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朱熹：第十八章 天理人欲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7-29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主张探寻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消除人的私欲。朱熹提到的“人欲”，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的欲望，如私欲、淫欲、贪欲等等。可后人却断章取义，批评“存天理，灭人欲”禁锢了人的自由。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呢？
在为母丁忧守孝期满后，朱熹还是不愿出仕，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他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上。
宋代，当时理学不叫理学，叫道学，因尊崇儒家传道系统而得名。理学家们认为，在儒家传道的脉络上，按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序列而下，至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后失传，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又接续孟子的学说。在《宋史》里，宋代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另外列入“道学”传。
乾道八年（1172年）四月，朝廷再次催促朱熹入京就任枢密院编修，朱熹以俸䘵不及养家为由推辞。五月，朝廷再下旨，朱熹再推辞。
俸䘵不及养家，这应该是朱熹的借口。朱熹请祠闲居在家，只拿一半的俸䘵，岂有更能养家的道理。相对而言，与其入朝为官，反倒是理学世界的探索和游弋，对朱熹更具诱惑力。
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不想担上“遗贤在野”之名的朝廷，再次催促朱熹赴任，朱熹再以请祠推辞。
这时，朝廷中梁克家为宰相，他向宋孝宗建议，朱熹屡召不起，应该受到褒奖。
五月，朝廷将朱熹职级提升为左宣教郎，这是正七品文职官。朱熹一心求退，反得晋升，认为“于义不安”，便向朝廷请求继续担任祠官。朝廷无奈，只能差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
朱熹再把精力放在理学殿堂的架构上。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用“理”贯穿天地人，提出“理气论”和“心性论”，重建了儒家的宇宙和人生两方面学术理论，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朱熹还提出“天理”与“人欲”的概念，用以维护道德价值，这就是朱熹的“天理人欲”论。
在朱熹看来，天理人欲同出一心，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朱熹认为，“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所谓“人生都是天理”，这是孟子性善论的观点，恻隐羞恶之心皆由天生，故是天理。天理是天生的，人欲是后来生的。那人欲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朱熹说是“没巴鼻生底”，意思是说没来由生的，这是对性恶论的不认可。
因此，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遵行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和规律，消除个人的私欲。
后人之所以批评朱熹的天理人欲论，最主要的一点，是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看待，把朱熹的天理人欲论与禁欲主义划等号，这是一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理解方式。
对朱熹“天理人欲”论最好的注解，是朱熹自己说的一句话：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的观点，认为要求饮食是自然的，每个人都有求解饥渴的需求，属于天理；要求美味是后来的，各人对美味的要求又各不相同，此中便夹有私欲，故属人欲。
但美味还是饮食，故朱熹说“人欲中自有天理”。为求美味，往往容易把饮食“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的产生。但也不是说一追求美味就是人欲，如饮食与美味兼顾，安顿得恰好，也就无所谓人欲。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人的欲望要有一个度。理解这一点，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批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要不是别有用心，只能是学术不严谨的表现。
据清代褚人获所著《坚瓠集》记载，朱熹一日去找女婿黄榦，恰黄榦不在家。女儿朱兑留父亲在家吃饭，因家贫只有葱汤麦饭招待，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朱熹看出女儿心思，于是留下一首广为传诵的诗：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女儿以葱汤麦饭招待，安顿的恰到好处。朱熹自己不求美味，心系前村未炊人家，体现了朱熹安贫乐道、心忧黎民的儒者情怀。
这是朱熹践履自己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道德准则的一个典型例子。
正因人欲中有天理，天理中有人欲，践履“存天理、灭人欲”，要点在于度的把握，难点也在于度的把握。这不像冰与水，有个明显的临界点，零摄氏度以下为冰，零摄氏度以上为水。
也正因为度的难以把握，所以我们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经常注意摒弃超出人基本需求的私欲、淫欲、贪欲……让一颗依“天理”而生的自然之心，不受“人欲”的蒙蔽。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积极意义之所在。
苏东城《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里有一名句，叫“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淡的欢愉，来自疏淡简朴的生活。而生活的根基，则在于有一颗顺“天理”而生的心。
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相近的观点，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这是历来批评程朱理学最多之处，甚至有“以理杀人”的说法。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出处在《二程全书》，当时程颐就男子继娶寡妇而言。在程颐眼中，男人娶寡妇为妻，是一种失节行为；寡居的女子改嫁，也是失节行为。“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确实是程颐对寡妇说的。后来随着理学成为官方哲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成了明清两朝摧残迫害妇女的律条。因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这笔账自然也算到朱熹的头上。
看待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在宋代，所谓“节”普遍理解是“气节”之义，这是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可以说，在宋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朱熹的理学思想当然也提倡要“守节”，这是对所有人提出的，更是对士大夫提出的要求。
在宋代寡妇再嫁是比较普遍的，与朱熹同时代的，李清照于赵明诚死后再嫁张汝舟，唐婉被陆游休掉后改嫁赵士诚，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非议。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平民。
朱熹认为，“女子要从一而终，不必拘泥”，“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可见，朱熹虽认为改嫁是失节行为，但态度是宽容的。
后来，朱熹在《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对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作了解释：“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朱熹的意思是说，五代十国之后，世上不注重夫妇一伦，程颐之说主要是为了让士大夫有所收敛，并非针对平民百姓，更不是专门针对女性。
在朱熹眼中，男人更应遵守“气节”。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的胡铨，就是朱熹眼中“失节”的男人。
胡铨因反对议和、乞斩秦桧，被贬谪广州。胡铨在广州，与一个叫黎倩的有夫之妇发生私情，被其丈夫逼食一种叫莝豆的马料，否则要杀胡铨。胡铨不得已受辱，但也赢得美人心。
宋孝宗即位后，胡铨携黎倩北归，途中宿于湘潭胡氏园，胡铨酒后在墙上留了“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诗句。这就是“梨涡”一词的出处，本指黎倩脸上的酒涡，现泛称所有女子面颊上的酒涡。
朱熹后来也宿于湘潭胡氏园，看了墙上胡铨留诗大惊，也题诗两首：
其一：
贪生莝豆不知羞，腼面重来蹑俊游。
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涴清流。
其二：
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许多人都把胡铨与黎倩，当作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朱熹认为，胡铨作为名震朝野的主战派人物，是受人尊崇的士大夫，其勾引有夫之妇在先，贪生受食莝豆之辱在后，回归后本应忧国为民，却沉湎女色，已是尽失士大夫的气节。因此，朱熹感叹人欲的可怕，有多少人正因人欲而误了一生。
由此可见，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士大夫阶级的要求。
在朱熹理学思想下长大的文天祥，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体现了一个男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操意识。
可惜到了明清两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却被缩小化、片面化成女人为男人去守贞操。翻开各地的地方志，列女传中尽是明清两朝的记录。而在这记录之外，又有多少妇女因“失节”而付出了生命，这就是理学被诬为“以理杀人”的原因。
事实上真正的刽子手是男权主义者。明朝从胡惟庸被疑叛乱后，取消了宰相制，清朝承袭明制，明清两朝皇权登峰造极，相应地男权也达到顶峰。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们手中只是统治工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自然被阉割成奴驭女子的道具。
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绾在女子的裤腰带上，这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更是明清时期中国男人的耻辱。作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人，不求自己恪守“气节”，却片面地要求女人坚守贞操，这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未完等续）
在为母丁忧守孝期满后，朱熹还是不愿出仕，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他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上。
宋代，当时理学不叫理学，叫道学，因尊崇儒家传道系统而得名。理学家们认为，在儒家传道的脉络上，按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序列而下，至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后失传，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又接续孟子的学说。在《宋史》里，宋代儒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另外列入“道学”传。
乾道八年（1172年）四月，朝廷再次催促朱熹入京就任枢密院编修，朱熹以俸䘵不及养家为由推辞。五月，朝廷再下旨，朱熹再推辞。
俸䘵不及养家，这应该是朱熹的借口。朱熹请祠闲居在家，只拿一半的俸䘵，岂有更能养家的道理。相对而言，与其入朝为官，反倒是理学世界的探索和游弋，对朱熹更具诱惑力。
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不想担上“遗贤在野”之名的朝廷，再次催促朱熹赴任，朱熹再以请祠推辞。
这时，朝廷中梁克家为宰相，他向宋孝宗建议，朱熹屡召不起，应该受到褒奖。
五月，朝廷将朱熹职级提升为左宣教郎，这是正七品文职官。朱熹一心求退，反得晋升，认为“于义不安”，便向朝廷请求继续担任祠官。朝廷无奈，只能差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
朱熹再把精力放在理学殿堂的架构上。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用“理”贯穿天地人，提出“理气论”和“心性论”，重建了儒家的宇宙和人生两方面学术理论，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朱熹还提出“天理”与“人欲”的概念，用以维护道德价值，这就是朱熹的“天理人欲”论。
在朱熹看来，天理人欲同出一心，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朱熹认为，“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所谓“人生都是天理”，这是孟子性善论的观点，恻隐羞恶之心皆由天生，故是天理。天理是天生的，人欲是后来生的。那人欲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朱熹说是“没巴鼻生底”，意思是说没来由生的，这是对性恶论的不认可。
因此，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遵行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和规律，消除个人的私欲。
后人之所以批评朱熹的天理人欲论，最主要的一点，是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看待，把朱熹的天理人欲论与禁欲主义划等号，这是一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理解方式。
对朱熹“天理人欲”论最好的注解，是朱熹自己说的一句话：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的观点，认为要求饮食是自然的，每个人都有求解饥渴的需求，属于天理；要求美味是后来的，各人对美味的要求又各不相同，此中便夹有私欲，故属人欲。
但美味还是饮食，故朱熹说“人欲中自有天理”。为求美味，往往容易把饮食“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的产生。但也不是说一追求美味就是人欲，如饮食与美味兼顾，安顿得恰好，也就无所谓人欲。
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人的欲望要有一个度。理解这一点，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批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要不是别有用心，只能是学术不严谨的表现。
据清代褚人获所著《坚瓠集》记载，朱熹一日去找女婿黄榦，恰黄榦不在家。女儿朱兑留父亲在家吃饭，因家贫只有葱汤麦饭招待，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朱熹看出女儿心思，于是留下一首广为传诵的诗：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女儿以葱汤麦饭招待，安顿的恰到好处。朱熹自己不求美味，心系前村未炊人家，体现了朱熹安贫乐道、心忧黎民的儒者情怀。
这是朱熹践履自己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道德准则的一个典型例子。
正因人欲中有天理，天理中有人欲，践履“存天理、灭人欲”，要点在于度的把握，难点也在于度的把握。这不像冰与水，有个明显的临界点，零摄氏度以下为冰，零摄氏度以上为水。
也正因为度的难以把握，所以我们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经常注意摒弃超出人基本需求的私欲、淫欲、贪欲……让一颗依“天理”而生的自然之心，不受“人欲”的蒙蔽。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积极意义之所在。
苏东城《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里有一名句，叫“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淡的欢愉，来自疏淡简朴的生活。而生活的根基，则在于有一颗顺“天理”而生的心。
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相近的观点，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这是历来批评程朱理学最多之处，甚至有“以理杀人”的说法。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出处在《二程全书》，当时程颐就男子继娶寡妇而言。在程颐眼中，男人娶寡妇为妻，是一种失节行为；寡居的女子改嫁，也是失节行为。“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确实是程颐对寡妇说的。后来随着理学成为官方哲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成了明清两朝摧残迫害妇女的律条。因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这笔账自然也算到朱熹的头上。
看待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在宋代，所谓“节”普遍理解是“气节”之义，这是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可以说，在宋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朱熹的理学思想当然也提倡要“守节”，这是对所有人提出的，更是对士大夫提出的要求。
在宋代寡妇再嫁是比较普遍的，与朱熹同时代的，李清照于赵明诚死后再嫁张汝舟，唐婉被陆游休掉后改嫁赵士诚，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非议。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平民。
朱熹认为，“女子要从一而终，不必拘泥”，“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可见，朱熹虽认为改嫁是失节行为，但态度是宽容的。
后来，朱熹在《书王印川广文诗注后》，对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作了解释：“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朱熹的意思是说，五代十国之后，世上不注重夫妇一伦，程颐之说主要是为了让士大夫有所收敛，并非针对平民百姓，更不是专门针对女性。
在朱熹眼中，男人更应遵守“气节”。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的胡铨，就是朱熹眼中“失节”的男人。
胡铨因反对议和、乞斩秦桧，被贬谪广州。胡铨在广州，与一个叫黎倩的有夫之妇发生私情，被其丈夫逼食一种叫莝豆的马料，否则要杀胡铨。胡铨不得已受辱，但也赢得美人心。
宋孝宗即位后，胡铨携黎倩北归，途中宿于湘潭胡氏园，胡铨酒后在墙上留了“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诗句。这就是“梨涡”一词的出处，本指黎倩脸上的酒涡，现泛称所有女子面颊上的酒涡。
朱熹后来也宿于湘潭胡氏园，看了墙上胡铨留诗大惊，也题诗两首：
其一：
贪生莝豆不知羞，腼面重来蹑俊游。
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涴清流。
其二：
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许多人都把胡铨与黎倩，当作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朱熹认为，胡铨作为名震朝野的主战派人物，是受人尊崇的士大夫，其勾引有夫之妇在先，贪生受食莝豆之辱在后，回归后本应忧国为民，却沉湎女色，已是尽失士大夫的气节。因此，朱熹感叹人欲的可怕，有多少人正因人欲而误了一生。
由此可见，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士大夫阶级的要求。
在朱熹理学思想下长大的文天祥，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体现了一个男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操意识。
可惜到了明清两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却被缩小化、片面化成女人为男人去守贞操。翻开各地的地方志，列女传中尽是明清两朝的记录。而在这记录之外，又有多少妇女因“失节”而付出了生命，这就是理学被诬为“以理杀人”的原因。
事实上真正的刽子手是男权主义者。明朝从胡惟庸被疑叛乱后，取消了宰相制，清朝承袭明制，明清两朝皇权登峰造极，相应地男权也达到顶峰。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们手中只是统治工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自然被阉割成奴驭女子的道具。
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绾在女子的裤腰带上，这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更是明清时期中国男人的耻辱。作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人，不求自己恪守“气节”，却片面地要求女人坚守贞操，这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未完等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