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污染的污染状况

我国水环境面临着水体污染、 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等多方面压力。水体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破坏促使洪涝灾害频发。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七大水系、主要湖泊、近岸海域及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河流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氨氮、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挥发酚等；湖泊以富营养化为特征，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和高猛酸盐指数等；近岸海域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重金属。这些因素构成了水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危害严重，治理难度大等特征。我国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类主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工业发展中，水消耗量大、利用率低。不仅单位产值污水排放量大，而且万元产值用水量各省区间差距悬殊。 1998年全国平均万元GDP用水683立方米以上。其中，北京161立方米，天津201立方米，上海300立方米。但是，黑龙江、内蒙古、江西、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省区大多在1000立方米以上。宁夏、新疆为4000立方米左右。北京1立方米灌溉用水可以生产2千克粮食，而宁夏才生产不到1千克。同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企业生产经营缺乏节能降耗的动力。企业技术改造往往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生产工艺落后，更新换代速度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日趋转变，以及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将逐步走上科学化管理轨道。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水环境问题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导向的偏差。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产品产量、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等指标，没有把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纳入经济核算体系。迄今为止，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作为“非生产性福利事业”。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由政府包揽，使政府不堪重负，以至于拿不出钱搞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建成污染处理设施也因经费来源问题没解决而难以正常运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经济发展政策有悖于环境保护。我国一度“遍地开花”的“十五”小企业，布局分散，规模不经济，生产工艺落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 容量不相适应，也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以往在确定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地区生产力布局时，往往忽视区域环境容量。我国主要江河出现的严重流域性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有直接关系。淮河流域四省自80.年代初开始，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高耗水的化工、造纸、制革、火电、食品等小型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淮河的承载能力，使淮河流域水质急剧恶化；由于缺乏科学认证和科学管理，一些缺水地区盲目发展高耗水型工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单一的资源型产业，不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加工业，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严重的结构型污染。自然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环境问题的恶化， 增加了水污染防治的难度。如今，由于气候变化引起全球温度、湿度、降水量的分布变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灾害频发。我国北方地区气候也明显变暖，华北地区冬季平均气温90年代比50年代上升2.1℃。气温上升，地表径流减少，蒸发量增大，发生旱灾的机会增多。1997年我国北方地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降水量异常偏少，温度偏高，海河水资源量只有多年平均量的40%；黄河水资源量为多年平均量的61%。由于河道径流减少，水体自净能力下降，加剧了水环境恶化。1998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长江中下游、嫩江、松花江流域降水量偏多，导致特大洪水灾害的发生。我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南多北少，相差悬殊，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极不协调。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松辽河，以及内陆河5个流域，总人口占全国的47%左右，耕地面积占65%以上，GDP占全国的45%以上，而水资源却只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人均占有量仅为南方地区的1/3。这些因素也是导致水环境问题突出的重要方面。

好的LZ
河流污染的自然性因素主要有
沿途植被，以及河中生态环境情况。不管怎样的生态环境都有抵抗力稳定性，在不超出抵抗力稳定性的前提下河水的污染是可以自发降解消除的。所以抵抗力稳定性差的干旱，沙漠地区河流污染很容易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毁灭。
河流径流量以及相关支流的水文，地形。河流的流量越大，污染物更容易向下游排放，对于排放点周围的污染程度会较轻。但需注意如果下游的抵抗力稳定性不足以承接污染物，则河流的污染会向下游蔓延
周边降水量，以及随季节变化的降水状况。类同第二条

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状况 ? 中国拥有50000多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绝大多数已经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水污染侵害，包括长江在内的七大水系无一幸免。
1 据国家环保总局数据显示，七大水系劣V类水所占比例为27.9%，比2003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七大水系I-V类水质类别比例分别为4.6%，20.9%，16.3%，21.6%，8.7%。
2 水资源匮乏的北方河流比水资源丰沛的南方河流污染严重，七大水系按水污染严重程度排序，劣V类水质比例最高者为海河的56.7%，其后是辽河的37.9%、淮河的32.6%、黄河的29.5%、松花江的24.4%、长江的9.6%和珠江的6.1%。 七大水系：长江，珠江，松花江，黄河，淮河，辽河，海河 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巢湖、滇池
七大水系低于III类标准的水所占比例竟高达58.2%，实在是触目惊心，因为IV类水处理之后既不能作为安全的饮用水，也不能作为渔业水域和游泳区用水，V类水基本上丧失了功能，劣V类水属于毫无用处的臭水，若将七大水系就这一比例进行一番比较的话——淮河的80.2%、松花江的78.1%、海河的74.6%、辽河的67.6%、黄河的63.6%、长江的27.9%和珠江的21.2%——就会沉痛地感受到水污染形势的严峻性。
水质“差”的海河基本上就是“死河”；水质“较差”的辽河、淮河、黄河和松花江是“病河”，有的甚至已“病入膏肓”，而前三者根本就没有I类水；水质“较好”的长江和珠江，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绝对是“今不如昔”了。
中国水体污染相当严重，部分城市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在46个重点城市中，有45.6%的城市水质较差，而农村的饮用水安全则更令人担忧，其卫生合格率仅为62.1%。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约有3.6亿人喝不上干净水，因此保障中国百姓喝上干净水的问题成为了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第一要务。 城市基础设施是工业建设的载体，制约着工业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不恰当地把基础设施建设的载体地位降低为工业的一般附属物地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和工业建设不协调，导致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承载。特别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仅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兴建。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随着人口迅速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生活污水产生量大幅度增长。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比例已接近持平。但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周期为3年。从当下的建设进度看，实现“九五”期间国家提出的全国50万人口的城市都要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装置的要求，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淮河为例，按规划，到2000年，淮河流域四省需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52座，总投资60.8亿元，形成污水处理能力352万l/d。到1999年6月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只有3座，污水处理能力仅为44万l/d。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缓慢的原因，除了资金短缺外，现行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掣肘也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营陷于困境。由于没有真正落实“污染者负担”的政策，地方财政因无力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常常使建成后的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环境保护投资不能有效发挥环境效益。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污染防治资金以国家预算内资金为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环境已经不能奏效。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资体制难以形成。作为促进污染防治的重要经济手段排污收费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排污收费标准过低，不能发挥刺激污染防治的作用。超标排放污水收费作为排污收费的主体，其收费额不足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的一半；污水排放收费最高不超过0.5元/l；排污收费项目不全，主要对象是大中型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城市污水处理费仅在少数城市开征，而且收费标准较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没有充分体现；排污费的转移支付机制尚未建立，流域内上下游之间缺乏利益补偿政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不协调，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把环境保护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一些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得到国债资金的支持。但是，由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狭窄，投资量小，污染治理资金短缺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按计划，“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约需资金1260亿元，但是已经落实的资金与需求相差甚远。1998年国家增发财政债券和银行贷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分配给淮河流域10亿元财政债券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但是，这些资金仅为淮河城市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的16.5%，而且投资项目达34个之多。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开工的项目不少，却因缺乏资金施工建设进度缓慢，很多工程至今投资尚无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