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发展关系？ 有谁知道吗？ 详细的说一下 谢谢！
一般来说，中国在19世纪发生的早期现代化过程，学术界称作洋务运动，或者称洋务新政、洋务自强。日本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则称作明治维新。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据学者统计，大体上在19世纪60-90年代，在中国，洋务派总共兴办了大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约5300万两银子。其中，军事工业21个，投资3700多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每个企业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下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化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每个投资不及200万两。应该说这样的数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有一些人反对使用洋务运动这个提法，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在全国兴办起来的。
如果拿中国的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来作一个比较就会非常清楚。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稍晚几年，1868年明治元年才开始宣布维新，中国从1861年就已开始。但实际上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改革，所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成效显著。有人统计，从1868年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立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每个公司资本差不多1100万日元，折合中国的银两大概有700多万两。所以在1892年前，中国在兴办洋务企业方面的成就和日本的情况相比，中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实际上，两国的发展水平不在一个层次上，也不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战后一段时期内，在美国的占领和控制下，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华推行敌视政策。中国政府一方面反对美国把日本拉入美国远东战略体系，另一方面，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不能发展正常关系的情况下，采取先发展中日民间关系，以民促官的政策：中国政府在经济、财政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从人力物力上大力协助日侨回国，帮助32000多名日本侨民分期分批回到日本。其中大部分回国后成为促进中日友好的使者。为了推动中日民间贸易，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步骤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分别签订了三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之间其它关系的发展。
日本在外交上一直以美日联盟为基轴，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对华政策上，追求与美国的密切合作。1970年10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问美国时，尼克松还向他表示，“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美国将继续与贵国密切联系和协商。”
然而，一年过后，尼克松就派其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了北京，并与中国达成尼克松访华的协议。日本只是在公报发表的前几分钟才得到美国的通报，第二年尼克松便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美国的这种举动，被日本惊呼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也被称为“尼克松冲击”。在国际和国内冲击和压力下，1972年6月17日，佐藤内阁被迫辞职。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组成日本新内阁，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