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研究者从多少年开始提出“教育中国化”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09
中国的教育改革要多少年

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 与时俱进 所以么 得一直改下去 楼主问的党和国家都解决不了啊

我国的蒙台梭利教育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沉寂再到复兴的过程。当前,一批研究蒙台梭利教育法的译著、专著和学术论文相继问世,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实践迅速开展,蒙台梭利幼儿园教师培训日益规范化。为了更好地开展蒙台梭利教育实践,我们要促使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实践研究系统化,进一步提高蒙台梭利教师培训的规格与质量,扩展蒙台梭利教育实践的范围,最终实现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目标。当前,我国部分幼儿园开始尝试将蒙台梭利教育法引入幼儿园课程之中,也有很多研究者开始探讨在蒙台梭利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相关理论著作和实践研究报告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系统梳理蒙台梭利教育实践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展望蒙台梭利教育法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为学前教育工作者勾勒出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实践的概貌,促进蒙台梭利教育实践在我国的发展。
“蒙氏教育”顾名思义是以意大利的女性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MariaMontessori , 1870~1952年)的名字命名的。1907 年蒙台梭利在罗马贫民区建立“儿童之家”。招收 3 ~ 6 岁的儿童加以教育,她运用自己独创的方法进行教学,结果出现了惊人的效果;那些“普通的、贫寒的”儿童,几年后,心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被培养成了一个个聪明自信、有教养、生机勃勃的少年英才。蒙台梭利崭新的、具有巨大教育魅力的教学方法,轰动了整个欧洲,“关于这些奇妙儿童的报道,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人们仿照蒙台梭利的模式建立了许多新的“儿童之家”。1909 年,蒙台梭利写成了《运用于儿童之家的科学教育方法》一书,1912 年这部著作在美国出版,同时,很快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100 多个国家引进了蒙台梭利的方法,欧洲、美国还出现了蒙台梭利运动。1913 年 ~1915 年,蒙台梭利学校已遍布世界各大洲。到四十年代,仅仅美国就有 2000 多所。蒙台梭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幼儿教育的革命。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巨大的潜能,他生命的发展是走向独立。通过具体的练习如生活基本能力练习、五官感觉练习、智能练习(语言、数学、科学)等形式,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
  蒙氏教室是一个小社会的雏形,孩子在其中学会尊重别人,接受别人,学习如何分享自己学会的知识技巧,学会如何领导别人。蒙氏教室提供了培养儿童情感智商的环境。蒙台梭利课程,包括感觉、动作、肢能、语言和道德发展等,使个体成为一个身心统整合一的人。“自由”与“纪律”合一,“个性”与“群体”兼顾。启发幼儿使他们有能力解决困难,适应新的环境,达到自我构建和心智发展。蒙氏教育的原则:以儿童为主 ——为的孩子打造的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充分的教具提供 —— 孩子是靠感官来学习的,我们提供给他的良好刺激愈多就愈能激发他的内在潜能。所以,设计一个适合孩子的生长环境,应该是能提供丰富的教材(包括自然的、人文的),以诱发他自我学习的乐趣。不“教”的教育 —— 反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育,而主张籍由良好的学习环境,亮丽丰富的教具,让儿童主动去接触、研究,形成智慧。把握敏感期的学习 —— 0~6岁的儿童,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会出现对不同事物的偏好的各种“敏感期”。蒙台梭利科学幼教法强调掌握儿童“敏感期”,而给予适切的学习。蒙台梭利教育拥有一套蕴含无限教育价值的学具,这套学具利用幼儿感觉的敏感性,透过可供幼儿操作的教具,让孩子们轻松愉快的在操作中探索,在探索中吸收许多抽象的概念。尊重幼儿重复练习的特性,所有学具幼儿可以反复操作,满足幼儿生理心理上的需要。教师居于协助启导的地位 —— 教师必须放弃传统自以为是的教育方式,而是从旁适时地给予儿童协助与引导,让儿童成为教育的主体,使他们动头脑、有智慧。父母才是真正的关键 —— 孩子的教育,并不只限于学校一隅,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在心爱乐园的亲子课堂中,家长不仅可以学到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还可以和宝宝一起上课,在课程中增进亲子感情。
分析中国蒙氏教育现状
蒙台梭利教育在幼儿园中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至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单位办园、私人办园到教育部门办园,目前已遍及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二十几个省区和直辖市。早在20世纪初,随着《蒙台梭利教育法》中文译本的出现,蒙台梭利教育即传入我国。当时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评价蒙台梭利说:她的努力和功绩,揭开了幼稚教育新篇章,使幼稚教育耳目一新。1914年,江苏省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1923年,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蒙养园,开办了两个蒙台梭利班(1926年因人事变更而停办),这些是蒙台梭利传入我国之初的情况。当时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接触了蒙台梭利教育,蒙台梭利教育一经引入,即受到国内幼教界的好评与欢迎。但处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政治衰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幼稚园的数量极其有限,且多由外国支委会开办,国人办的幼稚园数量少、规模小、经费有限,无力采用被人称道的蒙台梭利教育。20世纪30年代初蒙台梭利博士致函中国教育部长,邀请中国派员赴罗马参加教师培训,并征集在中国采用该教育的报告及书籍,我国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先生回复称:你的教具颇多,但不甚经济,中国多采用设计教学法,教材取自生活,不需购置教具。又称中国没有实施蒙台梭利的报告文章及翻译的书籍等。教育部长之言反映了当时的实情,蒙台梭利教育虽受到称赞,但不适应当时我国的国情,因而未能传播开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国家的全面建设。当时政府提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中央教育部聘请了苏联幼儿教育专家,翻译了苏联的教材,以苏联的学前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幼稚教育。将西方国家的幼儿教育思想及幼儿教育家均视为资产阶级性质,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蒙台梭利及其创立的幼儿教育法同样未能免于批判,被冠以唯心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儿童中心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教育、机械地感官训练、以轻度弱智儿童的教育来教育正常儿童等,遭到全盘否定。对蒙台梭利教育的批判是伴随政治运动的兴起而进行的,因此已不计其数了。长期批判造成的后果是:阻碍了人们真实地了解蒙台梭利其人及其教育;由于批判所持观点的偏颇,导致抵毁和扭曲了蒙台梭利教育;在实践中禁锢了蒙台梭利教育,致使无人知晓,更说不上采用了。
  1978年以后,新的一页历史被掀开,学术界逐步走向务实,走向开放,走向纠正错误。打开了国门后,我国幼教界前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乐山先生从外部世界的幼儿教育中发现了蒙台梭利教育依旧存在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壮大,终于在1985年——中断了60年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卢教授编著的《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1990年和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对外国教育各家名著丛书中,相继翻译了蒙台梭利的4本专著,即《童年的秘密》、《有吸收性的心理》、《蒙台梭利教育法》、《教育中的自发活动》。同时在大学的课程也中止了对蒙台梭利的批判,而代之以对蒙台梭利教育的客观介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境外的幼儿教育交流日益迅速,一些热爱国家、热心幼教的人士带来了台湾幼儿园实施蒙台梭利教育的信息,并拟将这一优质的幼儿教育方法提供给大陆的广大幼儿。他们找来合作伙伴,实施夙愿。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合作引进蒙台梭利教育的研究项目,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及北京市北海幼儿园成为该项目的实验基地。1994年暑假,台湾派讲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培训老师,秋季开学后便正式启动了“蒙台梭利教育中国化实验研究”课题。北师大威斯达公司紧跟实验研究,于1996年春季完成了蒙台梭利教具的生产,成为我国第一家生产蒙台梭利教具的公司。与此同时,北京市崇文区第三幼儿园、宁夏银川市蒙台梭利幼儿园也相继开始了蒙台梭利教育的实验研究。至此拉开了蒙台梭利教育在我国幼儿园中应用的序幕。
  实验进展的成效渐渐影响开来,首先被吸引的是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接受这一良好的教育,渐渐地便有更多的幼儿园开设了蒙台梭利教育实验班。蒙台梭利教育在幼儿园中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至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单位办园、私人办园到教育部门办园,目前已遍及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的二十几个省区和直辖市。众多的蒙台梭利班发展水平尚参差不齐。一批参加课题研究的幼儿园,矢志蒙台梭利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仍在不懈努力地探索、研究与提高中。也有一些幼儿园由于师资培训欠缺或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对蒙台梭利教育的理念领悟得甚为肤浅,成效寥寥。
在1994年至2004年十年间,我国出现过两次研究蒙台梭利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1994年,当时蒙台梭利教育法刚刚引进,人们盲目仿效,不加消化地吸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在1995年至1999年出现一个低潮;第二次高潮是从2000年开始,许多地方的幼儿园开始设立蒙氏室,并作为自己的“特色”向外加以宣传。两次高潮的兴起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在实践的运用上却出现一些同样的误区。

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
陈序经与《独立评论》结缘始于1933年。这一年3月26日,第43号《独立评论》发表他的《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这是一篇重要论著,它是陈序经在中西文化及教育论战中的总纲,与其西化理论一脉相承。即使在近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依然感觉亲切,因为陈序经当年批驳的理论依然存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传统可言,也没有真正与现代化接轨,政策一变再变,院系或拆或合,一个完整的合理的教育体系不知何时才能真正建立。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由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发起。胡适称该月刊旨在“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以“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
  1932年第十一号《独立评论》发表邱椿《关于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的通信。邱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为国内著名教育学专家,后来曾任西南联大教育学系教授兼主任。针对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一文中批评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毕业生,邱文提出反批评。他指出,中国新教育,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近三四年来,中国教育界觉悟到纯粹抄袭的错误,而提倡中国化的教育。当时有不少政客、学者提倡所谓的教育中国化、农村化、职业化问题,陈序经认为这些都是逆教育现代化的潮流而动,他遂写作《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但是一直没有发表。
  旭生(徐旭生)的《教育罪言》洋洋数万言,分6篇在《独立评论》陆续发表。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河南唐河县人。1906年赴北京考入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旋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3年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专攻哲学。1919年学成归国。1921年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协助校长蔡元培主政北大。1927年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与瑞典斯文赫定博士合作考察新疆。1929年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改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次年兼任北京史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旭生写作《教育罪言》,当在其卸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之后,其前五篇都是批评性的,指出中国现行教育的缺点;第六篇才是建设的,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方案。陈序经看到前五篇,还“很觉得高兴和同情”,待看到第六篇(发表于1933年2月19日第38号《独立评论》)时,“却生出很大的失望”。原来徐旭生的方案是要提倡中国教育的农村化。陈序经实在按捺不住,便将自己这篇旧文拿出,交给《独立评论》发表。
  陈序经在“著者附志”中写道:“我的意想就是假使中国教育而像旭生先生所说的要农村化,则这个农村化,还是要现代化的,或西洋的农村化;决不是,而且决不应该要中国固有的农村化。其实,近来国人所提倡的农村运动,本来还是近代西洋人对于城市的‘畸形’发展的一种反响。这种农村运动,还是西洋人的农村中的事情,并非中国农村的事情。假如是了,那么中国教育,老早已农村化了数千年,用不着我们来呐喊,来提倡。”由于文章写于近一年前,所以并非针对旭生文章,其中所谈是他本人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见解,他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胡适编辑此文时,特加“编者附记”,可见十分重视。
  陈序经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观点建立在其文化学架构之中。他说:“人们因为精神时间的有限,不得不把文化来分门别类,使能对于某一门,或一类上,能够专精。于是有的叫做教育,有的叫做政治,有的叫做宗教,经济等等,然文化本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分门别类。她是一种复杂的总体,而分开不来的。所谓分开,不外是我们对于事物认识上的一种主观作用。文化本身既不能分开,一方面的波动,必引起他方面的影响。因为了这个原故,新教育的中国化,或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都和文化其他的方面,有了密切的关系。”
  提倡教育中国化的人们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国情,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必须中国化。陈序经狠狠地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然其结果——据我个人的意见,是很有中国教育再趋向于复古运动的危险。”其原因很简单,“原来新教育,既像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所说,不是中国固有的教育,而是从外面输运过来的东西,那么中国固有的教育,当然是旧的教育。旧的教育,是旧时代的产儿。新的教育,是新时代的产儿。要是新的时代是要有新的教育,那么新的时代的中国,也要有新的教育。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的教育的新时代化,或是现代化。”
  所谓“国情”论,陈序经时代盛行,现在仍不绝于耳。一谈到现代化,一谈到世界潮流,就有人要抛出此论以为挡箭牌。陈序经从文化的角度给此论以有力回击,他说:“我们首先就要问问,什么叫做国情?国情这两个字,虽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气候,地理,物产,人种——以及文化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说是文化一方面。”“国情既是专指文化方面来说,教育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部分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文化的一部分,或是一方面,她不只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受文化的支配。因此之故,想对于教育上有相当和充分的了解,应当明白文化之对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之受文化的支配。”“他们忘记了现在的中国,已和六十年前的中国,很不相同。现在的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也非中国的固有国情。而且这些国情,正是朝向着新时代化的途程中。我们可以说,固有的中国的国情,不过是从旧的中国的国情,到新时代的中国的国情的过程中,逐渐的已成以及将成为过去的陈迹罢。”
  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发展趋势,教育如此,政治、经济亦然。正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加快步伐,迎头赶上;而提倡所谓“新教育中国化”,实际上是企图阻挡教育现代化的潮流。陈序经指出:“他们忘记了不但是教育,就是经济政治等,也是趋向着现代化的历程中。要是教育家不愿努力来求教育的现代化,而反要使新的教育,来适合正在变换历程中的旧的政治,经济,或礼教等,以及这些东西所产出的结果,或是所传下来的遗毒,试问我们何不专心去保存旧的教育,以及文化的其他的方面,来维持我们的固有的国情,却要多生枝节的,去采纳新的教育,而致徒劳无益呢?”
  中国采纳新教育制度,距当时不过30多年历史,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却要追溯到60年前,即1872年容闳(字纯甫)带领第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终因保守顽固势力阻挠而流产。1876年,陈兰彬被指派为驻美公使,吴子登为留学监督,容闳受到排挤,这批留学幼童被迫撤离回国。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推彼(陈兰彬)之意想,必以为一己所受纯洁无暇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所污染。”显然,留美幼童的撤回,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受第一次重大挫折。
  此后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后的1902年,中国始废八股、设学堂,再派遣留学生出洋。这次留学生以赴日本为最多,且绝大多数都是速成,“结果是大多数留日学生,不但是直接的西洋教育没有法子享受,连间接的日本教育也学不到家。”究其原因,陈序经认为,“名为维新,实为守旧的政府及人士,乃是最大的阻碍。曾国藩,李鸿章的惟务机器教育固不待说,像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尤为铸成大错的主因”。
  当时一般人都以为中国教育是美国化的,陈序经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以为设使中国的教育而是认认真真的美国化了,那么中国的教育断不会糟到这么田地。”他说一个人到美国读十年书,也未必能和美国人并驾齐驱,而要把中国教育在十年间彻底美国化是绝对不现实的事。
  陈序经在这篇文章中再次显示初生牛犊精神,他对当时一些政治文化界名人甚至点名批评:“提倡精神文化的人,对于西洋教育之彻底采纳,当然存着怀疑态度,所以最近如邹海滨(鲁),陈果夫等的提倡停办文科法科,专事发展职业教育,无非表示我们之对于现代化的不彻底。我们试想,文科,法科及无论那科,才在萌芽的时期,就要停办,而专提倡职业教育,又岂非跑回到曾国潘,李鸿章们那条路吗?”
  最后,陈序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见解:“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固是要如此,普通教育也是要如此。低级教育固是要如此,高等教育也是要如此。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活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生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新的教育。”
  持此观点的陈序经在当时并不孤立。《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发表前后,《独立评论》还发表过吴景超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蒋梦麟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几个基本原则的讨论》,他们的观点都与陈序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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