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长得帅吗
李贺的长相，很多人都知道李贺的才华，但是，对于他的长相人们也是非常好奇的，因为我们对于李贺的了解少之又少，只能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片面才能够看出来，而且他经常骑着一头驴在外边颠簸，而且他长得非常瘦小，还体弱多病。
按李商隐的描述，李贺时常要骑一头驴在忧伤的黄昏里慢腾腾颠来颠去的，如影随形的还有一个小书童。忽有灵感飘过，辄随笔写下来丢在囊中，一路颠下来，古破锦囊里便装满了惊世骇俗的意象。
但凡手头阔绰的，不会骑驴，诗人和驴搭配在一起，显见李贺的落寞。今人黄裳先生对诗人和驴有很妙的看法，以为驴子仿佛是古代社会地位并不太高的诗人特有的坐骑。想想也是，不得志的陆游不是也常常骑驴吗?神仙里混得不如意的张果老也是骑驴，虽然笑呵呵的貌似旷达。驴子的好处，我添油加醋地以为还有一点，就是在崎岖山路上一颠一颠的，暗合着诗的平仄节拍，一路推敲吟哦，只等晚上青灯下，研墨铺纸摇笔杆，编缀出一句句粲然生花凄寒怆然的诗。
一写就忘了吃晚饭的事是常有的，白发枯槁的老母亲让丫鬟把劳什子锦囊倒出来看看究竟什么玩意儿让自己儿子不思茶饭——无非是纷纷的纸片罢了。老母亲叹口气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就是说，这孩子要写到吐血才会停手啊。而在《唐才子传》中，辛文房添了一个“怒”字，这“怒”字是老母亲心疼到极点的柔肠寸断，是看细瘦的孩子入魔般沉沦在平平仄仄里的老泪纵横。
李贺，字长吉，可是命既不长，运也不吉。算卦的先生或通医理的郎中见了李贺不免要摇头的，因为他纤瘦、通眉、长指爪，迹近薄命之相。鲁迅在杂文《豪语的折扣》里对之有一丝调笑之意，说：“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
在鲁迅眼里，李贺除了文字的鬼气拂拂外，相貌也是瘦得可怕，还留了长指甲，表里如一地应了“诗鬼”之称。而他又常常掷怨祖师爷不赏一碗饭吃，把笔杆子一扔，时做豪放语，《南园》开头就是掷地有声的一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而接着一句“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不免有些牢骚：你到凌烟阁上看那些开国功臣的画像吧，哪个是书生出生?李贺投笔从戎的姿态，原来有这么多的无奈和可爱。
才华横溢
和李贺相貌同样使人惊叹的是他的才华，传说他七岁就善写辞章，名动京城，韩愈、皇甫湜看他的诗句不由坐直身子一脸疑惑，心说李贺这小子若是古人的话，或许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如果是当代的，咱们怎么有不知之理?两人跑上门找他当场赋诗，却看到一个总角之年的小孩子身穿荷叶制成的衣服跳出来，欣然承命，旁若无人，走笔如飞，没多久一篇《高轩过》已成，二位大惊。
虽然后来学者考证这是子虚乌有的杜撰，但我们愿意相信或许真有此事，谁让他是李贺呢?而好文章和好官运总是难以兼得，有人诋毁他，说既然其父名晋肃，那李贺避讳自然不能考进士。这样无聊的理由在礼教的时代却冠冕堂皇，倒是韩愈爱才，写了一篇《讳辩》，兼以李贺是“郑王之孙”，可以走“恩荫”得官的旧路子，做了太常寺奉礼郎的小官，虽然聊胜于无，但到底可惜了满腹的才华。
李贺诗鬼的眼睛，看到了你我看不到的另一世界。《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旧宫的秋花送别了忽作远行客的铜人，铜人不胜凄苦，无灵魂的铜人居然悲伤落泪，继而推进一层，想想上天若有情感，也会衰老的。那铜人擎着铜盘在那荒凉的月下，孑然独去，故土渐远，连一向听惯了的渭水的波声也渐渐听不见了。《梦天》里的视角是宇航员的俯视，“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苏小小墓》里他懂得一代名妓的寂寞，“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墓旁兰花上缀的露珠，仿佛是她的眼泪，死后已矣，无物可以绾结同心，坟上脆薄如烟的幽花也不堪剪来相赠。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长兄会，次兄介，介早逝，韩愈“三岁而孤”养于长兄韩会处。后韩会又卒，韩愈遂由其寡嫂抚养成人，早年的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他在《祭郑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后来到19岁去京师应举求官的十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可见他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因此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2）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节符合若契。
从这封书里，我们可知韩愈“少年尚奇伟”，幼时他多“读圣人之书”，所以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他自己称此念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后，由于生活艰辛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了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并推翻了自己以前认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观点，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到了京师应举的时候，又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便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还是一条可以让自己为他人所“贵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因此遂“诚乐之，就求其术”，开始了他一心求官的历程。韩愈自19岁至京师应举，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个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才可以。因此韩愈在26到28岁的这三年内又连应三次博学鸿词科，皆不第，于是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又不报。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最后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
韩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之”的观点，致使他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谀权贵，为保官职、地位不但能谀上更可以欺世盗名。这些，在他第一次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以后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马”等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被贬潮州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其中还包括了几桩历史公案。
要说清楚这些，首先需要说一下当时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得到顺宗的信任和支持，进行了为时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至于韩愈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的，一向众说纷纭，即使是他学生、同僚也都莫衷一是，未能统一口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权贵甚至是皇帝本人。传统的有根据他《与三学士诗》的“传之落冤仇”说，认为韩愈怀疑柳、刘二人陷害他，而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则他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据此看来，似乎应该是“二王八司马”中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所为，再联系他后来对不少诗文中频频对“永贞革新”进行攻击和咒骂（3），好象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阎琦先生也持此说，他在《韩愈的“阳山之贬”析》中认为韩愈被贬阳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为。
但实际上这其中依然有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无法解决，韩愈是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二王由于棋、书技艺出众，正以翰林待诏的闲职身份，在陪伺还是太子的顺宗下棋、写字，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只有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同是监察御史，有可能陷害他。但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这几位革新派不但份属同僚，也一直未曾有恶颜相向，还始终相交匪浅，对他们敬慕之情也都章灼熠熠。如韩愈从潮州调任袁州时曾举韩泰接任，柳宗元死时托孤韩愈，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以祭颂之等等，况且他虽然和永贞党人不是同一派系，在诗文中攻击过“永贞革新”，但与宦官、藩镇体系更是相去甚远，后来他在《顺宗实录》里，对二王等“永贞革新”的进步措施也表示了赞赏，同时他在力主削藩、排除奸宦、农商并重等政治主张上也是基本与二王、柳、刘等革新派一致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柳、刘二人这个时候陷害他的嫌疑，而王叔文、王伾几个那时还远没有掌权，也和他没有根本利益及思想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贬韩愈。到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二月顺宗即位之后，二王才开始掌权进行“永贞革新”，但这已经是韩愈被贬往阳山至少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所以韩愈说二王陷害他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另外，反因为顺宗的即位大赦，韩愈才得以自阳山内调江陵，同年夏，又被召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执掌学官，为他的“抗颜而师”提供了官方身份。
倒是当时的京兆尹嗣道王李实，由于想征税进奉讨好，虽然其年大旱欠收，但却“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并因为“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可见李实对此事非常在意并且是不容人涉及的，而恰恰韩愈曾上过一道《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疏，其中有说“京畿百姓贫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4），所以倒极有可能韩愈是因为触怒了李实而被陷害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韩愈说二王陷害他以及诋毁“永贞革新”等言行，并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想法，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恶感，也是来自于王叔文掌权之后的一些行事，阳山之贬应该和永贞党人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被贬的责任全部要委过于王叔文、王伾等人，并做诗诋毁“永贞革新”，其最大可能应该是企图想向宪宗和当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乃是王叔文、王伾等永贞党人的政敌，好保住自己的官位或得到提拔重用。
只是韩愈的这样的心思，未免过于明显了些。他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曾说过自己“日与宦者为敌”，对宦官监军这一做法也是一向持反对意见的。可他却又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言中吹捧权宦俱文珍道：“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其诗赞曰“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等等，此等言语行径，其心思昭然若揭。
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说他这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也有认为他这是为上司捉刀所做的，固然都有其一定道理，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迫于压力，做为“文起八代之衰”退之先生也应该明白他这一退之，文德肯定是被退没有的了。只是此等现象在韩愈而言，并非仅此一次属于偶尔为之，而是有“前科”的“惯犯”，此前还有其他同样性质的的一些事情，都足以证明这些举动是出自他本人意愿的。
当年韩愈四处求官的时候，曾经找过李实，对李实声称“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表示对他景仰之至，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云云，这几句实在有点肉麻到不忍卒读了。他如此极力吹捧的这个李实，也就是他上《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时那个李实，韩愈自己也在其后的《顺宗实录》中写道：“（李实）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赋皆不免，人穷止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永贞革新”时被惩的两大高级贪官酷吏，一个是勾结藩镇势力的盐铁转运使李琦，另一名就是这个李实。实际上李实之暴戾，在做司农卿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韩愈找李实求官之时的肉麻吹捧，实在是再不能为他找出什么借口来了，这纯粹就是为了求官而为之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然，而不是有什么外部客观原因迫使他那样做的。
韩愈非但在为自己求官、保官等事上会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大耍其两面派手法，甚至还会不惜欺世盗名、无中生有，捏造耸人听闻之事端做为自己的“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那篇流传于世著名的《祭鳄鱼文》就是明证。
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谏佛骨表》被贬往潮州后，韩愈对潮州之险恶艰苦颇为厌恶，他在给宪宗的表章中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这种全不以制政造福于百姓为念，惟日夜苦思而摇尾乞怜回朝之态度，与柳宗元去柳州后豪言“是岂不足为政耶！”，以及与后来同遭落难之苏轼写惠州之可作终老之计之间的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他在潮州为官六月，最出名的也就是那件为潮州驱除鳄鱼事。
从史料记载和他的表章、诗词中，都可以知道鳄鱼乃是潮州历来之大患，百姓甚苦之。韩愈到后，令其下属秦济以一羊一猪投溪水，自己则做了篇祝文给鳄鱼，一面大肆阿谀皇帝一面崖岸自高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旰然不安溪潭据处，……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斯，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耶？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祝完的当天傍晚，就有暴风雷起于水中，数日后此水便尽皆干涸，鳄鱼竟然就此徙往旧湫西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患。
这个神话编造得颇有《山海经》、《搜神记》之风，鳄鱼竟然会知道他是当今“神圣慈武”天子派来的刺史，而且还怕了他用强弓毒矢杀尽鳄鱼的威胁，因此就西迁六十里而避之，实在虚妄之极。宋代名僧契嵩对此嗤笑不已，他在《镡津文集》中驳斥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真要论韩愈帅与否，智者见智吧。
baidu了一张图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A%AB%D3%FA&in=27291&cl=2&cm=1&sc=0&lm=-1&pn=9&rn=1&di=1973647080&ln=1727
唐朝有照相机吗？
答：韩愈还了解到,为了交纳税钱,有的人家被逼得拆屋砍树卖;还有的人家,看养活不了孩子,竟把他们丢在水沟里。 韩愈心想:“灾情这么严重,百姓生活这么悲惨,可长安地方长官李实居然欺骗皇上说天气虽旱,谷子却长得不坏。我要把灾情告诉皇上。” 于是,他立刻写了一个奏章,描述了关中地区天旱人饥、酷吏剥削的真实情况,...
答：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②子美(杜甫)之诗,退之之文,鲁公(颜真卿)之书,皆集大成者也。 ③唐之古文,自韩愈始。 ④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 苏辙: ①昔者汉之贾谊,谈论俊美...
答：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
答：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逝世。韩愈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他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韩愈七岁时读书,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 。韩会早逝后,韩愈随寡嫂郑氏避乱宣城,颠沛流离 。十九岁时...
答：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
答：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
答：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
答：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逝世,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
答：韩愈的家谱，韩愈在唐代非常有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那么韩愈的家谱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韩愈的家世。实际上，韩愈不仅是一位有个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韩愈家谱近年来，豫西南唐河、桐柏、社旗、泌阳等县的一些汉族家族继续编纂家谱...
答：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散文，诗，均有名。著作有《昌黎先生集》。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768－824），贞元八年（792）进士。唐宪宗时，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