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发展是一副怎样的境况？

沿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拜占廷文学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4～7世纪初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学向拜占廷文学的转变阶段。
这个阶段的拜占廷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古代文学逐渐衰落，新的文学形式和标准逐渐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学的基础。基督教思想观念、宗教抽象的审美标准取代了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甚至写作形式也发生变化。在这一翻天覆地的转变过程中，基督教作家极力反对和排斥古代作家的“异教”思想理论，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古代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也接受了同世俗作家一样的基督教育。这种古代世俗文学对拜占廷基督教作家的影响在最初拜占廷支持所有文化知识的政策下表现更为明显，尤其是那些努力发展教俗友好关系的基督教领袖们的立场更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并没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渐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
其中将教会文学和世俗古代文学结合的最成功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尤西比乌斯(260～340年)，他在撰写教会历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记中，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基督教文风，创造了新的写作风格。他的代表作是《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
尤西比乌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凯撒利亚城，师从当地著名基督教理论家、学者潘菲罗斯，后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但在他来到后西罗马帝国却受到了礼遇和款待。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当局颁布宗教宽容法律后，尤西比乌斯当选凯撒利亚城主教。机缘巧合的尤西比乌斯成了君士坦丁的好友，并得到了君士坦丁一世的重用，成为御用史官。他积极参与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会事务决策。在他的一生中，著述颇丰，传世作品也很多。他仿效晚期罗马帝国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了十卷本《编年史》一书。这本书提供了有关古代近东和北非地区统治王朝的详细谱牒，以及其所在时代世俗和教会的大事年表。他所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基督教的发展，尤其是他在此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深。
尤西比乌斯的另一部力作是为了庆祝君士坦丁一世登基30年而成的《君士坦丁大帝传》，该书主要描述了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06年7月称帝以后其30年左右的统治，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位皇帝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的形势中完成统一帝国大业的过程。在这部书中，作者对皇帝充满了崇敬，也有着太多的赞誉之词，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留下的记载都是可靠真实的，不仅为当时的其他作品所证实，也被后代作家传抄，史料价值极高。同时，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君士坦丁一世和拜占廷帝国开国史的最重要资料。在这部传记中，记载较多的内容是关于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务。因此，在4世纪末时被教会作家翻译为拉丁语，并将原书续写到阿莱克修斯时代的395年。
在《教会史》中，尤西比乌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念，继续着他的劝人向善的说教。他坚持认为：人类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跟从上帝的选们历史的主角，其中忠实于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受到以上信仰的左右，尤西比乌斯在写作中特别重视政治和思想历史的记述。在书中，他用大量文字，对君士坦丁一世赞不绝口，而对君士坦丁一世的种种劣迹和暴行却只字不提，他还将其他皇帝颁布的宗教宽容法律移作君士坦丁一世所为，为他脸上贴金。因此，尤西比乌斯所作的这些记载都影响了《教会史》的准确性。
除尤西比乌斯外，5世纪的左西莫斯和6世纪的普罗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出新旧两种文学创作的结合。他们在历史编纂中保持古希腊历史家的文风，同时开创教会史和传记文学的形式。
此外，埃及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295～373年)则在神学论文、颂诗和其他宗教写作中大放异彩，为以后基督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基本样式和蓝本。基督教传记文学则是在埃及修道隐居运动中兴起的。基督教赞美诗歌的发展在罗曼努斯(?～555年)创作的上千首诗歌中达到顶点，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古代诗歌的韵律知识和格式，开创了基督教赞美诗写作的新纪元。
7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是拜占廷文学发展几乎处于中断的状态。和第一阶段相比，这个时期既没有名贯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拜占廷的政治局势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拜占廷帝国面临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帝国丧失其在亚、非、欧的大片领土，战争需要武器而忽视文学，拜占廷文学在此背景下难以发展。8世纪开始的毁坏圣像运动对于拜占廷文学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拜占廷文学的发展。马克西姆(580～662年)和大马士革人约翰(675～749年)代表这一时期拜占廷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马克西姆在反对当局宗教理论的斗争中写出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而约翰则在云游东地中海各地时运用丰富的古典哲学知识全面阐述基督教哲学理论。
9世纪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学史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弗条斯(827～891年)为代表的拜占廷知识界以极大的热情发动文学复兴运动。弗条斯出生在权贵之家，自幼饱读古书，青年时代即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国，48岁时以非神职人员身份被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一生著作颇多，特别致力于古典文学教育活动。在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期间，积极从事古希腊文史作品的教学。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他编纂了古代文献常用词汇《词典》。在他写给国内外各方人士的信件里，以鲜明的态度反映出他传播古代知识的热情，以及在融合教俗知识上所作的努力。弗条斯作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领袖，他的作品推动了已经衰落数百年的拜占廷文学的重新掘起。
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国势强盛，安定的社会生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学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间，拜占廷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断涌现。泼塞留斯是当时拜占廷文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中等家庭，但是学识渊博、智慧超群，他撰写的历史、哲学、神学、诗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当时文学写作的最高水平。当时学术界对新柏拉图哲学的再研究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束缚下的思想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揭开了怀疑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长期思想运动，这种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有所反映。
公元1204年以后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出其最后的活力。那时的作家、学者无一例外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创辉煌的愿望。但是，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光靠文学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于是，拜占廷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那里复兴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起。

拜占廷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教育的传统，还继承了古希腊人热爱文史哲研究的传统，重视文史哲创作活动。我们将拜占廷人文史哲创作统归于“文学”是因为当时的文史哲各学科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明确，史学家可能同时就是文学家和哲学家，而哲学家不仅撰写哲学和神学书籍，也创作文史作品，因此，文学在这里是指通过文字进行创作的学术活动。拜占廷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写作方面并没有继承到古希腊人那样的灵感和气魄，但是，拜占廷人有庞大的作者群体，在长期的连贯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拜占廷独特的风格。
拜占廷文学的发展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早期，语言的不统一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拜占廷作家的创作大多使用希腊语，当时，在拜占廷各地流行着三种形式的希腊语。从书籍是贵族的专用品4世纪建国初期，用于写作的希腊语就与居民日常使用的口语有明显区别，前者称为“书面语”，是知识界和有教养阶层的语言；而后者称为“民间语”，它并不遵循严格的语法和词法，是一种用词混乱、语法简单的语言。直到12世纪前后，拜占廷社会才逐步流行标准的希腊语，更加接近古希腊语，即严格按照语法规则为元音和双元音标注复杂的重音，这是一切受教育必须认真学习的语言。拜占廷希腊语是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之间的桥梁，它也为现代希腊语的语法简化和单重音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公元1204年以后是拜占廷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学在民族复兴的强烈欲望中显示出其最后的活力。那时的作家、学者无一例外通过文学创作表达重振国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亚学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论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识界普遍存在的通过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创辉煌的愿望。但是，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光靠文学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于是，拜占廷文学家们将其再现古代文化的满腔热情和对古代光荣的无限留恋转移到意大利，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那里复兴古代文化艺术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