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求翻译成英文“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是不平等”--柏拉图

　　柏 拉 图

　　公元前427～前347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代表着西方政治哲学以及我们的许多道德和玄学思想的起点。他对这些课题的思索已被阅读和研究两千三百多年之久。因此，柏拉图是西方思想的伟大创始人之一。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一个贵族家庭。年青时他就结识了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成了他的良师益友。公元前399年，20岁的苏格拉底被十分含糊地控告为不信上帝和腐蚀雅典青年而遭受审讯，被判处死刑。柏拉图称苏格拉底是“我曾知道的所有的人中最聪明、最正派、最优秀的人”。苏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图长期厌恶民主政体。

　　苏格拉底死后不久，柏拉图离开雅典，在随后的10到12年之间一直四处漫游。约在公元前387年他返回雅典，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学校——柏拉图学园，该园连续开办了九百多年。柏拉图余下40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雅典度过的，传授哲学学说和纂写哲学论著。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17岁来到学园时，柏拉图已60岁了。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享年80岁。

　　柏拉图写了36部书，其中大多数是有关政治和道德问题的，也有关于神学和玄学的。这些著作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要冒过于简化柏拉图的思想之险，以求概括柏拉图最有名的著作《理想国》所表达的主要政治思想。该书代表了他的理想社会观。

　　柏拉图指出，最好的政体是贵族政体。他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世袭的贵族政体，也不意味着君主政体，而是意味着实行选贤任能的贵族政体——即由国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统治。这样的人并不是通过公民投票来选举，而是通过选拔任命（选举委员，由原任委员投票选举所需增加的新委员）。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即监护阶级的成员应该完全根据功绩来吸收新人加入自己的行列。

　　柏拉图认为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看他们是否胜任担当监护阶级的成员（柏拉图是指出男女基本平等的第一位主要的哲学家，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是唯一的一位）。为了确保机会均等，柏拉图主张所有的孩子都由国家抚养和教育。孩子们首先接受完备的体育训练，但是音乐、数学以及其它学科也不能忽视。内容广泛的考试应分几个阶段进行，让成绩较差的人到社会上从事经济工作，让成绩好的继续深造。深造期间的教育不仅应包括通常的学科，也应包括对“哲学”的研究，柏拉图这里的“哲学”是指他的理想形式的玄学。

　　到了35岁，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己已精通了理论原理的人，还要继续深造15年以求掌握实际工作经验。只有能把书本知识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去的人，才能被吸收进监护阶级中来。而且只有明确地显示出自己把民众幸福放在首位的人，才能成为监护人。

　　做一个监护阶级的成员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吸引力。监护人不能成为富翁。他们只允许有极少的个人财产，而不允许有土地和私人住房。他们的工资固定但数目不多，既不许拥有黄金也不许拥有白银。监护阶级的成员不允许有个自的家庭，要在一起进餐，要有普通身份的朋友。这些哲人国王所得到的报酬不应该是物质财富，而应该是公共事业的圆满实现。简言之，这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观念。

　　许多世纪以来，《理想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宣扬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用来作为实际中哪个国家政体的模特。从柏拉图时代到我们时代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实行世袭的君主政体。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有几个国家实行了民主政体；也有军事统治和蛊惑人心的暴君统治的事例，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这些政体中没有哪一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柏拉图的学说从未被哪个政党所采用，也从未象卡尔·马克思的学说那样构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基础。我们因此就是否应该得出结论，柏拉图的著作虽然受到了高度的称赞，但是在实践中却被完全忽略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

　　实际上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体是柏拉图模式的直接翻版，但是中世纪欧洲大主教的职责同柏拉图监护阶级的职责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中世纪的教会是由一个自我完善的豪杰团体组成的，其成员都接受过一种正统哲学的训练。从原则上来讲，所有的男子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都有资格当教士（虽然女子不包括在内）。还从原则上讲，教士没有家庭，其目的是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民众，而不是自己去追名逐利。

　　苏联共产党的作用也好比柏拉图《理想国》中监护阶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组成自我完善的豪杰集团的成员们都受过一种正统哲学的训练。

　　柏拉图的思想也影响了美国的政府机构。美国立宪代表会议的许多代表都熟知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当然目的是为了使美国宪法能成为发现民众的意志并使其发挥作用提供一种手段，也是为选择最英明、最优秀的人来治国提供一种手段。

　　估价柏拉图的重要性难就难在他对世世代代的影响虽然广泛而深入，但是却微妙而间接。除了他的政治学说外，他的道德学和玄学的论述也影响着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如果说柏拉图在本册中的名次远比亚里士多德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但是柏拉图的名次高于诸如约翰·洛克、托马斯·杰弗逊和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哲学著作到目前为止只对世界产生了两三个世纪的影响，而柏拉图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二十三个世纪。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文主义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名著《乌托邦》是这一理论的第一部代表作。莫尔在该书中结合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真实地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血腥罪恶，并且通过对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岛国的细致描写，表达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卓越设想。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就深刻地看到了它的许多矛盾和弊病，预见到了万恶的私有制社会必将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所代替，从而为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先躯作用。

　　莫尔在《乌托邦》中不但设想了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还提出了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思想。莫尔在此提出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还带有明显的空想的成分，还存在着大量的宗教和禁欲主义的描写，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思想和天才的预测，这些思想和预测所代表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早期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道德要求，正因此，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重新回顾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关于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论述，对于我们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莫尔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描述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的基础上的。莫尔用大量篇幅揭露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刻苦难。他愤怒地指出∶“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羊吃人”这就是莫尔对当时英国状况的形象概况。莫尔对穷苦的劳动人民予以深切的同情，他用悲愤的笔触写到∶在社会底层的那些种田的、拉车的、做零活的、赶货车的、干苦工的，他们终日胼手胝足象牛马一样地劳作，可是他们的生活连牛马都不如。微薄的工资难以糊口度日，一当繁重的劳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老病交加穷苦潦倒的时候，国家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那些高居于社会之上的贵人却向公蜂一样游手好闲，靠对穷人敲骨吸髓的重重盘剥，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莫尔认为，这种极少数人享乐，大多数人痛苦的社会是不公正的，它完全违背了人类的道德。他借乌托邦人之口针锋相对地提出，人人都有过快乐生活的权利，人类的全部或最大的幸福就是快乐。莫尔明确地把追求快乐当作社会的道德准则，他说∶“我们的全部行为，包括甚至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当作目标和幸福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5页)莫尔的以上论述鲜明地表达了穷苦劳动群众要求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在把快乐当作普通的道德准则时，并不认为每一种快乐都构成幸福。他对快乐进行了分类，区分了真正的快乐和虚假的快乐。他认为虚假的快乐不能为人带来幸福，它是不道德的，应当被抛弃，只有真正的快乐才构成人类的幸福，值得为人们所追求。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是虚假的快乐?莫尔对之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定，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莫尔对当时罪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和对理想社会道德生活的憧憬。

　　莫尔认为，虚假的快乐是通过损人利己的行为，或从庸俗的欲求和享乐中获得的快乐。莫尔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行为，他认为社会中的人都是平等的，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而使他人失去快乐是不公平的。莫尔还列举了庸俗的虚假快乐的种种表现∶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一味追求华丽的服饰，好象高贵的仪表能够使他们也变得高贵似的；有些人自恃有高贵的血统和万贯的家产，总把他人的恭维当成快乐，甚至当他们已经把祖传的财产挥霍殆尽，仍然疯狂地要求人们的尊崇；有些人沉溺于掷骰赌博等愚蠢游戏，而没有看到这些完全是由他们的不健康情绪和反常习惯造成的。莫尔这里描写的正是当时英国贵族的行为。

　　莫尔认为，与虚假的快乐相反，真正的快乐是一种高尚的快乐，是在人类普遍的友爱互助精神促使下获得的快乐。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时，不但不应妨碍别人的快乐，还应帮助他人得到快乐。“理性劝告和督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并且从爱吾同胞这个理由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也达到上面的目标……我们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幸福，才是值得赞扬的。”(《乌托邦》，第73-74页)莫尔又把真正的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是肉体方面的，另一种是精神方面的。肉体的快乐包括各种能引起生理快感的感觉，比如由饮食排泄，搔痒抓痛，夫妇行房等引起的快乐，也包括身体的健康与和谐。莫尔认为，身体的健康是最主要的肉体快乐，它是其它一切肉体快乐的基础，没有健康，就谈不上生活的安然和舒适。如果一个人在失去健康的情况下而不觉得痛苦，那就是麻木不仁。莫尔进而认为，当我们追求各种感官之乐的时候，应首先把它们看成是有益于健康的，是为了促进健康的。如果我们纵情于感官之乐而损害了健康，那是疯狂而可悲的。因此，我们在追求感官快乐时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不因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的后果。”(《乌托邦》，第81页)

　　不过，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肉体的快乐又显得次要。莫尔认为，精神的快乐是“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乌托邦》，第80页)精神的快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的，一是来自发展理智和探究真理的思维活动，另一是来自敦品励行的道德实践和对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此外，当人们在回想过去的美好生活和遐想未来的幸福情景时，也会获得愉快的精神享受。

　　莫尔通过对真假快乐的对比描写，辛辣地揭露了现实社会中追名逐利的卑劣行径，其中尤以对拜金者的讽刺和批判最为精彩，其矛头直指贪得无厌的富人。莫尔写到∶在金钱主宰的社会里，一些人把获得金钱看成是最大的快乐，他们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当他们获得值钱的宝物，就会忘乎所以，俨然以神仙自居。当他们遇见了富人，又会卑躬屈膝，阿谀奉迎。对金钱的崇拜使生活变得扭曲了∶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是否有才能，是否对人类有贡献，而是取决于他是否有钱。谁有了钱谁就有了一切，即使他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只要他有了钱，就可以把大批的人变成奴隶。可是在乌托邦情况下就不同，乌托邦人是按照金银的实际用处来对待和使用它们的，它们并不比铁和陶器更受重视。于是，在乌托邦，金银被用来制成便桶溺器之类的用具，犯人也都佩戴金子的耳环、戒指和项圈，作为他们耻辱的标志。在外邦人看来无比珍贵的珍珠宝石，在乌托邦人眼中也只不过是儿童手中的玩物。所以当外邦的富人身着华装丽服，珠光宝气地来到乌托邦时，立刻受到乌托邦人的嘲笑，被当成傻瓜和小丑。

　　总之，莫尔认为人类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应当追求快乐，而且不是盲目追求任何一种快乐，而是追求真正的快乐，摈弃虚假的快乐。为什么人类只有这样对待快乐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莫尔认为这是自然所要求的。他指出，正是自然号召我们互相帮助达到共同快乐，正是自然要求我们在追求快乐时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不得因微小的快乐造成大的痛苦。追求正当高尚的快乐是完全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既然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才能得到幸福。因此，莫尔说，符合于自然的生活就是至善。莫尔还将自然的要求和人类的理性一致起来，他认为服从自然就是服从理性，不为小乐失去大乐，不因小乐招致痛苦，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那些追求虚假快乐的人是完全违反理性的。莫尔最终求助于上帝的恩赐来保证人享受快乐的合法性，他说上帝造人就是使人过幸福的生活，追求真正的快乐乃是上帝的意志。莫尔还借乌托邦人之口说，所谓的上帝就是自然本身。这样，在莫尔看来，在道德的行为和规范上，上帝、自然和理性三者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莫尔的上述观点的理论来源，我们可以从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背景来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往往从古代思想中寻找为现实服务的理论武器，莫尔也不例外。在古希腊思想中，伊壁鸠鲁提出了一种快乐论的伦理观。他把快乐当成至善，认为这些快乐不但包括肉体的快乐，也包括由科学研究探求真理中得到快乐。他将身体的健康当作最大的快乐。斯多亚派早就提倡顺从自然而生活，认为顺从自然就是善。斯多亚派也把按照自然生活和按照理性生活看成是一致的。显然，这些古代思想是莫尔形成其伦理观点时的重要借鉴。不过，莫尔决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观点，而是赋予其新的内容，那就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抨击和对理想社会道德生活的阐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莫尔提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他认为，理想道德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改变。他明确指出，现实社会的罪恶和不公正完全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因为只要私有制的存在，人们就一心谋求自己的利益，金钱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压迫和不平等。因此，要想实现人类的道德理想，人人都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一个一切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社会。他写到∶“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 《乌托邦》，第43-44页)在莫尔笔下，乌托邦就是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那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人人都是平等的。同时由于物品十分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没有必要苦心积虑地把物品变成私产，因此乌托邦没有贪婪、压迫和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实行公有制，也使广泛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在乌托邦，官吏是人民选出的，他们勤于民政，克己奉公，并且受着有效制度的监督和制约，使之不能滥用职权牟取私利。

　　在莫尔的全部空想理论中，他所提出的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思想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19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对《乌托邦》一书的评价中得到一般的了解。卡贝认为，《乌托邦》一书中的智慧许多细节虽然存在着缺点或已经过时了，但他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建立共产制度的主张却是发人深醒的。他说∶“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这本书“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共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整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它依靠独立的理性思考，对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作了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贡献。”(《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67、253页)的确，《乌托邦》所阐明的公有制思想，就其深刻性来说，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止，还没有任何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能超过它。

　　当然，莫尔在《乌托邦》中阐发的伦理思想也有许多缺陷，比如他将快乐当作道德的核心概念，这本身就是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在他的描写中还有许多颂扬宗教禁欲主义之处，这虽然与莫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关，但与该书提倡的快乐主义伦理观明显矛盾。莫尔对公有制度的描写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所主张的平均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莫尔没能指出实现道德理想的现实道路，这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限制造成的。因此，虽然莫尔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图画，但它仍然只是空想。

柏拉图最重要的那篇对话，《国家篇》，大体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到约近第五卷的末尾）包括一个理想国的组织；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 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乃是，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国家篇》的卷六和卷七都是在给“哲学家”下定义。这一讨论构成了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包括对各种实际存在的体制极其优缺点的讨论。 《国家篇》名义上是要给“正义”下定义。但是开场不久他就决定，既然是万物从大的方面来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还是先着手探讨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非什么是正义的个人。而且既然正义必定是可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国家的属性之一，所以他就首先描叙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再来断定它有哪种完美性是可以称之为“正义”的。让我们先来描叙柏拉图乌托邦的大致轮廓，然后再考虑所遇到的各个问题。 柏拉图一开始就认定公民应该分为三个阶级：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只有最后的一种公民才能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人数比起另外的两个阶级来要少得多。一开头似乎他们是被立法者所选定的，此后则他们通常便是世袭的了；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低等阶级中提拔上来有希望的孩子，而在卫国者的孩子中遇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孩子或青年时，也可以把他们降级。 在柏拉图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卫国者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他对于这一目的提出了各种建议，有教育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生物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但是这些建议对于除了卫国者之外的其他各阶级能适用到什么程度，就往往是不很明确的了；其中有些很明显地是适用于兵士的；但是大体上柏拉图所探讨的仅限于卫国者，而卫国者是自成一个阶级的，就象已往的巴拉圭的耶稣会士，1870年以前罗马教廷国的教士，以及今天苏联的共产党那样。第一桩事要考虑的，就是教育。教育分作两部分，即音乐与体育。它们每一种都具有比今天更广泛得多的意义：“音乐”是指属于文艺女神的领域之内的一切事物，而“体育”则指有关身体的训练与适应的一切事物。“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而“体育”则比我们所称的“运动”更要广泛。 从事文化是要使人成为绅.士.，成为正是为英国所熟悉的（大部分是由于柏拉图的缘故）那种意义上的绅士。柏拉图当时的雅典，在某一方面很有似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两者都有着一个享有财富和社会声势但并未垄断政治权力的贵族阶级，两者的贵族都必须以他们庄严动人的举止而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不过，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贵族的统治是毫无掣肘的。 威严、礼仪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养的主要品质。从最早的年岁起，对于青年所接触到的文学和允许他们能听到的音乐，就有着一种严格的检查制度。母亲和保姆只能向孩子们讲说官定的故事。荷马和赫西阿德都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许讲述。首先是荷马和赫西阿德所说的神有时候行为很不好，这是不能起教育作用的；必须教给青年人知道，邪恶决不会来自神，因为“神”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而只是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其次，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作其中有些东西被认为可以使得读者怕死，然而教育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使青年人愿意效死疆场。必须教给我们的孩子们认识到奴役比死还要坏，因此他们决不应该听到好人居然也哭气流泪的故事，哪怕那是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哭气流泪。第三，礼仪要求人们绝不可放声大笑，然而荷马提到过“那些幸福的神大笑不止”。要是孩子们能够引征这段话，那末老师还怎么能够有效地谴责孩子们的嬉戏呢？第四，荷马诗中有些段是赞颂盛大的宴会的，又有些段是描写诸神的欲望的；这些都是有碍于节制的。（印泽教长是一个真正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反对过一首有名的赞美歌中的这样一句话：“那些凯旋者们的欢呼，那些饮宴者们的歌唱”，这是一段描写天上的欢乐景象的）。最后，也绝对不许有坏人幸福而好人不幸的故事；这对于柔弱的心灵可能有着最不幸的道德影响。根据所有这些理由，诗人就应该是加以贬斥的了。 柏拉图于是就提出一种奇怪的关于戏剧的论证。他说，好人不应该愿意模仿坏人；然而大部分的戏剧里都有坏蛋，所以戏剧家以及扮演坏蛋的演员就必须要模仿犯有各种罪行的坏人。不仅仅是罪犯，而且一般说来，女人、奴隶和下等人也都不应该为高等人所模仿。（在希腊，正如在依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一样，女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因此，若是可以允许演戏的话，戏里也只能包括着无疵无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这种不可能性是太明显了，所以柏拉图就决定把所有的戏剧家都从他的城邦里驱逐出去：当有这样聪明得可以模仿任何事情的表演先生到我们这里来，并且提出要表演他的艺术和他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将要五体投地把他当作是一位可爱的、神圣的而又了不起的人物来崇拜；但是我们也必须告诉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是不容许有他这样的人的；法律是不能容许他们的。于是，我们就给他涂上香料，给他的头上戴上绒花冠之后，把他送到别的城邦去。 其次，我们就来看他们对于音乐（近代意义的音乐）的检查制度。吕底亚的和伊奥尼亚的乐曲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为它表现了愁苦，后者则因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亚（因为它勇敢）和弗莱吉亚（因为它有节制）的音乐才可以允许。所能允许的节奏必须是简单的，并且必须是能够表现勇敢而又和谐的生活的。 对于身体的训练是非常严厉的。除了烤鱼烤肉而外，谁都不许吃其他方法烹制的鱼和肉，而且既不许加任何作料，也不许吃任何点心。他说，按照他的食品养生的人绝不会需要医生。 青年人到达一定的年龄以前，是不许看到丑恶与罪恶的。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必须让他们去见识种种“诱惑”了；让他们看看恐怖的形象使他们不致于恐怖，也看看坏的享乐使之不致于诱惑他们的意志。唯有当他们经得住这些考验之后，才能认为他们适宜于作卫国者。男孩子们在长成以前应该看看战争，虽说他们不必亲自作战。 至于经济方面：柏拉图提出卫国者应该实行一种彻底的共产主义，并且（我想）兵士也应该实行，虽说这一点并不很明确。卫国者要有小房子和简单的食物；他们要象在军营里一样地生活，大家在一片吃饭；除了绝对必需的东西而外，他们不得有任何的私有财产。金和银都是被禁止的。他们虽然并不富有，但并没有任何应该不快乐的理由；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幸福。财富和贫穷都是有害的，在柏拉图的城邦里两者都不存在。关于战争，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论点，他说既然这个城邦决不想分享任何的战利品，所以它一定能很容易收买盟邦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带着一种装佯做态的不情愿，把他的共产主义也应用到家庭上来。他说，朋友们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内。他承认这有困难，但并不认为是不可克服的。首先，女孩子们也严格地受着和男孩子们一样的教育，学习音乐和体育，并且和男孩子们一道学习作战的技术。女人在一切方面都和男人有着完全的平等。“造就一个男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的教育，也同样会造就一个女子成为一个优良的卫国者；因为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男女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那与政治无关。有的女子有哲学的头脑，适于作卫国者；有的女子则好战而可以成为良好的兵士。 立法者选定了一些男女作卫国者之后，就命令他们都住在共同的房屋，吃共同的伙食。象是我们所理解的婚姻，必须彻底地改造过。①在一定的节日，新郎们和新娘们（其数目应该足以使人口数目维持经常不变）就结合在一片，使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由抽签而结合的；但事实上这个城邦的统治者是根据优生原则来加以分配的。他们的安排会使得最好的父亲将有最多的儿女。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从父母那里带走，并且要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使父母们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绝不知道谁是他们自己的父母。畸形的孩子和低劣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要放到一个人所不知的神秘地方去，像是他们所应该的那样”。未经国家批准的结合而出生的孩子，都算是不合法的。母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父亲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不在这些年龄的限度之内，则性交是自由的；但却要强迫他们流产或杀婴。在国家所安排的“婚姻”中，有关的个人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他们是受着他们对于国家的义务这一思想所驱使，而不是受着任何那些被放逐的诗人们所常常歌咏的那种平庸的感情所驱使的。 既然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所以他就管每一个年龄可以作父亲的人都叫“父亲”，对于“母亲”、“兄弟”、“姊妹”也是一样。（这种情形也出现在某些野蛮人中间，而常常使得传教士们感到惶惑不解）。“父亲”和“女儿”之间，或“母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得有“婚姻”的；一般说来（但不是绝对的），“兄弟”和“姊妹”也是禁止结婚的。（我以为柏拉图如果把这一点仔细想通了的话，他就会发见除了他所视为极端例外的“兄妹”结婚之外，他已经禁绝了一切的婚姻了。） 可以设想：现在和“父亲”、“母亲”、“儿子”与“女儿”这些字样相联系的情操，就在柏拉图的新安排之下也还是和这些字样相联系着的；例如一个青年不能打一个老人，因为他可能是在打他的父亲。 柏拉图所追求的好处当然就是要减少私有的感情，从而消除掉妨碍公共精神占统治地位以及反对取消私有财产的各种障碍。僧侣们之所以要独身，大体上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①。 我最后要谈到这一体系的神学方面。我不想谈它所接受的希腊神祇，我只想谈政府所谆谆教诲的某些神话。柏拉图明确地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犹如开药方是医生的特权。我们已经谈过，政府之假装用抽签来安排婚姻就是欺骗人民的。但这还不是宗教的事情。 有“一种高贵的谎话”，柏拉图希望这种谎话可能欺骗统治者，而且无论如何是一定会欺骗整个城邦的人民的。这个“谎话”编造得相当详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创造了三种人的这一教条：最好的一种是用金子作成的，次好的是用银子作成的，而普通群众则是用铜和铁作成的。用金子作成的人适于作卫国者；用银子作成的人应该是兵士，而其余的人则从事体力劳动。孩子们通常（但不是永远）都属于他们父母的那一等级；如果他们不属于那一等级的话，那末他们就必须相应地升级或者降级了。他认为使目前这一代人相信这种神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下一代的人以及以后的一切世代，却都可以教育得使他们并不怀疑这种神话。 柏拉图认为对这种神话的信仰可以在两个世代之内培养起来，这一点是很正确的。日本人被教导说，天皇是由日神诞生的，并且日本的建国要比全世界的一切国家都更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哪怕是在一部学术著作里，如果怀疑了这些教条，就会因反日活动的罪名而被开除的。但柏拉图所似乎未能认识到的则是，强迫别人接受这种神话却是与哲学不相容的，并且它包含着一种足以损害人类理智的教育。 “正义”的定义乃是全部讨论在名义上的目标，在第四卷中便达到了这个定义。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人人都做自己的工作而不要作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当商人、辅助者和卫国者各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干涉别的阶级的工作时，整个城邦就是正义的。 人人都关心自己的业务，这无疑是一条值得称道的教诫，但是它却很难与近代人很自然地所称之为“正义”的那种东西相符合。我们所这样翻译出来的那个希腊字是与希腊思想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相符合的，但是我们却缺乏一个能与之恰好相当的对应字。我们很值得回想一下阿那克西曼德说的话：万物所由之而产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运命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规定的时间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 在哲学开始以前，希腊人早就对于宇宙有了一种理论，或者说感情，这种理论或感情可以称之为宗教的或伦理的。按照这种理论，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有着他的或它的规定地位与规定职务。但这并不取决于宙斯的谕令，因为宙斯本人也要服从这种统御着万物的法令。这种理论是和运命或必然的观念联系在一片的。它特别被人强调地应用于天体。但是凡有生平的地方，便有一种趋势要突破正义的界限；因此就产生了斗争。有一种非人世的、超奥林匹克的法则在惩罚着放。 肆.，并且不断在恢复着侵犯者所想要破坏的那种永恒秩序。整个这种观点，（最初或许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便过渡到哲学里面来；这一点也表现在斗争的宇宙论中，例如在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中，以及表现在一元论的学说之中，例如在巴门尼德的学说中。这便是希腊人对于自然规律与人世规律信仰的根源，这显然也就是柏拉图正义观念的基础。“正义”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所仍然被人使用着的那种意义，比其它在政治思想上所被人使用的那种意义来，是更有似于柏拉图的观念的。我们受了民主理论的影响，已经习惯于把正义和平等结合在一片了；然而在柏拉图却并没有这种涵义。“正义”——在它差不多是“法律”的同义语的那种意义上（例如我们说的“法院”①），——主要地是指财产权，而那与平等是毫无关系的。《国家篇》一开头第一次提到的“正义”定义就是：正义就在于偿还债务。这个定义立刻就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而加以放弃了，但是其中的某些成份却一直贯穿到这片对话的结尾。 柏拉图的定义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使得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但不是不正义，成为可能。卫国者须有一切的权力，因为他们是全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在柏拉图的定义里，惟有当别的阶级里面有人比某些卫国者更有智慧的时候，才会出现不正义。这就是柏拉图何以要提出公民的升级和降级的原因，尽管他认为出生和教育的双重便利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已经能使卫国者的子孙优越于其他人的子孙了。假如能有一种更为精确的政治学而且人们又能更确切地遵循它的教诫的话，那末关于柏拉图的体系就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了。没有人会认为把最优秀的足球员放到足球队里去是不公道的，尽管他们可以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地位。如果足球队管理得也象雅典的政府那么样地民主，那末代表学校去踢球的学生也就要以抽签的方式而当选了。可是，关于政治事务是很难知道谁是最有技术的；并且也很难有把握说，一个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术用之于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于他个人的利益、或他的阶级的或党派的或宗派的利益。 其次是柏拉图关于“正义”的定义预先假设要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是按照传统的路线而组织起来的，还是按照柏拉图自己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从而使其全体得以实现某种伦理的理想。他告诉我们说，正义就在于每个人都做他自己的工作。但一个人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在一个象是古代埃及或印加人的王国那样世世代代毫无改变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的工作，这样便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没有人有法律上的父亲。因此，他的工作要末是由他自己的兴趣所决定的，要末就是由国家来判断他的才能而加以决定的。后者显然就是柏拉图所愿望的。然而，有些工作，尽管有高度的技术性，却可以认为是有害的；柏拉图认为诗歌就是有害的，而我则认为拿破仑的工作是有害的。因此，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政府的意图就成为最主要的了。虽说所有的统治者都得是哲学家，可是并不会有任何的革新：一个哲学家永远都得是一个理解并同意柏拉图的人。 若是我们问：柏拉图的“国家”能够成就什么呢？答案就颇为无趣了。它在对人口大致相等的国家作战时能取得胜利，它能保证某些少数人的生活。由于它的僵硬，它差不多绝不会产生艺术或科学；在这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它是象斯巴达一样的。尽管有着一切动听的说法，但其所成就的全部不过是作战的技巧和足够的粮食而已。柏拉图曾经经受过雅典的饥馑和败绩；也许他下意识地认为，避免这些灾难就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如果认真的话，一个乌托邦显然必须能体现它的创造者的理想。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我们所谓的“理想”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信仰它的人所愿望的，但是它之被愿望却与一个人之愿望个人的享受（例如，吃和住）并不完全相同。构成一种“理想”与一件日常愿望的对象两者之不同的就在于，前者乃是非个人的；它是某种（至少在表面上）与感到这种愿望的人的个人自身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被人人所愿望。因而我们就可以把“理想”定义为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我可以希望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人人都能对别人友善，等等；并且如果我希望任何这类的事物，我还希望别人也希望它。用这种方式我就可以建立起一套看来好象是非个人的伦理，尽管事实上它所根据的仍是我自己的以个人为基础的愿望；——因为愿望始终是我的，纵使被愿望的东西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例如，一个人可以愿望人人都能理解科学；另一个人愿望人人都能欣赏艺术；但是造成这两个人愿望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异。 只要一牵涉到争论，个人的因素就立刻显而易见了。例如有人说：“你希望人人都幸福是错了，你应该希望德国人幸福而其他一切人都不幸”。这里的“应该”可以认为是指说话的人所希望我能愿望的东西而言的。我可以反驳道，我不是一个德国人，我在心理上不可能愿望一切的非德国人不幸；但是这一答案看来是并不合适的。 此外，也可能有一种纯粹非个人的理想的冲突。尼采的英雄不同于基督教的圣人，然而两者都是以非个人而受人崇拜的，前一种是被尼采的信徒，后一种则是被基督教徒。除非是以我们自己的愿望，否则我们又怎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呢？然而，如果再没有别的东西的话，那末一种伦理上的意见分歧就只好由感情上的好恶或者是由强力——最后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对于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对于伦理学上的根本问题却似乎并没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如果情形确乎是如此，那末伦理争论的本身也就还原为力量之争了，包括宣传力量在内。这种观点在《国家篇》的第一卷中，已经由特拉西马库斯粗略地提了出来；特拉西马库斯，正如差不多柏拉图对话录中所有的人物一样，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一个来自查尔西顿的智者，是一个有名的修辞学教师；他曾在公元前427年亚里斯多芬尼的喜剧里出现过。当苏格拉底很和蔼地和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和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和阿戴芒土斯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特拉西马库斯已经听得越来越不耐烦，就插进了一番热烈的抗议，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他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苏格拉底用诡辩反驳了这种观点；它始终没有很好地得到正视。但它却提出了伦理学与政治学上的根本问题，那就是，除了人们使用“好”“坏”的字样时所愿望的东西而外，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好”“坏”的标准呢？假如没有的话，那末特拉西马库斯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我们又怎么可能说有这种标准呢？ 在这一点上，乍看起来宗教是有着一种简捷的答案的。上帝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个人的意志若与上帝的意志相和谐，那末他就是一个好人。然而这种答案并不是很正统的。神学家们说上帝是好的，但这蕴涵着要有一种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之外而存在的好坏标准。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下列的问题：即，象在“快乐是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有没有象在“雪是白的”这样一种陈述里那种意义上的客观的真或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进行很长的探讨。有人可以想象，我们在实践方面尽可以躲开这个根本论点，并且说：“我不知道'客观的真理'意味着什么。但是假如所有的（或者实际上等于所有的）考察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一致拥护某一陈述，那末我就要认为这一陈述是&lsquo；真的&rsquo；。”在这种意义上，雪是白的，凯撒是被刺死的，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等等，就都是“真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事实问题：即，在伦理学里面有没有任何与此类似的意见一致的陈述呢？如果有，它们就既可以作为个人行为准则的基础，又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末无论哲学的真理可能是怎样，但只要有势力的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伦理分平时，我们在实践上就不得不诉之于武力的较量，或者宣传的较量，或者是两者同时较量了。 对于柏拉图说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他的戏剧感引得他强有力地叙述了特拉西马库斯的立场，但他却全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力量，并且他自己还对它进行了异常粗暴而又不公允的反驳。柏拉图确信“善”的存在，而且它的性质是可以确定的；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末至少有一个是犯了知识上的错误，就正象这些意见不同是涉及某种事实的科学问题一样。 柏拉图和特拉西马库斯之间的分歧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哲学史家来说，它却是一个只需要加以注意而不需要加以解决的分歧。柏拉图以为他能够证.明.他的国家是好的；而一个承认伦理学有其客观性的民主主义者可以认为自己能够证.明。 这个国家是坏的；但是任何一个同意特拉西马库斯的人却要说：“这里并不存在证明或反证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喜.欢.柏拉图所愿望的这种国家。如果你喜欢，它对你就是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对你就是坏的。如果有许多人喜欢，又有许多人不喜欢；那就不可能由理性，而只好由真实的或者隐蔽的暴力来加以决定了。”这是一个迄今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每一方面都拥有许多可敬的人物。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柏拉图所宣扬的见解却始终几乎是无人非议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意见的一致来代替客观标准的那种观点里包含着一些后果，而这些后果却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象伽利略那样的科学革新者宣扬着一种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的见解，但终于差不多获得了举世的拥护——对于这种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这些人用的是说理的方法，而不是用鼓动情绪、国家宣传或采取强力的方法。这就蕴涵着，在一般的意见而外还另有一种标准。在伦理方面，伟大的宗教导师也有某些相类似的情形。耶稣基督教导说，在安息日掐起麦穗来吃并不是错误的，但是恨你的敌人则是错误的。这样的伦理见解显然蕴涵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相同的某种标准，但无论这种标准是什么，它却绝不象科学问题里的客观事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并不宣称我能解决它。目前让我们满足于仅只注意到这个问题。 柏拉图的国家和近代的许多乌托邦不同，它或许是想要付诸实行的。这并不象我们自然而然地会以为的那么幻想而又不可能。它的许多规定，包括一些我们会认为是完全不可能实行的规定，实际上是在斯巴达已经实现过了的。毕达哥拉斯曾经试行过哲学家的统治；在柏拉图的时代，当柏拉图访问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派的阿尔奇塔斯在塔拉斯（即现代的塔兰多）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势力的。请一位贤人来拟订法律，这在当时的城邦乃是一种通行的办法；梭伦就曾为雅典这样做过，而毕达哥拉斯也曾为图里这样做过。在当时，殖民地是完全不受它们的母邦控制的；某一帮柏拉图主义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卢的沿岸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来，那是完全可能的事。不幸的是机缘把柏拉图带到了叙拉古，而这个伟大的商业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进行着决死的战争；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任何哲学家都不能有什么成就的。到了下一个时代，马其顿的兴起遂使得一切的小国都成了过时的陈迹，并使一切雏形的政治试验都成了徒劳无功的事情。

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是不平等 --柏拉图

• The indiscriminate equality for all is inequality - Plato

• Indiscriminate equality of all people is the inequality - Pl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