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资料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01
郭沫若的资料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7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郭沫若名言
· 唾沫现在不管用了
· 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优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
· 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 天才这个字本来含意极其暖昧，它的定义，决不是所谓“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地间生而知之的人没有。不学而能的人也没有。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成。
·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
· 多读名家著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同样是必要的。
·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
· 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
· 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
·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
·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求无穷的真理吧。
·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 什么是天才！我想，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
·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
·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的。
其他成就
1、书法家郭沫若：行草见长韵味无穷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 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 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上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 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在一幅 1.42米×3.57米的宣纸上，郭沫若用苍劲有力的行书，书写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市场拍卖时底价为 10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 319万元的价格改写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成交记录，同时也刷新了近现代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乐山日报和乐山晚报的报头字体，也是集郭沫若手书作品而成。
若以书法家视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郭沫若可归入学者型或“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关于书法的学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从他的自叙可以看出他早年师颜鲁公的用功刻苦。从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精神，比如线条的朴茂、敦厚；结体的宽博。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的挥洒和“韵”的和谐。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拥有了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时，即有了“意”的挥洒与“韵”的天成。如果以郭沫若在文学、人格上的浪漫与文化上的“狂飙”来视其书法创作，应该是耐人寻味的。沈尹默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2、关于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系列出版物
主要有郭平英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种，印制精美，信息量大，极富欣赏价值和长久保存价值。如果说这些出版物的不足，则是因循惯例，仅在作品旁简单标注题名、尺寸、年代等，高雅有余，普及不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能够从中了解书法家其人及其作品的价值。赵笑洁、东野长河著《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艺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文学、史学界权威人士，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7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那是他光鲜的外表。
给楼主一个接近真实的老郭。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1928年自行脱党。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37年回国后，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1958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1.htm
这上面有
郭沫若简介 100字左右
答：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 家 家
答：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著名的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人物简介：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1930...
郭沫若简介急需50字啊
答：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
郭沫若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多少年了??
答：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四川省乐山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境）客家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
有关郭沫若的资料
答：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郭沫若的简历是什么样的?
答：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郭沫若资料简历20字
答：郭沫若，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20字能叫简历吗？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什么家?
答：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1892-1978），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新诗奠基人之一，...
天上的街市作者是谁
答：天上的街市作者是：郭沫若。资料拓展：郭沫若生平：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四届文联主席。是中国现代作家、...
郭沫若的资料
答：郭沫若的重要著作还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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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
1906 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 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扩展资料：
流亡日本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一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
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郭沫若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7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郭沫若名言
· 唾沫现在不管用了
· 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优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
· 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 天才这个字本来含意极其暖昧，它的定义，决不是所谓“生而知之，不学而能”的。天地间生而知之的人没有。不学而能的人也没有。天才多半由于努力养成。天才多半由于细心养成。
·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
· 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
· 多读名家著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同样是必要的。
·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
· 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
· 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
·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
·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探求无穷的真理吧。
·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 什么是天才！我想，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
· 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
·有几分勤学苦练,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的。
其他成就
1、书法家郭沫若：行草见长韵味无穷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 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 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上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 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在一幅 1.42米×3.57米的宣纸上，郭沫若用苍劲有力的行书，书写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市场拍卖时底价为 10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 319万元的价格改写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成交记录，同时也刷新了近现代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乐山日报和乐山晚报的报头字体，也是集郭沫若手书作品而成。
若以书法家视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郭沫若可归入学者型或“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关于书法的学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从他的自叙可以看出他早年师颜鲁公的用功刻苦。从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精神，比如线条的朴茂、敦厚；结体的宽博。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的挥洒和“韵”的和谐。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拥有了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时，即有了“意”的挥洒与“韵”的天成。如果以郭沫若在文学、人格上的浪漫与文化上的“狂飙”来视其书法创作，应该是耐人寻味的。沈尹默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2、关于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系列出版物
主要有郭平英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种，印制精美，信息量大，极富欣赏价值和长久保存价值。如果说这些出版物的不足，则是因循惯例，仅在作品旁简单标注题名、尺寸、年代等，高雅有余，普及不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能够从中了解书法家其人及其作品的价值。赵笑洁、东野长河著《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艺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文学、史学界权威人士，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7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1892～1978），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男，汉族，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接受斯宾诺沙、泰戈尔、惠特曼等人思想，决心弃医从文。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那是他光鲜的外表。
给楼主一个接近真实的老郭。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1928年自行脱党。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37年回国后，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 《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更是令人齿冷。因此郭沫若其人在中国文化界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1958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兼任校长。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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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上面有
答：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
答：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著名的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人物简介：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1930...
答：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
答：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四川省乐山县（今四川省乐山市境）客家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同时，还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郭沫若著述颇丰，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
答：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答：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答：郭沫若，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20字能叫简历吗？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
答：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1892-1978），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县，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新诗奠基人之一，...
答：天上的街市作者是：郭沫若。资料拓展：郭沫若生平：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四届文联主席。是中国现代作家、...
答：郭沫若的重要著作还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蜩螗集》《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