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思想上看
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
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
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
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
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
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
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
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
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
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
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
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
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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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形成发展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
2005-4-26 阅读6154次 本站网友 常丕军 发表 常丕军专栏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
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
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第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 。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
三
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 桂芬在《校宾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用中学来包融西学。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
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By 御风 发表于 2007-1-18 15:26:03
中西方文化在其各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带有本民族的精神烙印。把传统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与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进行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对于调节改造中国文化,建设面向未来、符合全人类发展前进方向的中国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西方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对其差异优劣有一比较客观平实的评价,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合理部分, 促进中西方文化积极因素的有机结合。探索中西文化的建设性融合方式，其前提在于了解这两种文化的具体特点，并通过比较把握其精义，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宗教、伦理、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观念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这种差异自西方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以后愈趋明显，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看到胜利时还会回头看看失败，试图从失败中寻找出一些教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此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再观西方人却是一向勇往直前，不但不顾后面，连前面有多少障碍都很少顾及，所以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型的，表层的。而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地域差异和人种不同，是在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有其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进而导致文化不同，从而决定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上比较重直觉的感悟，相对轻理性思维，而西方重理性思维，相对轻直觉感悟———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大致是一种伦理型的，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性的或者是理智性的。
(二) 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是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即“天人合一”。中国文化中包含不少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但主要方面不是提倡认识自然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而是体验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发展出中国式的“自然意识”,这里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界的自然,更是因其自然、顺乎自然的思维习惯,同时也是富有诗意的人生态度。
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看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但西方文化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就与自然分为两极,因此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提倡认识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客观本质与发展规律,并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
(三) 家庭观念的不同
家族是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是中西文化特征的重要差异之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家是中国人心中生活的宇宙,具有超长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人的姓氏,先是宗姓,其次是辈分,再次是自己的名字。这里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非个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离家便是“游子”,便少了生活的根基和心理平衡。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时至今日,客居他乡之人,思乡情节依然异常浓厚,还寄望落叶归根。从家族本位出发,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在集体中一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成就,集体感到光荣。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西方文化中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组织相对较小,家庭结构松散得多,家的意识相对淡泊,个体意识极强。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自己。西方人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帮助他人,甚至认为主动帮助别人是干涉别人的私事,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的无能,父母以子女脱离家庭独立生活为荣,而无子女成人离家的失落感;子女帮父母干活,领取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长幼,人人平等,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西方人的父母对子女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而不是要求绝对服从。西方人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
（三）生活方式的不同
中国人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悠闲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各种关系的和睦,陶醉于这样一种人生理想之中,十分地实在,这使得中国人对世俗生活呈现出温和、内倾的特点。西方人同样追求享乐,但他们的功利意识非常浓厚,人们努力追逐物质财富,改造和征服自然,从而刺激了西方人工作、获取和创造的积极性。简单而言,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静一动。
二、差异的形成
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又是文化孕育和滋养的产儿,各民族因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及民族存在和发展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某个民族在一定区域内居住、劳动和生活,同时也就创造了相应的文化,与这个民族以及相应文化相联系的有关自然地理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环境。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最初都是来自于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差异,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最初方向。三面高原一面海的相对闭塞的地域特点,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基本上与外隔绝,但这同时也为农业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同时,大河大陆性环境及其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中国人赞成尽物之性、顺物之情,把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农业社会的稳定,家人亲友的长期聚居,使得中国人自古将惜别看得非常重,这让中华民族在思想情感上表现为喜一不喜多、喜同不喜异、喜静不喜动、喜稳不喜变。而西方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其所处的海洋环境培养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险外倾的民族性格。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力量与海洋比较起来显得很渺小和脆弱,但是人类依靠自身所具有的勇敢、刚毅、伟大斗争精神征服了大海,因而人类的气魄比海洋更伟大,这一切也都塑造了西方民族开放、勇敢的性格。因此,从整个古代社会和文化现象看,西方都是以个人为起点,向外开拓,不断地自我追求、自我拓展,同时也自我革新。而中国因封闭式、自我满足式的农业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对乡土的眷念,对安谧生活的向往。
2.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指由制度、政策、法规等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战乱不止,动荡不息,但超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宗法伦理观念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生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使得老百姓产生了喜静厌动以及重乡土、重血缘的社会心理,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又限制了中国人的外出探求行为,孔子就曾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西方民族由于山地面积大而平原面积有限,他们只能通过海上贸易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必需品,海上商贸成为了西方人重要的经济活动,这促进了西方人进取冒险民族性格的形成。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民主观念、法治意识成为了社会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共识,他们认为人人能力相等,地位平等,行为自由,人与人之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民的精神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三、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上各个国家联系的日益密切，文化交流的频繁，中西方文化日益的融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人道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的价值观，注重道德修养，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的互补、忠诚、献身、责任和义务的崇高品德，并提倡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强调个人与组织统一的伦理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无疑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弥补。处在当今世界文化趋向融合的时代，现代西方人正在努力学习我们的文化，把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纳入他们的文化之中，丰富本来就已经很厚实的西方文明。
在对社会的责任方面，当今世界开始进入全球化,物质财富涌流,科技知识爆炸。但天下并不太平,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类生存面临极大威胁,安乐者死,忧患者生。我们仍需发扬忧患意识,承担历史使命,关注人类命运,促进人类大同之实现。西方文化中关于拯救和博爱的道德意识在文化深层次中维系着西方社会的生活秩序和人际关系,加强着人们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共存感。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群体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提供了道德保障。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使人们惟利是图,人情冷漠,互不关心,甚至相互欺骗倾轧,社会矛盾尖锐,贫富不均严重。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拯救和博爱精神在协调、沟通、融洽人际感情方面,就愈显出其巨大存在价值,对群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之形成,乃至于合理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也将发挥积极有效作用。中国人也正在经历现代化、商业化漫漫洪流的冲击考验。扬弃现代化、商业化所带来的弊病、缺陷,重建道德理想,提升人生价值,使忧患意识、仁道精神与拯救意识、博爱精神互相提携,互相促进,形成有利于人类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未来新文化。
一个国家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倡导和谐、谦让、关心他人、关心集体,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形成稳定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
由于两种文明与地地域文化涵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两个...基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条件等颇为复杂的原因，首先,人类越往前追溯，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越大。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静态文明，西方文明是动态文明；有人认为中国文明否认独立人格，西方文明重视人的尊严；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等等。大多心里早就有了某种预先定下的框框，为了宣传自己的看法，只选择了一些为我所用的事例立论，未免片面肤浅，不够全面深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难以取得人们的共识。我们不是国粹派，只说好的；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中国人，只说坏的。我们不是假洋鬼子，崇洋媚外；也不想骂什么丑陋的外国人，盲目排外。或者胡乱举几条贫穷弱愚私等表面现象，或者硬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因而不会行跪拜礼，等等。这些看法不能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中西文明的基本差异究竟在那里呢？学术界有过热烈地讨论，我们在比较诸家的说法之后，逐渐明确地认识到：
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注意天人合一；而西方文明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中，就出现崇尚力量和求知的传统。《圣经》认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征服自然。笛卡尔认为“清楚地了解水、火、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种思想固然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过分夸大精神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作用，忽视征服、占有自然可能引起来自自然界的报复，未免偏颇。
中国文明则以《周易》为代表主张天人协调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汉宋以后发展成为“天人合一”说，天地万物为一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物而两体”，莫不有道。 “道未始有天人之别”，在天则为天道，天地万物都有其发展的规律；在人则为人道，以仁义礼智为准绳。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应该服从这种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这种思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过多地强调了自然界与人的共同规律，忽视了各自的特殊规律，把封建道德永恒化，人在自然界面前限于被动，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2， 在家庭关系上：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二是在家庭关系上，中国文明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明则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类家庭的历史，一般说来经历了原始社会血缘家庭、家长制公社家庭和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等几个阶段。公社家庭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是包含着几代人的家族大家庭，处于中间阶段，财产公有，家长的权力很大。各个国家的家庭形态的发展很不相同。
在西方，家长制家庭公社进入阶级社会后还存在，公社虽然处于一个家长的管理下，但是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受到限制，原始公社的纯朴性保留较多，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不变质。日耳曼的家庭公社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才演变成马尔克公社，土地从公有交由个体耕作，演变到永久占有。希腊罗马的私有财产出现较早，个体家庭的出现也较早，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到中世纪后期以后，私有制深入到家庭内部，父子兄弟乃至夫妇都各有各的私有财产，父权、夫权退居次要地位，这就为每个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也就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性，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家庭内部较为民主和平等，使西方人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的求生存、求发展，而不依赖父母，不依赖家庭。但也由此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使家庭关系处于冰冷的金钱交易中，容易出现家庭危机。
在中国，由于治水等集体工程的需要，国家的出现较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制存在的时间较长，私有财产薄弱，宗法制家庭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宗族势力很强，家长的权力很大。家长制家庭实行同居共财制度，各成员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仰赖家庭的共同财产生活，家庭的命运也就是个人的命运，这就不能不以家族为本位。同时，由于缺乏民主管理的机制，父权、夫权及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原则，便显得很有必要，什么三纲五常、四伦八德便陆续制定出来。家庭本位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重视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娼妇随之类，其实质实际上是对家庭成员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按照这种制度，家长掌握家庭的全部财产和收入，子女不管长多大，经济不能独立，必须由家长抚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四世同堂、五世同居的事例很多，备受人们的青睐，传为佳话。但这种家庭制度的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家庭内部等级森严，经济不独立，成员依赖成性，缺乏竞取精神，屡代同居，生机日促，嫉妒诟啐，家庭内的矛盾层出不穷。
3， 在民族关系上：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三是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明的传统是维护民族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模式是通过教化，协和万邦。西方文明讲究竞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统治世界，往往被当权的统治者采纳付诸行动。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希腊人掠夺奴隶、土地、财富、不断向外扩张、侵略的行为辩护说：野蛮人天生就是奴隶，希腊人无论走到那里都不应该成为奴隶，奴隶主天性优于奴隶，天生就是经济的组织者。希腊后期，斯多葛派还提出世界国家的概念，每一个人天然属于统一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这种思想在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广阔地带的罗马帝国十分盛行，当时的人们认为罗马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帝国的首脑应有无限的权力，有权对被征服的民族进行统治。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把全人类分为选民和非选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灭亡的人。他主张采取残酷的手段，同反对正统教义的教派作斗争，为教会进行侵略扩张的野心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德、意等国先后结束了内部封建割据，建立起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反抗神权、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它支持向后进地区侵略扩张，把广大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变成殖民地，也有其丑恶的一面。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中国文明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早见于《尚书》的《尧典》和《禹贡》。《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意是说：举用德才兼备的人，使各族内部（九代人）团结和睦；各族的人团结和睦了，又表彰百官中的好人好事；百官的事务处理好了，又努力使各族之间协作和平、亲如一家。《禹贡》把“天下”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五服”，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王城外五百里为“甸服”，是天子的领地，贡纳粮食；甸服外五百里为“侯服”，是警卫天子的地区，提供卫戍劳役；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是安服天子政教的区域，要接受教化，熟悉武事，保卫天子；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是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区，只要求守平常之教，赋役减轻；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即蛮荒之地，人无定居，只能顺其俗而治之。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按不同地区民族进行不同方式、政策处理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夏、商、周王朝的统治者施行分封制，一方面通过分封子弟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建立据点；一方面通过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首领的方式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华夏族和蛮夷族在数百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同化融合为一体，到秦汉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汉族。此后，历代王朝虽然政治上屡有变迁，但以汉族为主体的格局始终未变。汉族，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较高，在政治生活中也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士大夫中难免存在一些“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但“华夷之别”，主要是立足于文化水准，而不是诉诸种族的类别。只要在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与汉文化融为一体，戎狄蛮夷也就被视为华夏炎黄子孙了。历史上不少王朝施行的多是“顺俗施化”、“用夏变夷”的民族政策，有利于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使得汉族能够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保持密切的关系，逐渐融合成为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民族极为珍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的骚扰和侵袭，基本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长城的修筑，就是这一政策的明显体现。少数统治者热衷开疆拓土，往往受到舆论的谴责。杜甫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垢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侵扰，大多是在坚决抵抗的同时，采取怀柔、安抚、和亲、互市的政策，宽大为怀，友好交往。即或少数民族的首领在某些时候掌握了中央或地方政权，在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推行“汉化”，接受“顺俗施化”、“协和万邦”的传统政策。从唐太宗对境内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多用加封各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的形式，让他们继续统辖本族，并可到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担任官员。明王朝实行“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官与汉官参治”的办法。到孙中山建立民国，主张“五族共和”，咸与维新。无不表明中国文明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爱好和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优良传统。
4，在思想宗教信仰上：兼容并包与惟我独尊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四是在宗教信仰上，中国文明的宗教观念淡漠，兼收并容，信仰多神教；西方文明的宗教观念浓厚，惟我独尊，信仰一神教。宗教，是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的产物。这种神秘 力量 具有绝对权威，主宰着自然和社会，决定着人的命运与福祸，因而对之产生敬畏和崇拜。每个民族都有其敬畏和崇拜的民族之神。
在西方，最先出现过许多具有民族性质的古代宗教，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波斯、古犹太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等 。这些宗教大多随着其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随着世界各地区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和人们对自然及自我的思想认识不断加深，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超越民族人种局限、突破国家地区界定的世界性宗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约公元前6～前5世纪起源于古代印度，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旨在以此来反对婆罗门教。公元前 3 世纪被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奉为国教，开始传入亚洲各国，某些地方达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19世纪以来，传入欧美各国，真正造成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 时期 的巴勒 斯 坦，随即流传到帝国全境，并于4世纪末立为帝国国教 。罗马帝国衰亡后，基督教征服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教会控制了不少国家的政府，后又随着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 海 外 殖民扩张活动而传入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地，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产生在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到 8 世纪初发展到欧、亚、非三洲，后来又从阿拉伯世界扩展到波斯、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不少国家奉为国教。并逐渐传入欧美国家。佛教崇拜释迦牟尼，基督教崇拜上帝，伊斯兰教崇拜真主，同属一神教，宗派意识浓厚，不仅与其他宗教不能相容，同一宗教的内部也因派系不同而矛盾甚深，不时爆发出来的宗教狂热，有时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激化成为长年累月、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在世界史上都很有名，影响很大。西方宗教的组织严密，宗教场所辉煌，宗教仪式隆重，教规守则严格，教徒的宗教意识很浓，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教徒的科学思想提高了，虽然不再相信某个超人的神，但仍然不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影响之深可见一般。
在中国，远古社会的原始宗教活动，以敬天祭祖为特征，但“祭神如神在”，并不特别隆重；“敬鬼神而远之”，宗教观念十分淡泊。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未建立过严密的组织，成为严格意义的宗教。战国时，燕齐沿海地区出现“形神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西汉时，流传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东汉中期，开始形成有组织的道教，属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后来并与其他宗教派系融合，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局面。与西方流行的一神教不同，道教属于多神教。崇奉的神灵主要有自然神：如雷公、风伯等；英雄神：如关帝、岳王等；守护神：如门神、灶君、城隍、土地、妈祖等：以及行业神、功能神、职能神，如药王、财神、瘟神、蚕神等。中国文明对宗教的态度比较宽容，只要遵纪守法，就准予传布。佛教于公元1世纪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在其汉化过程中，与儒道思想结合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基督教在7 世纪时以景教的名称传入。伊斯兰教在唐、宋之际传入，逐渐在回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扎根。犹太教于唐代前后传入，来华犹太人曾在开封等地形成过自己的社区，后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被同化。中国文明中的宗教活动大体以 3 种形式而存在，一为兼容并包，不仅出现过儒、佛、道三教并存合流的局面，而且其他外来宗教也能广为流传。二为民间文化和群众祭天娱神等村社宗教活动相结合。三为封建帝王以郊祭、庙祭和封禅大典等形式，构成的独立于各宗教之外的世俗君王的宗教活动。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自由传播，但都没有达到支配地位的高度，未能长期控制世俗政权，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宗教狂热，因而也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宗教战争。
5， 在思维方式上：和谐统一与分别对抗
中西文明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五是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文明企求和谐与统一，西方文明注重分别与对抗。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肯定万物变化的规律性，指出宇宙中存在着矛盾、对立和转化，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又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同时他也赞美和谐，认为和谐是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特别注重的是对抗和斗争，使他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这种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直到黑格尔那里仍表现的十分鲜明，“抽象的自我同一，还不是生命力，肯定的东西是由于在自身中就具有否定性。”他侧重强调的是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近代西方文明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来，以形而上学对抗辩证法，认为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同一，一个事物不能是它自身又是别的。这种抽象的同一性观点，陷入在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它去把握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到的当然只是分别与对抗，并不符合事物对立面辨证统一的实际。
在中国，观察、处理事物的思维方式，一直具有辨证的传统特点，而且非常强调统一、和谐与中庸。《老子》：“万物得一以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万物的根本。《内经》说：“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矛盾的，一分为二；但又出于统一的共同体中，合二而一。对立面的统一与差异，实乃辩证法的核心。二（对立）乃一（统一）的固有内容，一乃二的的本来依据。人的思维方式必须符合这个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说必须把矛盾和差异当作统一体固有内容来把握的同时，又要把统一和和谐当作矛盾与差异的本来根据来把握，才能探索到事物的本质。企求统一与和谐，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周易》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解释说乾元“贯乎天德之始终，故曰统天。”离开统一就无法谈问题。不同因素的统一与和谐，才能使事物得以生长和发展。《国语》：“和实生物”。《乐记》：“和，故百物化焉。”《淮南子》：“田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万物。”《正蒙》：“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才能使矛盾差异达到和谐统一呢？这就需要采取中和、中庸之道。《礼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不要走极端。称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朝的二程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态度公允，宽严适度，不激化矛盾，才可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正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才使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家庭、民族、宗教等问题时，一以贯之的出现了中国文明重统一和谐，西方文明重对抗斗争的两种倾向。
中国传统文明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在天地人“三才”中，人处于中心的位置。无论儒法两家的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的重天道轻人道，最终还是天听自我民听，天人合一，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民以食为天，最为现实，人道最为重要。春秋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很少讲天道，他说的“士志于道”，就是致力于人道。《周易》认为“人道恶盈”，强调“立人之道”。人道，首先要解决人的衣食问题，还要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思想教育。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只注意生活问题是不行的。王夫之提出“以人道率天道”。戴震认为“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者，皆是也。”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重人事必然轻宗教，重现实必然轻来世。
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东方古国、古典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近现代西方等几个大的阶段。与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传统不同，外国文明的中心似乎屡有转移，各领风骚数百年。当然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东西，大多是对人的个性的提倡，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制的向往，对物质利益的肯定。因此，其基本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个体主义精神、功利主义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
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除了地理环境原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观念特别是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无论是欣赏中国传统(
答：大禹时因为之水，所以将落后的生产资料集中，从此开始，生产集中，因而继续发展到了启的时代，便逐渐形成了集权式的体制，大禹及其儿子启破坏五帝时的治理思想，转而用集权的思想来引导人民，控制人民，这也适合大国的国情，也是因为自然环境因素所必然采取的，到了西周时才真正形成了天子的制度，周公创立了...
答：不同的自然环境，生成了不同的郑中基经济和文化 问题五：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差异 人类的历史进程，为后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也积累了有益的成功经验和惨痛的失败教训，这份巨大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拓自己的眼界，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培养广泛的兴趣，提高...
答：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
答：1、政治差异：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西欧王权开始膨胀，逐渐压倒教权，向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2、文化差异：中国处于明朝时期，科举考试只准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只准用儒家经典解释，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题限于八股文体，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西欧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精神，强调...
答：由于岛屿众多，耕地有限，古希腊人面临人口压力，这促使他们开展海外殖民，从而扩散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希腊的地理位置靠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古老文明，便利了文化交流，希腊人吸收了这些文明的先进因素，促进了自身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请问这是否是您需要的关于古希腊自然环境影响的描述？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或...
答：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
答：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于种族与地理之差异。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西比较文化热的兴起，又出现了所谓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对立的论调。随着21世纪文明比较热的再度兴起[3]，可以预见，地理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学界...
答：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影响古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半岛山脉纵横,内陆的交通异常不便,从而使各城邦之间相对封闭,各自为政,难以统一。同时,希腊半岛多山阻隔的地理形势,造成希腊半岛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稳。而这种由地理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加剧了各城邦的分立...
答：这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形成显著区别。主要区别：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早先，人类只能在陆地从事生产与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使陆地与...
答：可见,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2.2古希腊经济 古希腊经济的特点是航海、贸易、移民和奴隶制,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在古希腊为什么没有出现东方式的农业文明,我们也可由地理环境解释。阿提卡是雅典所在的地区,被称为“希腊的希腊”,这个地方最能体现古希腊的精神气质。但是这里的自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