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并不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公平，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范畴，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经济学研究要排除价值判断。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经济学不能讲道德”。其二，一谈到社会公平问题，就与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包括分配问题。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仍然延用的是罗宾斯在1932年的定义，即，经济学是关于在稀缺资源的各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以使其效率最高的学问。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资源总是有限的（稀缺），怎么样用才能将其发挥最高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当然想有汽车洋房高学历，但我口袋里仅有一千元钱，经济学就考虑这一千钱如何花最值。用更通俗的话讲，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他们主要是研究摊大饼的学问，即怎样将饼做大，而至于如何分配这张饼，他们不予考虑。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考证，这个传统首先来类推于斯密。斯密的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讲的是财富怎么来说，也就是说，研究是的如何摊大饼，而根本不讲分配。斯密之后又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号称天才的人物，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后人一般简称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公开宣称，“就经济学的规律而言，与分配问题是无关的”。既然经济学不谈分配问题，当然也就不谈社会公平问题。
第二，以经济学分析，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十分紧张的关系，使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想谈社会公平问题都不能不十分谨慎。公平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关系十分紧张，主流经济学的解释特别多，我仅举其中一种大家好理解的同时也是有代表性的。比如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说，社会产出中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在这些模型中，无一例外地认定资本家或者说富人，他们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所谓边际储蓄率，就是增加后的收入中有多少钱用来储蓄，富人消费基本满足了，所以增加的收入都用来储蓄了，更重要的，富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利润的目的，又使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而穷人就不行。所以，如果让社会越不公平。富人更富，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大家不要认为我是胡说，我念一段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观点。大家知道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那么，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两位经济学大师是如何解释滞胀的原因的呢？他说，经济危机是根源在于工人运动尤其是工会的力量过大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社会福利开支，从而不得不对高收入者的投资者征收很高的所得税，对私人大企业征收高额的利润税，从而压抑了资本家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以，在经济学理论中，你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你要强调效率，你就必须付出不公平的代价。这是理论。那么，实践呢，也的确验证了效率与公平矛盾。比如，从全球范围内看，我们现在老批是以G7为首的资本主义造就不公平，但目前这些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从局部的经验看，70年代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组织发起了旨在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的所谓“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这种计划是以强调社会公平为导向的，主张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教育与就业，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与机会，但到80年代初回头一看，公平倒公平了，但效率很差，第三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很低。然后世行与联合国提出“第二个发展十年”计划，这次计划以强调经济增长率为中心，强调效率。但到80年代末回头一看，又失败了，经济增长倒上去了，但穷人却更多了。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正因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紧张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家往往不敢同时涉及两个问题，更不可能两个问题都谈得好。也有人开玩笑，说有两个人的确谈得好，但谈出了精神分裂。其中一个就是穆勒，一方面声称“就经济学的规律而言，与分配问题是无关的”，并且批评共产主义可能出现经济上的低效率以及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但另一方面，当他后来涉及到分配问题时，又对当时代由各类空想改革者提出的“共产主义设计”大加褒奖；强调要“对私有财产进行审判”，以消除社会的一切苦难与不公平。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 ，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有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否挣得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所以，诺奖得主斯蒂格勒说穆勒是精神分裂。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他毕生呼吁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但也是他，从效率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赞美得无以复加：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多。而且当英国入侵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野蛮的殖民时，他还认为给古老的东方送去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也被他的敌手嘲笑为“人格分裂”。你看，同时谈效率与公平都谈出毛病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第三，即使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谈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在关于什么是“社会公平”上，看法十分复杂。我讲一个例子，其实也不是我的例子，是阿玛蒂亚森在《作为自由的发展》一书中提供的例子。他说，假如政府有一份工作，想照顾三个失业工人中一个。这应该是好事，是强调社会公平的做法吧。但难题来了。三个工人中，张三是其中最贫穷的，我们就想，“有什么能比帮助穷人更体现社会公平呢？”因此，政府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张三；李四正因为失业导致家道败落，心理上受压抑程度比张三还厉害，我们就想，“如果将这份工作给李四，增加的满足程度比给张三的还高，社会福利更到更多改进”，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李四。王五患有慢性病，并且没有足够的钱医治，但仍坚强而乐观地承受着，我们就想，如果政府将这份工作给王五，“将可以对生活质量和免受疾病的自由作最大的贡献”，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王五。那么，到底给谁合适呢？这个例子中就涉及了关于社会正义的三个“排序”的标准：对张三是平等主义标准，对李四是古典功利主义标准，对王五是正义标准。而这三个标准都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因此，对这三个标准本身你也没有方法排出顺序。这更增加了我们谈论社会公平问题的难度。
最后，即使可以谈一般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我上面就谈了不少，但具体到谈论当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则更复杂，而且存在诸多敏感区域。我不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谈到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你就不能不将社会人群按收入分配或者可支配的资源划分成不同社会阶段，这在经济学上一段的做法，但在中国，谈及社会阶层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说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阶层的消失。这样的文章级别之高你还没有办法写反驳文章；再比如，你强调社会公平到什么程度，而不会造成与文件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唱反调的印象。再比如，我在这里说，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平等已经使改革陷入了胶着状态，但这样的观点可能成不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某著名经济学家一句“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平均主义”、“小康社会的标准是每个家庭有两套房”就可以风行天下；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谈社会公平，你可能注定成不了经济学的主流，你只能呆在边缘的位置。当然，最惨的结局可能就是从经济学逻辑出发谈社会公平，可能落个“左右不是人”。为什么，你讲了经济学逻辑，左派认为经济学逻辑是自由主义的逻辑，你用了这个逻辑就是右派；而右派则认为，你强调社会公平，肯定就是左派。最后，左右两派都排斥你。所以，在当下中国谈社会公平，你可能不得不冒体制内外、主流媒体以及左右两派都排斥你的风险。
但我还是准备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要研究中国经济，核心是研究中国改革，研究中国制度变迁。而对于制度变迁这样的问题，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绕不开的问题，而利益格局调整就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这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特殊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解决不了的。因此也就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使命。而且我准备用经济学逻辑。所谓用经济学逻辑，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分析框架是主流经济学通用的框架，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与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认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大方向，且目的也是为了更顺利推进改革与发展。我准备好了左右不是人的结局。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分析。因为我想从“改革冷漠症”谈起，所以，这个问题的标题也可以称做“改革冷漠症”背后所突显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一部分我会利用我过去研究的一些成果。
尽管我在很多文字里警告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度大不如前，但用“改革冷漠症”这个词并非我的发明，而且我原来也很陌生。去年年底，曾经给朱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民真穷”的李昌平先生，当时任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想约我的稿子，主题就是谈谈“改革冷漠症”，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词。很凑巧，很快又有一位政治学者来信要我关注“改革冷漠症”。对于近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热情的急剧下降，这位政治学者甚至用了“两个幻灭”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说，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以为共产主义是一条洒满阳光和鲜花的坦途，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突然被告知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幻灭。到了七八十年代，另一个金色的理想填补了思想的真空，那就是改革的黄金梦。以为改革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不二之路，而且是整合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新的“意识形态”，但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们痛苦地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相反，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使社会环境空前紧张。这也是一次精神的幻灭。
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热情相比，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相对冷淡。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其实是内在一致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改革是一种自发式改革，来自普通民众的热情构成了改革的基本动力；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本身持观望态度，改革由此缺乏动力。而再探求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本身的态度，不能不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妨看看新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某些理论。
改革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制度学派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用戴维斯与诺斯的话讲，“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274页）。
但是，一方面，对于制度整体性变迁这样的长时间段，因为其中不确定性太大，人们对于改革导致的收入预期在不断变化，因此，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不断修正的。这就是诺斯所言：“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预期的改变会导致它们对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态度的全面修正。”（同上，第299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内含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对此，戴维斯与诺斯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基本结论是，“如果某个社会阶层所面临的贴现率越高，该社会阶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同上，第315页）；反之则反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中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中成员更看重改革过程中每一项即时举措给他造成的即时成本与即时收益，并根据这种即时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自己对改革的态度；而并不太看重较长时期的“预期”。社会中收入较高的阶层则较为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这是因为，对穷人来说，贴现率最高。我解释一下贴现率，通俗地讲，就是你将一笔收入推迟消费带来的心理损失。穷人钱很少，入不夫出，所以，要他将活命钱存起来将来再消费，对他的损失肯定很大，而富人钱很多，无所谓。所以，这也与前面讲的富人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的理论一致。正因为穷人贴现率高，所以，他更看重眼前。
总之，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是与其自身利益的实现相关的。他们对于改革热情很高，往往是因为他们对于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入怀有很高的期望，而他们对于改革态度冷漠甚至反对时，则是因为他们对于下一步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收入预期很低甚至为负数。
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变化，也要从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的变化谈起。
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国改革局限于农村，农村改革又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权力集团中极少数人感到利益相对受损以外，其他社会阶层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劳动力集团中的农民阶层收入大大增加；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四九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权力阶层也因此重新找到了统治合法性：即用经济发展重拾人心。如果用福利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判别标准，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是使得各阶层都是过去境遇的“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至少不损坏任何局中人收益的情况下，部分或全部局中人都能增加收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支持，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自然很高。那也是中国改革的最黄金年代。由于先期改革使人们看到了改革将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对于下一步改革的社会预期仍然很高，因此，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描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进程很复杂。一九八八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对中国民众改革热情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人们首次认识到：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九九二年，改革重新被启动时，尽管国企改革已经被名义上摆在中心位置，但由于改革的难度很大，在操作层面，改革仍旧做的是“培植增量”的工作。即在存量基本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什么叫增量改革，即新人新办法。为什么增量改革能够成功。比如深圳，完全从零开始，没有传统的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改革阻力很小。而存量改革，就涉及到处理原来的利益关系问题，比如对老国企工人如何对待。所以，有时候，重新盖一座新房子往往比翻新一座旧房子成本还小。而对增量进行改革，改革先入者明显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由于增量一块在改革之初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即权力阶层及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无论合法与否，其从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块承担，但此时由于类似“拨改贷”等各种政策的出台，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基本断流，同时不仅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反对于作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权力资本化现象，特别是有权者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民间称之为“掌勺者多吃多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块的利益，使本来相对利益已经受损的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矛盾的突出从收入分配中首先很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0。2几，而现在超过0。4，民间说甚至达到了0。457，什么概念，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收放差距。与南美及非洲某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差不多。连联合国与世银发布的报告都警告，中国近十几年来收入状况的恶化速度与程度世界范围内罕见。收入悬殊首先是一个实质公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实质性不公平。然而，再细究，这种实质性不公平其实又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对待城乡政策上的差异，对待增量与存量政策上的差异，使大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才造成如此实质性不公平。我讲一个例子，仅讲一个区域经济政策的起点不平等。现在说振兴东北战略，我举双方赞成。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技术、人才与资金都很密集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如此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东北，首先遭受了工业的沦落。大量国有老工业企业被迫关闭、破产或被兼并，职工大量下岗；在1990年代中期，这被媒体称之为“东北现象”。工业不行了，让东北人聊以自慰的应该还有农产品吧。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然而，2000年中国入世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农产品以其质优价廉抢占中国市场，产自中国东北的大豆价格一下子掉到了1995年价格的一半以下，如此低的价格还没有办法卖出去，东北传统农业又几近危机之中，传统农业的衰落被媒体称为“新东北现象”。主流经济学家说是观念问题，说东北改革开放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但他们视而不见这样一个现实，中央对东部沿海与东北政策多么不同。“东北不仅是共和国的长子，还是共和国的奶娘”。这大概是对东北为全中国解放与建设事业贡献的最好总结。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时，曾经告诫内地要“讲大局”，支持沿海地区发展。而东北“讲大局”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承担了中央财政因对沿海地区税收减免后的亏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东南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连一个，但此时东北却承担了全国最重的税收负担。其中，包括上四个“计划单列”，辽宁上交给中央财政的税收甚至超过了上海。1988年,全国上缴税利的前十名中，竟有五个来自于东北，即辽宁省以及计划单列的沈阳、鞍钢、大连，外加大庆油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正是如此大量的为中国改革事业“输血”，使得本来也处于转轨时期，急需输血的老工业基地，错过了八十年代后期进行自身技术改革与设备更新的机会，更急剧走向衰败。以鞍钢为例，鞍钢是钢铁行业的老大,在九十年代初期，流动资金困难到连买煤的钱都要职工捐资,可是上缴给国家的利税仍然高于其他钢厂若干倍。到90年代中后期，东北国企普遍亏损，加之国家又提出“减员增效”的改革决策，使东北成为全国下岗职工最多的地方。因此，曾经担任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李贵鲜曾经说，东北真正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
话讲远了。我们再回到民众对改革的态度。正由于改革中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实质性不公平，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同，对于改革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整体上讲，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抱以热情的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按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言，因为，“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又因为政府在将经济效率作为中心发展目标后，新兴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得到政府强力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所以，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很好，而且既有改革使他们成为得利者，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热情成为九十年代改革的主动力。
但附着在存量上的劳动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却日益下降。这也是因为既有改革使其相对利益受损使得他们对于改革的预期不好。正如陆学艺等人在《报告》中所称历经二十年改革后，“工人阶层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强助权力逐渐减弱，几乎只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利”；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正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热情越来越低。尽管政府常常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说教：“改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较远预期的净收益到底有没有，对于社会贫困阶层来说无关紧要，所以，以一种远期的预期净收益来试图说服以劳动集团为主的利益受损阶层提高对待改革的热情，效果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增量改革的受益者对于改革的热情也在下降。其原因则在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在成为社会富裕阶层后，比较看重继续改革的预期。而在下一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改革中，可能会轮到他们更多地分担改革成本，因而，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因而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而变得保守起来，对于继续改革的积极性自然也会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民众当前对于改革热情的普遍下降，就是因为社会公平问题没有处理好
人的社会化是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即指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刚刚出生的人，仅仅是生理特征上具有人类特征的一个生物，而不是社会学意义的人。在社会学家看来，人是社会性的，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支配下存在的生物个体。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具备这些品质，因此他(她)必须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期，以熟悉各种生活技能、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的各种习惯，接受社会的教化，慢慢成人。并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的社会化也是个体吸收了社会经验，并由两者的分立走向两者的融合。
以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使人的社会化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使金钱至上主宰着社会化过程中的一切.
一、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生活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产生。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使得我国城市社会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譬如，1993—1996年连续4年物价上涨，1993年以来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继续下滑，等等。加上中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本身的脆弱和不足，在危机时刻难以担当重任。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城镇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相对贫困之中，从而形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
（二）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他们收入低，入不敷出；营养水平较低；穿戴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有的甚至无力支付电费，晚上不敢开灯。困难职工反映最怕的是过“三关”，即生病关，子女辍学关和年节关。民政部杨衍银副部长发表讲话称：“我国低保对象领到的低保金平均每人每月只有61元，甚至在有的地区，低保对象一个月仅仅领到10元钱，一家三口每个月就依靠30元低保金生活。我国城镇60%以上的低保户每月获得低保金100元以下，近30%的低保户每月获得的低保金在101至200元之间，仅仅8.4%的低保户每月获得200元以上。”[3]
（三）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特点
第一，我国贫困人口有着明显的“转型期”或“过渡期”贫困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不仅是低收入国家，也是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的国家，城镇人均收入为316元，基尼系数为0.15，不存在城镇贫困现象。如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9.8%的速度快速增长，城市经济发展更快，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总体实现小康。由此可见，我国近年来城市中的贫困现象是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快速提高同时发生的。因此，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贫困，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问题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随着整个经济和转型期的结束，目前城市贫困的特点也就会发生变化。
第二，转型期内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其表现既可以为穷人更穷和富人更富，也可以为穷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是穷人的收入不变，而富人的收入提高。据政府测算，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迅速提高，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2000年的0.414，高于同期美国的0.369，日本的0.285。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为“警戒线”。[4]在“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有关人士指出：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大量涌进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会使转型过程中城市贫民的生活境况更加严峻。
第三，贫困人口的分布行业、区域比较集中。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贫困人口多来源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采掘、制造、建筑和商业等行业。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贫困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服务业（6.01%）、建筑业（5.52%）、批发零售贸易餐饮（3.52%）、煤炭等采掘业（3.51%）。[5]我国贫困人口多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浓的地区。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4.42%，西部为3.03%，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只有1.54%。
二、 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指出：造成贫困人口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能力受
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5]由此可见，导致城市贫困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因此我们对贫困原因的阐释不能局限于单一因素的作用，而应力求使分析全面、综合。
（一）转型时期企业结构调整，经济效益下降，下岗职工增多。造成失业或半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当前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劳动力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根据有关部门测算，“九五”期间全社会剩余劳动力平均每年为1200万人，今后10年将增至每年1800多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将由6%增至7%左右；[6]二是新技术的应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三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给城镇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四是体制性原因，国企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必然要修改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大量富余人员；五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下降。后两种为主要原因。2000年我国仍有1.9万多户亏损国有企业。根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00年减发工资涉及职工有1393万人，拖欠金额367亿元，人均拖欠2635元，有393万人因此而成为需救济的贫困职工。
（二）转型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 不健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9年对13.7万户城镇居民的调查，只有36.6%的居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1.8%的人参加了失业保险，13.9%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由于保险基金的严重短缺，使参保者领不到足额的保险金，如养老保险由于企业累计欠缴达370多亿元，个人帐户空帐运行，严重影响养老金的正常发放。2000年拖欠养老金72亿元，人均拖欠1800多元。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只有50%，经济效益不佳的企业，拖欠医疗费的情况更为普遍。据估算有40%的参保者因社会保险金不能足额按时发放而缺乏社会安全感。国务院民政部救济司司长王振跃指出：过去由于投入不足，到2001年初，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人有1580万，而实际得到保障的贫困人口只有382万，
此外，福利政策还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目前各项社会保险基本上是按职务分配，职务越高福利越高，反之越低。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均福利收入，富裕户比贫困户高87%，其中养老金高4.2倍，医疗保险高62%，住房补贴高61%，实物福利高38%。由于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向贫困户倾斜，因而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城市贫困的影响。目前我国面临两方面的国际竞争：一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二是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从全球范围看，在前一种竞争中，各发展中国家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劳动力的低价格成为了一种国际竞争的手段，因此导致各国竞相降低劳动力成本。这种竞争被称为“探底竞争”，即它将可能导致将各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压到最低。相比之下，第二种竞争中最有用的资源是稀缺供应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这种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国竞相以高工资吸引高级人才，从而形成一种“探顶竞争”局面。这两种竞争同时存在的后果就是扩大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并使相对贫困长期存在。但是，从总体和长期发展来看，加入WTO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及收入水平有好处，对中国的发展利大于弊。
（四）贫困人口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其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没有技术专长，原来多为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另外，其年龄偏大，一般在40—50岁之间（一些媒体把他们称为“4050部队”）。贫困户家庭人口多，就业少。根据2002年住户调查，5%的最低收入户每户家庭人口为3.6人，就业者就业负担为2.34人，分别比最高收入户的2.66人和1.67人高35%和40%。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病残致贫，医疗费没有保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三、解困对策
（一）促进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应把就业问题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坚定不移的开放市场，除引进外资外，应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发展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社区服务业，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7]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观念、自主择业，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应作好组织协调工作，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在就业中，采取灵活的用人制度，组织失业和下岗人员以临时工、小时工、弹性工时等灵活就业形式搞劳务承包，并解决好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就业扶持要向贫困群体倾斜，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应从财力、物力上支援，振兴当地经济，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除了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外，还应以其子女的教育费用进行资助或采取减免特困生的学杂费、建立贷学金制度等，以保证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制度，使其向贫困者倾斜。第一，今后应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8]2002国家财政将社会保障性支出提高到860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28％；为解决城市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国务院对这部分人口的补助，在2001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亿元。此外，企业养老金补贴支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补贴支出达512亿元。第二，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第三，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覆盖在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2001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由年初的400多万人扩大到年末的1120多万人，中央财政当年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的金额是1998年的5.18倍。第四，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绝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第五，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法律，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最终走上法治的轨道。
（三）建立城镇扶贫的检测体系。为了社会稳定，应把解决失业问题和城镇扶贫纳入宏观调控之内，应准确掌握失业率，下岗职工的动态情况和劳动争议、劳动关系的紧张程度等，有必要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一套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制度，以便及时调控和采取对策。并在此基础上，由政府牵头形成统一的城镇扶贫管理体系，使扶贫工作制度化、社会化。
四、小结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经济高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城市贫困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经阶段，城市贫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9]发达国家亲历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化、再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转化、城市郊区化的原因同样甚至更严重地、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的城市失业和城市贫困，经过其多年的努力有了很大的缓解。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致。中共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0]正如没有农民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小康一样，没有城市贫困人口的脱贫也不可能建设全面小康。“转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过渡性”和不稳定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束、各项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城市的绝对贫困现象最终将消失，贫富差距也将大大缩小，真正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
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既得利益者肯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肯不肯还权于民？所有的问题归纳起来，都是那么两个字，民主
现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只要能自由接触外界信息，就一定会投奔民主。中国也不例外啊，18年前的事知道吧？保守派要维护既得利益，所以把这次民主大潮用暴力压下去了。这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一位仁兄说过，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把果实给踩了，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现在改革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改出来的结果基本都是糟糕的
举几个例子吧，房改，这地球上没几个国家是搞福利房的吧？为什么我们中国一搞房改，一跟世界接轨，我们的房价就飙升了？因为土地是垄断资源，从几十年开始就被一个组织垄断了，垄断必然滋生腐败，这个腐败成本是要算在房子的成本里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在民主国家不会出现土地垄断这种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再比如国企改革，改到最后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国企效率极其低下，不改行吗？肯定不行啊。由于我们没有社会福利保障，下岗工人的生活就很凄惨，但是他们却不能通过民主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国企改制，结果国有资产进了私人腰包，很多人靠着关系以低价买下价值比标价高几十倍的国企，马上发大财，这种权力腐败在非民主体制下是不可能有效制止的。
秦晖对此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国企改革就像灌溉农田，首先你要挖好沟渠，然后才能打开水闸，这个沟渠指的就是民主体制。如果你不挖，直接开闸，结果肯定是水漫金山。参看各国历史，经济开发这条左腿迈出去的，下面要出的必然是政治改革这条右腿，人才能继续向前进。现在我们是活活把右腿给打断了，靠一只左脚不停往前跳，制造出经济繁荣的表相，但事实是什么呢？人民丧失了幸福感，这个经济体也不可能一直扭曲下去，随时可能崩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爬着回去把右腿接上的
这只是两个小问题，说明改与不改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它还有很多，像招商引资是好事情吧？可我们是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作为交换，说白了是卖血维生。再比如扩大高教规模，也是好事吧？可你国家搞产业化，自己不往里面投钱，投资环境也没有搞好，工作岗位那么少，你这样扩大高教规模，结果肯定是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吗。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民主作为前提，现在已经不是80年代那个情况了。
具体到细节，一句两句是扯不清楚的，你希望别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到，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中国社会转制中的问题就像一个羊毛球一样，错综复杂难以梳理，你要做的就是找到那根线头，这样就OK了，用民主这个观点作为基准，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答：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国已经具备推进全面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时期，不仅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会凸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不...
答：（3）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4）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5）青少年犯罪率偏高 （6）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7）腐败问题严重 中国人存在的问题 （1）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没有稳定的社会价值观，（2...
答：这更增加了我们谈论社会公平问题的难度。最后,即使可以谈一般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我上面就谈了不少,但具体到谈论当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则更复杂,而且存在诸多敏感区域。我不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谈到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你就不能不将社会人群按收入分配或者可支配的资源划分成不同社会阶段,这在经济学...
答：众所周之,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我的问题:1,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以下简称"两转"),是朝好的方向转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造成社会矛盾如此集中... 众所周之,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我的问题: 1, 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以下...
答：中国经济面临八大机遇与挑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
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照顾。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以后,部分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弱势群体。当然,高校中的弱势群体不仅仅包括经济上贫困的学生,也包括存在其它问题的学生群体。学生生活上的负担和不顺,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剧烈的变化...
答：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开始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问题的研究，对企业自身的自律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要分析的是现阶段我国财务报告内控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现阶段我国财务报告内控审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公认的财务内容控制标准 自从我国内部控制推出以来，其内容与定义几经演变，到目前...
答：但考察我国管理会计现状,发展之中仍存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会计理念在企业转型中的充分运用。 一、新营商环境背景下的企业转型之势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增速下滑,经济进入“新常态”,营商环境不容乐观,生产经营面临着很大挑战。全球经济也正处于低增长低通胀阶段,...
答：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
答：1999年我国地质勘查体制改革以来,地勘工作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实行商业性与公益性地质工作分体运行。在改革过程中,公益性地质工作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旧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转型期的公益性地质工作体制与机制不顺 长期以来,地质工作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