“萧何为相国……令（张）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据《汉旧仪》载，汉代丞相府主持上计的官吏称“计室掾史”。
早在战国时群臣已于年终将赋税收入写于木券，呈送国君考核，称为上计。所以上计是考课的重要依据。上计制与考课制实为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二者区别在于上计制是以下呈上的会计制，考课制则是自上审下的审计制。汉代各郡国在守相之下，设有上计吏，主持计政。上计吏一般由郡丞或长史充任。上计吏主管各郡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数字，如户口、垦田、物价、农事丰歉、灾情等等。各县要在每岁末，将上述情况，核实数字上报郡国，再由郡国汇总，责成上计吏携带有关文件晋京汇报。记载各项财政、经济数字的文件叫计簿，或称上计簿。每年上计的时间是在“岁竟”，即年末。秦及汉初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九月末“岁竟”时，因农事收获完毕，官府可以确定所收地租额，以及算赋、口赋、更赋确数，所以中央政府定于此时考课上计。汉武帝改革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此后“岁竟”考课上计的时间也由以往的九月末改为十二月末。汉代对考课上计非常重视，有时要求郡守亲自上计，甚至有皇帝亲临考课上计的情况。如汉武帝就曾在泰山封禅的隆重典礼中“受郡国计”，汉明帝也曾在宗祀光武帝的明堂上，使“众郡奉计”。
丞相府对郡国上计的考课有一定成式，先是办理具体上计手续，然后是丞相对上计郡丞或长史的亲自询问，再由相府主管上计的计室掾史朗读天子勅语，告之为政要旨，最后遣归。如《汉旧仪》载：“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列侯为丞相者之号）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读勅，毕遣。勅曰：‘丞、长史，归告二千石（郡国守、相），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考课之后，依据政绩优劣排列名次，使郡国守、相清楚本郡国所处位次。奖惩方式主要有提职、赏赐、封爵、降职、免职、坐法等。考课中政绩优秀者，一般要提升一级官秩，如西汉时，东来郡太守韩延寿，“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入守左冯翊”。（《汉书·韩延寿传》）又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循吏传》）。对于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对不称职及有罪者，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处分或绳之以法。如西汉几宽为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汉书·儿传》）
然而，既然丞相是凭藉郡国上计中反映的情况作为考课殿最之依据，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计簿不实的作假情况。汉宣帝就曾因发现上计不实而大怒，下令斥责，诏书云：“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汉书·宣帝纪》）在防止郡国作弊以保证考课质量的过程中，秦及西汉的监察制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自秦朝始，中央政府派出御史在各地监察郡守，故《史记·萧相国世家》有“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的记载。御史直接对中央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负责。至西汉武帝时，中央以刺史一职取代了以往御史监察郡国的职责。并明确规定刺史在地方对所察对象有以“六条问事”的职权。《汉官典职仪》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刺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把在地方“以六条问事”了解的情况，经御史中丞上报御史大夫府，以备御史大夫在年终对郡国守、相考课时核实之用。御史大夫的职权和地位，在中央仅次于丞相，二者职权既相辅助，又相制约。所以西汉时不仅称御史大夫为“副丞相，而且称丞相府与御史府为“两府”或“二府”。西汉时为防止考课中作弊，要求郡国必须将上计簿分别呈送丞相、御史大夫两府。如《汉书·薛宣传》载：“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又如汉宣帝地节四年“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大夫）课殿最以闻。”（《汉书·宣帝纪》）可知，在中央是丞相府与御史府共掌考课之事。当然二者分工亦很明显，丞相府是将上计簿作为考课的凭据，御史府则将上计簿作为地方上报政绩真实与否的审查资料。因为御史大夫执掌“典正法度”之职，而考课制当属“法度”范围，故而御史监察制在秦及西汉时期，对考课制实有监督实施之功。所以汉宣帝发现上计不实后，立即诏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汉书·宣帝纪》），就是要求御史大夫负起对考课制的督察之责。
二、
东汉时期，中央丞相权力一分为三，由三公分掌，太尉、司徒、司空各因其所司掌，分别考课郡国守、相。三公对考课的分工是：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后汉书·百官志》）三公考课郡国守、相仍是依据郡国的上计：“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同上）三公各就其职权考课之后，共同提出殿最位次名单，待上奏天子批准后，实行赏罚。如光武帝时，丹阳太守李忠政绩显著，“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后汉书·李忠列传》）东汉考课制除以三公分割以往西汉丞相一人所掌考课之权外，再一特点即严重破坏了西汉御史大夫对考课制的有效的监督职责。此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御史大夫一职在东汉转为司空，不再掌管监察；其二，东汉各州刺史职权膨胀，已不再是中央派往地方的监察官，而是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其三，东汉“权归台阁”，尚书台设立“三公曹尚书”，职责为“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晋书·职官志》）。即对三公考课实行监督。如此，就东汉考课体制而言，较比西汉更加完备：三公分职考课，标志着考课制已出现专门化趋势；州刺史以及尚书两级考课权力的增设，最终形成了地方州、郡、县逐级考课，中央三公分职考课再汇总尚书的完备考课系统。然而，体制的完备并不等于效率功能的增强。相比之下，西汉考课体制显得简明高效，监察与考课二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而东汉考课虽体制完备，但三公相互钳制，扯皮推诿；台阁权重，也造成考课制监察系统的萎缩。考课效果其实反不如西汉。无怪仲长统批评曰：“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三、
中央考课效果如何是以地方考课为保证的。秦汉考课制的基本特点即分层考课。郡国守、相掌有对所属县令、长等官吏的考课之权。郡国守、相每年春到各县、各侯国视察，劝课农桑，赈济贫苦；秋冬派吏问讯刑狱案件情况；至年末则对县级官吏进行考课。考课程序是先由县令长、侯国相于每年岁末，将各项统计数据上报郡国。史载：“（县、侯国）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贱，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后汉书·百官志》）考课大会每逢年底在郡府举行，由郡国守、相主持，考课对象是县令长、侯国相等县级官吏，考课内容主要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同上注引）。守相按政绩优劣，课出最殿，予以奖惩。所谓“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同上）。考课为最者，要迁升官秩。如西汉上党令义纵“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汉书·义纵传》）。政绩特别优异者还有可能在岁末随同郡国上计吏入京述职。东汉明帝就曾下诏，令“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后汉书·明帝纪》）。对于在考课中列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并受到当场责问，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惩罚，而且也是对其他人的儆戒。如《汉书·萧望之传》载：“（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考课大会上对于那些违法官吏还要立即收捕治罪。《汉书·尹翁归传》载：尹翁归治东海，“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可见，在每年岁末郡府的考课，大会上论定政绩位次，奖善惩恶是其重要内容，与日后中央在京师考课情况，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精神一致，都是以考课政绩为手段，以督责官吏勤于政事，维护各级国家统治。这也正是考课制度能够在秦汉形成后绵延各朝不衰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述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构成了秦汉考课制度的主要框架。此就其他辅助性考课再赘述一二。其一，对三公的考课。丞相、三公是操纵考课制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自身政绩如何至关重要。对他们的考课权力掌于皇帝之手。汉宣帝曾“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汉书·宣帝纪》）其二，对公卿官府属吏的考课，由公卿负责。此亦考课制一重要内容。如郎官为光禄勋府中属员，对郎官的考课每年一次，由光禄勋亲自主持。《汉书·元帝纪》云：“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颜师古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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