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化偏至论》 最后一个自然段的翻译
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在这篇论文中,鲁迅以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从西方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状况及中国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自己对改革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它是鲁迅早期思想全面集中的反映,也是鲁迅以后在思想上向共产主义转化的一个基础。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在中国仍至世界文学史上以“处女作”成名的作家为数不少，但在37岁时才发表处女作，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大文豪的作家却为数不多。鲁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革命造成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没有鲁迅。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不但写了《文化偏至论》、《魔罗诗力说》等文学论文，翻译了许多“域外”的进步小说，还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然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声音虽然激进，但毕竟缺少呼应，不能造成一个运动。而《新青年》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发难后，虽然也一时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影响就震撼人心了。沈雁冰曾在《读》一文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狂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与后来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惠的风》等作品相比，《狂人日记》确实“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没有因此而展开一场文艺论战；但是，《狂人日记》在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开拓现代小说的道路特别是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流毒方面，其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鲁迅的成功，又在于他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深刻认识。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还曾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棠的信中说道：“《狂人日记》实力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司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知者尚寥寥也。”由此可见，作品小序中所谓“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等语，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摹传统笔记小说作法而写的反语，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所说的“医家”有更深广的含义，并非狭义的“医生”、“大夫”。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的“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而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下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作用！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不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写下层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迫害，更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鲁迅塑造这具有狂与不狂两重性的形象，就是对社会矛盾的一种揭示。这也是狂个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掌握狂人形象的关键，就在于对狂人是真狂还是假狂的理解。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过：当时“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从作口中狂人的言行来看，他的确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属于精神病学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如作品所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像这样的以为人人都要害他、要吃他的心理，在作品中处处可见。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那就很容易认为狂人是真狂了。其实狂人的评议和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却又表现出清醒的认识、深刻的思想和发言人的洞察力。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从写满“仁义道德”几字的历史字缝里所发现的吃人的本质。这段话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礼教的面纱，揭露了封建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几千年来，敢于站出来说出这个本质的人难道不就是被世人看作是“狂人”的人吗？作品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作者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写人物的语言，其逻辑虽然常常很不清晰，但是，其含义却是相当丰富而且深刻的。所以，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如果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狂人形象是真狂还是假狂的问题，那么，对狂人形象所具有的“狂与不狂”的两重性就容易掌握了。狂人的“狂”，一方面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并且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只是他说出了当时的人们不敢说或者是还没有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创作的“总序言”，除了思想主题方面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它在鲁迅小说艺术上的开拓意义。鲁迅小说正是从这里开始，就一直既借鉴外国小说的长处，又继承传统小说的优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现代小说的新的民族形式。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此外，作口中所带有的“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和新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寓热于冷”的凤格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所以，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在中国，以前没有日记体小说，只有笔记体和章回体小说。笔记体是“采风式”的，章回体是“说书式”的，它们在都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则全部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白。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很好地表现了本民族的生活和意识，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抛弃本国的小说传统，在以自我表白为主要特征的日记体小说中，仍然能很好地运用白描手法，极简明地通过语言和行为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此外，作者对白话的运用，也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等，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鲁迅正是他高超的语言功力，在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同时，很地与传统小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本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才创造出了“日记体”这样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从创作方法上看，《狂人日记》主要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这表现在作品重视典型环境的描写、重视细节的真实性、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方面。我们在阅读中时，如果把狂人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他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他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而“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甚至于“去年城里钉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个细节后来被作者用于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之中），确实是“从来如此”。
《狂人日记》的现实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是念念不忘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愚昧国民的同性和鞭挞。在作品中，除了现实广义的方法外，象征主义也时常可见。无论是“很的月光”，还是“赵家的狗”；无论是狼子村的炒吃心肝，还是李时珍写的人肉可以煎吃，都既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刻画，也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结合。狂人的精神病状的描写是逼真的，而他的几乎所有语言又都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他的形象本身的象征意义则更为突出。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狂人日记》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与崭新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地体现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实绩，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思想家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思想前言后语般地说个清楚。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他的片语只言中。当然，体察一种思想，必须体察一个思想家所有的言论。也许这样还不够，还要包括行为。
对于鲁迅也是一样的。批评鲁迅的人常常说鲁迅的思想没有系统，只是零散的火花。我倒觉得，不能埋怨鲁迅的零散，而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我们对鲁迅的思想又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不是还有一种也看是很有道理的言论吗，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宽容的人允许没个人成为思想家，却不能容忍鲁迅成为思想家。
比如，我们对《文化偏至论》的理解，远远地，距离着它所反映的思想核心。从《文化偏至论》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是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成为文学家的。
再加几句题外话。鲁迅是什么家呢？也许鲁迅不一定同意，后人给他加了三顶帽子：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对于鲁迅是合适的，恰如其分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是思想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用文字说话的人，如果能把事情说清楚了，问题说明白了，就算好的了，姑且叫作家。但是一个作家能够到了文学家的程度并不容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要独立的，缺了这些，我想一个人很难成为文学家。退一步讲，即便只是一个作家，也还要兼有学者的气质和学识。学者就是做学问，先是掌握学问，继而研究学问，再就是创新学问。很多作家开始的时候写了很好的作品，后来却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皇皇几十卷，却是充满了水分的泡沫。如果给他一个病理，应该是学问的问题吧。
我们看看鲁迅，如果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如果鲁迅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是一个书法家，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鲁迅是无法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的。所以我说，文学不是急功近利，更不能哗众取宠。偏偏，很多颇赋才华的人毁在了这上边。
接着说《文化偏至论》。
几千年的封建束缚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个性自由的解放创造。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中，鲁迅选择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其实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郭沫若的早期，对尼采哲学的关注不亚于鲁迅，郁达夫、矛盾、“沉钟社”、“狂飙社”等作家都受着尼采的影响。所以，当有人责备鲁迅“个人主义”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看。
很多人学习尼采，只有鲁迅从尼采走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立人。从这一点说来，鲁迅其实是中国近代唯一的思想家。回头看看，还有谁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尼采哲学的全部内容是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他的真实的自我，去独立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因此尼采的哲学总是以对于生命的热情思考为核心去发现生命的内涵，正是这种生命精神，构筑了他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这最基本的生命哲学思想。何为“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就是“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身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个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劳尽而欢欣鼓舞--我谓这为‘酒神精神’。”尼采还一再强调，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一切生命的整体。由此看来，酒神精神的本义是肯定生命包括生命所涵有的痛苦，要想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尼采笔下的人显然是一个生命本能健全、且有强力意志的人，这个人看到了生命进程中的痛苦和罪恶，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和肮脏，但是他并未被这种痛苦和苦难所压倒，而是把痛苦看作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用强力意志精神去正视和接受痛苦，进而战胜这种痛苦，在“痛苦”的战胜过程中享受生命力增强的欢乐。由此看来，尼采从生命本能的要求出发，把道德善恶看作是生命本身以内的事情，而不是脱离于生命之外的内容，否定了以往的所有理性规范。柏格森毫无疑问沿着尼采的思想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生命冲动”的学说，“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中既被当作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被当作一种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它永远在变化运动和创造中，没有终止的时刻，因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种无体无止的创造过程中，在这里，人的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也同样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尼采和柏格森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把生命的创造精神和强力的意志追求看作是人的生存目的，那么弗洛伊德则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内涵试图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无意识的生命冲动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动力，为人类揭开了通往自身的认识道路，如上简略论述，我们看到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以实现生命本能力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把生命从传统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除了生命自身价值的实现之外别无他物。
从尼采的哲学态度来比照，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对他的热情。要从几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和封建道德的奴役中走出来，没有比张扬着个性色彩的尼采哲学更有力的了。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是另一种思想的复制。鲁迅走来了。他从尼采哲学中抽去了对中国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更多的，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后，鲁迅一个叫吴国群的同乡充满感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鲁迅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前无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解剖和否定，并以辛亥革命后“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内骨依旧”的血的教训，警告人们认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鲁迅兼用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鞭辟入里地解剖了在长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让人们从自身精神重建内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转达为人国”的启蒙自新之途；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论争上的迷云，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拨正到理应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身上，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国”的革新自强之路；是鲁迅最早从“旧垒”走向开放的前沿，“睁了眼看”世界，在万马齐喑的上一个世纪之交，明确倡导“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改革开放原则；又是鲁迅，早在中国因被迫开放而面临社会和文化重建双重变革的关键时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权主义用心，又敢于正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敢于抹去笼罩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灵光，击破民族自大的幻梦；既能指出西方强大“多缘科学之进步”而“根柢在人”，又发现了“欧美之强”的“文化偏至”，从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图存的中国人避开“物质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的并举，倡导“汉唐气魄”和“拿来主义”。
鲁迅曾说，“我是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自然招来了一群人的狂轰乱炸，说鲁迅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蔑视民族。怎么说呢，这些人在抨击鲁迅的时候，自觉地露出了自己不学无术的本质，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正义”。在鲁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为基础的。恬舌可以闭嘴了。
鲁迅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人，并且传统文化影响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个性而张精 神”的时候，让鲁迅非常痛苦。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热爱这个民族，却又不得不拿起斧头，向它坎去。
他知道“尊个性而张精神”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他本身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束缚着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些滋养着他。所以，极力鼓吹“个性”他却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不足以砸烂束缚的镣铐。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道家的狂放不羁来抵抗新的压迫。这是鲁迅的片面，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论，鲁迅没有明白的是，所谓民主，其实是“坏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实是“坏人”为“坏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则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别人自由，决不是为了别人的自由而让自己自由。应该说，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对立，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比较也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中国却是最正确的，行得通的。为什么理论上有漏洞的东西却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他找准了中国的实际，针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鲁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论来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觉，天才的直觉，当然，这天才同样来源于他的深厚和敏锐。鲁迅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鲁迅自己的谦虚，更有鲁迅的期望和祈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读出来，读懂。
也许，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会“速朽”的，他的思想也会落于时代之后，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此文中关于尼采哲学的论述参考并直接引用了多本著作所述，不一一列举。特言。
以此观之，欧洲十九世纪的文明，超越以往，凌驾远东，是不必明察即可知的。但既然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则其偏至一极，是理所必然的。至于末流，弊端更是明显。于是新的宗派崛起，特别地反向而行，重新张扬热情和勇猛的行动，掀起大的波澜来涤荡（已经走暴露弊端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直至今日，这股新思潮更加浩大。其将来如何，大概可以预测。
我找了两个星期，没有。星期二要交了。我所有方法都试过了。连英文版、日文版都找过，什么翻译机也试过，自己翻译也试过，图书馆也找过，同学也问过……总总方法都失败了。老师他会翻译么？反正这比古代的文言文还难。我不会。咱们是难兄难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