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的儒道基本特征的比较和儒道互补的深层分析

“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三个最精炼的词语来概括：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内圣外王，还有一个是儒道互补。这三个词语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由于种种原因，儒道两家思想，在后世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想。它们存在差异又相互制衡，为人生提供多样选择。“儒道互补”是一种人生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儒道互补”让人们儒道兼修，互补为用，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儒道互补”也将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中国哲学具有十大特点。儒道互补正是中国文化中互为阴阳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一种周延的哲学形态。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后来都衰落和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从古至今，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而士人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在乱世或每一次社会变革与文化整合当中，士人阶层往往成为时代的先锋，社会与文化前进的推动者，亦或某种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倡导者。然而在“道不行”、“邦无道”的国家动荡衰亡的乱世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们却往往成为政治集团间权力倾轧的牺牲品。于是，在仕途名利与个体自由之间，在“出”与“入”之间，使得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出现激烈的矛盾，造成人格冲突，使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说起儒道，我想，儒家是更多的倡导向上的一面的，譬如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大事”、“仕进”。儒家或许都是在不断的追寻一个目标的，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观点（道德纲要）都是建立在“处世”的基础上，或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完善的。在这种不断向前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是这些士人精神里绚烂的一面。而道家强调“大道”“天道”。相比之下，道家就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发展，而是上升到自然与人的层次，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而且，道家似乎更显平和、灵活一些。儒道双修就好比是裂空的一颗永恒不灭的阴阳，灿烂之极又归于平淡，可决不会因平淡而消极，而是在平淡中追寻永恒，追寻一种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这种境界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遗世独立，而是二者恰到好处的交融并且相辅相成。不禁想到了儒家的“中庸”。在英文中，中庸的解释中有一条“golden mean”直译过来就是“金的意思”。显然这是一种高贵而备受西方推崇的意思。词典中对中庸的解释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我想上面的“儒道互补”正是这样一种人和自然的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那么，古代士人形成“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行，从而形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也可以说，这些士人既追求个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礼教，并力求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统一。譬如说柳宗元.他被贬永州后,在《愚溪诗序》中写到: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显然,柳宗元在嘲讽自己的同时说明了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体现出他对礼教的恪守；但在同时，他也引用了《庄子-在宥》中的话,莫我知强调了溪与我的统一,即道家思想中的万物齐一,形神具忘.这虽是借物以抒怀,但文字后面可见这种寻求平衡的思想对当时士人影响之深.一代文豪苏东坡亦如此。眉山的奇山异水钟灵毓秀，养育了一代文豪苏轼。苏轼早年的仕途顺利，和弟弟青云直上，并且壮志凌云，豪情万丈，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后来的“乌台诗案”和变法风波却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劫后余生不久，他又屡遭贬谪，几起几落之后，苏轼终于豁然开朗，先后在密州写下《超然台记》、并在荒芜的海南怡然自乐。在密州，他移守胶西，生活初安，修超然台游乐，并做记叙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苏轼既向往超然于物外的隐居生活，又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还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表现了他想超然于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值得一提的是，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是中国人形成的一种人格范型底色。它既是承前，更是启后：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可能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蓬勃;在迷途不济,无能为力之时,他们也许就会更多的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飘逸.总之,历代士人在以儒家思想拚搏立业的背后,深刻蕴含着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平衡,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这种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儒道互补思想对士人自我超脱,自我解放的激发.一言以蔽之,这种思想不仅让无数士人放浪于形骸之外,更在历史长河澎湃的波涛中留下了壮美而完美的大浪相击,留下了铿锵而深远的永恒印象。

什么是儒家?什么是道家?这是不容易说得清楚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儒道两家都有许多学派，不同时期有不同形态。它们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舍弃了内部学派差异性和时代变异性，而为整个学派所有共同拥有的属性。
我们认为儒家的基本特征应是“人文化成”。“人文”即人伦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伦常为基础，形成仁礼之学。“化成”即教化成善，重修身，重教育，重后天的气质变化。总之，儒家是伦理教化型的人文主义。儒家重人道而轻神道，故不是宗教神学，而是人文主义学说。但儒家的人文主义又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前者重家庭与社会伦理，后者重个人自由与理性，所以儒家是伦理型的人学，其核心的概念是“仁”。
道家的基本特征应是“返朴归真”。道家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朴的，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和谐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人丧失了天然的纯真，使社会出现争斗和巧诈，人类于是陷入痛苦和灾难。只有回归本然，人性才能纯和，社会才能太平。道家崇尚大道，因为大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顺应自然和回归真朴是道家恒持不变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复归型的人文主义，其核心的概念是“道”。
荀子站在儒家立场上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天”是指自然状态，“人”是指人工造做，这句话精辟地点明道家是一种自然主义，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保持事物本来质朴、自得状态，不赞成加上人为的成份。道家也讲“人”，但要用“天”化“人”。当然，道家也可以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也就是说儒家主张人文化成，一切都以人为中心，而不赞成事物保持或回归本然状态。儒家也讲“天”，但要用“人”化“天”。在儒家的人文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主义)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彼此冲突，又彼此制约和互补，共同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儒道互补的时候，是以儒道两家有明显不同、恰相对应为前提的。这种不同，有时候是并行而不悖，有时候是相辅相成，有时候是相反相成。从发展趋势看，早期互相批评的成分多，后期互补的成分多，而且越来越多。
孔孟以后的儒家不断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超越精神，但一直保持着儒家以伦理为本的精神，老庄以后的道家也逐渐肯定人伦之常道，但仍然保留着以自然为本的基本精神，所以两家虽然互补，却始终没有合一，因为两家的核心理念是有差异的，而且形成各自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儒道互补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呢?
（1）儒道互补就是人类进化与复归的互补。儒家认为人性和社会是进化的，先天的状态并不完善，所以需要后天教化，先“尽己之性”，然后“尽人之性”，再“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总之儒家主张社会文明的不断创造和不断进步。但儒家比较忽视人性在不断进步和升华的同时也会出现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因此需要有复归本位的运动。道家要通过“反朴归真”来克服异化现象，保持人性的本然纯朴和社会的宁静平和，老子提出“复归于婴儿”和“小国寡民”(二十八章、八十章)，庄子提出“法天贵真”，向往“至德之世”(《庄子·渔父》、《马蹄》)，都体现了对文化异化的批判。但是道家经常分不清回归与倒退的界限，为了回归而宁可牺牲发展和进步，这样的回归是无法实现的。儒道互补的结果，便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既主张社会与人性不断升华前进，又主张社会与人性不断回归本位，使得人性既拥有智慧，又能保持纯朴和自由，使得社会既高度发达，又和谐有序。坚持进化，避免异化，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应该追求的方向。
（2）儒道互补便是阴阳互补。儒家“人文化成”的传统表现出一种刚健的进取精神，主张参与社会，担当责任，决不做旁观者。《易传》里有“刚健中正”(《周易·乾卦·文言》)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上，《象传》)的说法。《论语》赞美“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人生态度，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北宋张载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表现出贯通古今、胸怀宇宙、悲天悯人的宏大气魄。当然，儒家也讲刚柔相济、阴阳互补，但仍以刚主柔，以阳制阴。道家则不然，其“返朴归真”的传统主要体现出女性的阴柔的谦和精神。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他称颂水德、坤德，以柔弱不争、顺应自然为宗旨，是一种女性智慧，可以弥补男性文化有刚少柔的不足。儒家思想薰陶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道家思想则培养出一批隐逸之士或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批评者，他们使社会增加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中国哲学的主流是阴阳哲学，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未辞上》)。道有阳与阴两重性，乾道自强不息，坤道厚德载物，两相结合，便是刚柔相济、阴阳互补。儒与道一日不能分离，正如阴阳和男女不能分离一样。
3、儒道互补就是虚实互补。儒家的人文主义具有求实务实精神，它的公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专注于今世人生的修德和社会事业，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特别发达。它对于死后的问题和鬼神的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可以说儒学是方内之学，是现实主义的人学。道家的学说更关注形而上的世界，它要把人的精神从世俗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甚至要超出社会道德，从宇宙大化的高度看待世界，所以道家具有超越意识、玄虚精神。道家所推崇的大道是超乎形象、具有无限生机的宇宙之源和价值之源，人们修道的目的是提高精神境界，与大道一体化，使精神获得彻底解放。道家的这种求虚探玄精神，使得它的哲学和美学特别发达。儒道互补就是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互补。历史上的儒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总是不断从道家吸取哲学营养；反之，历史上的道家为了更好地与现实生活沟通，也总是不断地从儒家吸取人生智慧。儒道互补，便形成中国哲学精神。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两者统一在圣人的人格上，便是“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简史》)他又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是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同上书)冯友兰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中国哲学精神；“极高明”即玄虚精神，主要来自道家，“道中庸”即入世精神，主要来自儒家，两者的统一便是中国哲学精神。
4、儒道互补也是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互补。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社会动物，具有群体性，其本性中就包含着关心家庭、他人和社会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又是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欲望、情感、个性和自由意志，其本性中包含着关心自己、追求个人幸福自由的意识。群体性与个体性既矛盾又统一。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群体性。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颜渊》)，表现为“忠”道是“己欲立而立人”(《雍也》)，表现为恕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宋代思想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都体现了儒家以他人和社会为重的精神。道家思想强调人的个体性，重视个体的安宁和精神自由，不要受社会礼教的束缚。老子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是从个体幸福出发的。庄子讲精神“逍遥”和庖丁养生之道也是以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中心的。《论语·微子》载道家隐士长沮、桀溺劝孔子避世以求个人安宁，孔子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充分表现了儒家群体价值观与道家个体价值观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又可以形成一种制衡和互补，使社会不至于偏向以共性压抑个性或者以个性破坏共性这样两个极端，把群体性与个体性结合起来，使社会既生动活泼又团结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