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介绍白莲教?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1
清朝的白莲教是什么

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南宋时期,因是佛教分支,故影响不大。元朝时期,教内发生分歧,其中一派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公元1351年(元顺帝1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多次取缔白莲教。清入关后,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

川楚白莲教起义,亦有人称之为川楚教乱,指中国清朝中期爆发于四川、陕西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

乾隆末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中原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100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的川楚边境就食,白莲教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义,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义。三月初十,襄阳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义,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由于各支义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军队各个击破。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义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义军粮草与兵源的来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义军被全部镇压。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大量军费和军力,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其四年全年收入,国库为之一空,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中国大百科全书》——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要求“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地方官吏乘机勒索,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治罪;加之为镇压湘、贵苗民起义,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因事泄,宜都、枝江张正谟等提前于正月初七日发动,长阳、长乐(今五峰)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风、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即张富国)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此三支义军于三月间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清廷为之震惊,急由陕西、广西、山东调兵7000人,会同湖北及四川清军共万余人,由都统水保及湖广总督毕沅等指挥,实行分区围攻。各地白巾军修筑寨垒,据险防守。清军兵少,分散,进攻多受挫。四月,清廷又增调直隶(今河北)、山西兵各2000人,同时命永保统一指挥各军。经两月激战,六月,参将傅成明部在孝感被襄阳白巾军以伏击战全歼。至此,清军“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清廷再增调湖南苗疆兵2万人来援,形势开始逆转。八月,竹山、当阳、枝江各地白巾军寨垒多被攻破。最早起义之张正漠部亦在灌脑湾被歼。仅林之华部仍活动于长阳滋丘一带,襄阳白巾军活动于襄阳北及随州、钟祥一带。清军重兵多在湖北南部,姚之富等遂向北扩展,进至河南唐县(今唐河)一带。清廷又增调山东、直隶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6000人来援。 正当清军集中兵力会攻襄阳白巾军时,四川达县徐天德率众数千人,于九月十五日起义于亭子铺;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起义于莲池沟,巴州(今巴中)罗其清、通江冉文俦等先后响应,共有义军十余支,各有众数千,“概以白巾裹首”,分别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署四川总督英善及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击东乡,在娘娘庙老营湾两次受挫被歼数千,此时白巾军已遍布川东、川北。清军兵力既少,两次被歼后士气又极低。但白巾军既未能相互联合,又未能扩张战果,仍分散守寨,各自为战。四川形势未有更大发展。 襄阳白巾军先在陈家河(襄阳北)以伏击战击败追击清军,后又击败河南巡抚景安所率4000人清军于魏家集(今邓县南),迫其退守南阳。嘉庆帝将永保治罪,改令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二年正月,湖南苗疆暂时平定,镇压苗民起义之清军万余人,转用于进攻白巾军,徐天德、王三槐部在金峨寺、香炉坪一带,遭清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仅余2000余人。襄阳白巾军在清军围攻下,亦损失甚重;遂改据守寨垒及硬拚战法为流动游击战法,分三路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战略性转移。沿途“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伺机以伏击、突袭等战术,痛击追击清军。途经秦岭,大批流民加入,队伍日益壮大,经四月转战,六月二十三日到达东乡,与四川白巾军徐、王部会师。嘉庆帝切责各统兵大臣,再次更换统帅,命陕西总督宜绵取代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七月间,清军集中于川东、川北,对白巾军形成包围态势。当地人口稀少,义军数万人食粮难以筹集。襄阳白巾军留一部兵力由李全率领,协同四川白巾军作战,主力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姚之富、王聪儿部为一梯队,由奉节出川,在白帝城与阻击清军激战3昼夜,进入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乘虚攻下兴山,经保康、南漳向襄阳前进;高均德等部为二梯队,出川后经当阳、远安向荆州(今江陵)前进。清军急调重兵加强荆、襄防务。襄阳白巾军突然回师房县、竹山。八月,在郧西大败明亮部,杀护军统领惠伦及丰伸布。尔后北进陕西。九月,李全部亦至安康。 襄阳白巾军回师荆襄,调动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北,四川白巾军压力遂减轻。大批群众加入四川义军,攻占巴州、达州地区许多城镇,声势复振。十一月,襄阳白巾军翻越大巴山,再度进入川北。俟清军集中至通江、太平一带时,再返陕西。清军堵、追均无成效,陷于被动。嘉庆帝第三次易帅,命湖广总督勒保统一指挥各军。三年二月,襄阳白巾军姚之富部进攻郡县(今眉县)不克,李全部经盏厔(今周至)进逼西安,在焦家镇与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两部遂分路向湖北转进。三月,姚之富部在山阳之石河铺、宽坪等处连遭挫折,至三岔河(今陕西镇安东南与郧西交界处)被清军及乡勇包围。激战终日,转战至郧西之却花坡,矢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姚之富、王聪儿跳崖自杀。李全、高均德两部在两河关(今旬阳西北)、茅坪(今洋县北)等地亦屡次失利,遂西进凤县,经略阳、宁羌(今宁强)入川,五月至仪陇,与罗其清、冉文俦部会合。白巾军全部入川,清廷集中5万兵力,三路进击。在川白巾军,仍多依险筑垒,固守硬拚,遭很大损失。罗其清、冉文俦先后被杀,王三槐被诱俘,仅冷天禄等数部,转移至梁山、忠州及川东地区。四年初,嘉庆帝亲政,总结三年战争教训,在政治、军事上进行调整:撤换作战不力的惠龄、宜绵、景安、秦承恩等领兵大臣;任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筑堡团守,坚壁清野,同时采用“剿抚并用”方针,宣传“若能悔罪投诚”,“不咎既往”。白巾军亦接受三年战争教训,放弃固守寨垒战术,改用分散出击与流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开始分路向川西、甘南及陕、楚作大范围的往返流动,以便于保存自己、筹集军粮、扩充人员、争取主动及伺机歼敌。白巾军的多路流动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主动,部队日益壮大,清统兵大臣福宁上奏:“贼以胁从而日增……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清军疲于奔命,大量减员。清领兵大臣明亮上奏:“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贼,往返五省,所领兵3000……仅存干余”。嘉庆帝于七月再次更换统帅,将上任仅半年之勒保“逮问治罪”,八月改任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任经略后,采取“驱各路之贼逼归川北”,然后“聚而歼旃”的作战方针,同时大力推行团练、寨堡及坚壁清野政策。九十月间,张汉朝战死、高均德被俘,徐天德部略有斩获,唯冉文俦之侄冉天元一年来多次击败清军,部队又发展至万余人,活动于大竹地区。十二月间,川北各部白巾军北进陕南,一部由略阳强渡嘉陵江进入甘肃秦州、巩昌地区。清军主力尾随白巾军进入甘陕,冉天元乘虚趋定远,于五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抢渡嘉陵江进入川西,进攻蓬溪县城。四川总督魁伦命总兵朱射斗,率兵3000人驰援,冉天元围城打援,于十九日在老虎岩以伏击战全歼清军,杀朱射斗。部队迅速发展为5万余人,声势大振。德楞泰急从广元、昭化南下增援。冉天元再以后退诱敌、设伏聚歼战术,在江油包围了清军温春、赛冲阿两部,予以歼灭性打击。三月,该部在马蹄岗与清军激战三昼夜,德楞泰仅余亲兵数十人,行将就歼,都司罗思举突率乡勇来援,冉天元被俘,清军反败为胜。冉部万·余,由张子聪等率领,南下太和镇(今射洪),渡过潼河,进入川西富庶地区。成都戒严。嘉庆帝逮魁伦入京,令其自杀,重任勒保为四川总督。 活动于甘肃之高天升、马学理等部白巾军,由阶州(今武都)进入龙安。闰四月,在竹子山口击败清军,杀总兵施缙后再返甘肃;八月间,夜袭陕甘总督长麟于徽县伏家镇,杀将军富成及游击台清阿等官兵千余;九月,进至陕西,在略阳、沔县(今勉县),杀总兵札勒杭阿,在西乡法宝山杀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 活动于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等部白巾军,转战鄂西北,六月间在南漳马家营击败明亮部,杀总兵王凯等;十月,在远安牛鹿坡击败追击清军,杀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 白巾军虽然仍获多次作战胜利,但自身损失很大。自五年夏起,清廷“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等措施逐渐生效,使白巾军在战略上开始转入被动,不仅粮源、兵源日渐减少,而且行动经常受阻,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流动作战,而主要在川、陕、楚边境地区进行出击及流动。六年正月至七月间,在清军连续进击下,各部白巾军仅剩干余或数百、数十人,基本上被限制在南山老林之中。实力较强者,尚有苟文明、樊人杰及蒲景等少数几部。至七年七月时,此三部亦先后被清军歼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上报嘉庆帝“大功底成,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实际上尚有多部小支白巾军活动于南山老林进行游击作战。八年二月,清骁将、提督穆克登布深入老林追击,为少数伏击战士格杀。八月,被清廷解散之部分乡勇,参加白巾军,不时向老林以外出击。九月,在西乡附近击败堵击的清军,杀副将朱槐。白巾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又坚持战斗1年余,直至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9年的白巾军(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以川、楚、陕白巾军大起义为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点评:修堡筑寨、固守一地与硬拚的作战指导,是白巾军起义初期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主要原因;大踏步前进、后退,实施流动作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战争主动权,粉碎了清军聚而歼之的战略企图,但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当清军实施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时,即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是白巾军后期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教、军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制度,致内部派系林立,战争中缺乏统一领导、计划及各部不能密切协同,亦为白巾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这一点存疑,虽然数字出于清朝的官方户籍档案 因为白莲教起义发生的地区实际上相当小,涉及的不过是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该地区的总人口估计仅为3000-40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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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南宋时期,因是佛教分支,故影响不大。元朝时期,教内发生分歧,其中一派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公元1351年(元顺帝1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多次取缔白莲教。清入关后,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

川楚白莲教起义,亦有人称之为川楚教乱,指中国清朝中期爆发于四川、陕西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

乾隆末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中原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100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的川楚边境就食,白莲教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义,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义。三月初十,襄阳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义,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由于各支义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军队各个击破。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义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义军粮草与兵源的来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义军被全部镇压。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大量军费和军力,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其四年全年收入,国库为之一空,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中国大百科全书》——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白莲教的历史渊源(一)

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发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

白莲教“政体尚专制”,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首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首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白莲教教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讽诵或由教首讲解经卷、咒语、口诀、歌词(除教外,突出敬孝行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称为“根基钱”。钱数不等,少则一、二百文,多则几十两、上百两。各地的小教首每年或几年向本派教主输钱,曰“朝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白莲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于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陆续送交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的师傅刘松手中。

白莲教徒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百余年间,刊刻了许许多多的经卷。几乎所有的白莲教经卷,都宣传“两宗三际”、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白莲教的历史渊源(二)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支派林立。混元教和收元教是其中重要的两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在家乡创立混元教,并将其迅速传播到河
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颖州等府。第二年便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
被判处死刑,他的再传弟子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混元教处于瘫痪状态。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
刘松商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随商同刘松,改为三
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
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
主”。
乾隆末年,收元教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房县王应琥两支。
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是收元教支派三益教创立者姚应彩的再传弟子。他本人亦收襄阳总差
役齐林等人为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又拜刘之协为师。三年后,宋之清因传徒
日多,与刘之协发生了争教事件,遂自立一教,名为西天大乘教。从此,他“自行兴教
,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并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阶级关系紧
张的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让弟子们广收徒众,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王应琥也在湖北
、四川交界地区大力发展组织。以宋之清为首的收元教,为把农民群众从宗教信仰的迷
雾中吸引到自身的解放上来,宣传“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
下”,“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
,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等等,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勒转世,保辅牛八”
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群众,扩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
顺利。其弟子中,湖北襄阳总差役齐林,对收元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襄
阳黄号,以及四川起义军大部分领袖,如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冉文俦、孙赐俸、
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等,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齐林势力和影响已超
过宋之清,川楚院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发动和领导的。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干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干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以“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813年10月8日(清仁宗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北京天理教首领林清起义,攻入皇宫。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传布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地,按八卦分为八区组织教徒。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教首。预定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阴历)八方同时起义。但因李文成行动暴露,被捕入狱。滑县群众遂提前于九月七日(阴历)起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城。李文成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林清则按期起义,在京南黄村组织武装,以200人潜入城内,在入教太监刘进亨引导下,分由东华、西化门攻进清宫。其时嘉庆帝正在热河围猎,宫中惊慌万状。皇次子(上日下文)宁调来火器营、健锐营兵入宫,战于隆宗上外。义军寡不敌众,退出皇宫。10月16日,林清在黄村被捕牺牲。李文成军在夺取滑县后,又占领道口镇等地。清廷调杨遇春、杨芳率军镇压。12月17日,李文成在司寨(今辉县地)兵败,自焚而死。1814年1月4日,清军攻陷滑县,李文成妻张氏在击杀数十人后,关门自缢。起义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因为林清攻入紫禁城,震撼极大。嘉庆帝承认:此乃“汉、唐、宋、明之所未有”,“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白莲教,中国民间宗教。渊源于中国佛教净土宗。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亦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1131~1162)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昭)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与净土宗大致相同,崇奉阿弥陀佛,要求信徒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期往生西方净土。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以佛像、图形和比喻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作《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则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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