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的人物生平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出生于北京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十六岁的张廷玉准备参加会试，但因张英（其父）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廷玉的夫人姚氏离世，父亲张英登上相位。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廷玉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亲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月，入值南书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后，多次随康熙南巡及巡行蒙古诸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张廷玉母亲离世。九月，父亲张英离世。服阕，仍原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充经筵讲官。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充武殿试读卷官，十一月，充纂修《省方盛典》副总裁官。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授刑部左侍郎。次年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士。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 院文章之事。不久即提升礼部尚书，充任《世祖仁皇帝实录》一书的副总裁官。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乡试主考官。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蒋廷锡领其事。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授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宜。乾隆三年（1738年），罢总理事务之名而以大学士掌机要。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老病乞休，乾隆帝执意坚留。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同意张廷玉辞官，命待次年春天舟行回乡，并制诗三章赠张廷玉。随后张廷玉入谢时触怒乾隆皇帝，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张廷玉官爵及罢配享，诏许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退休，仍配享。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归，激怒了乾隆皇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卒于里第，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于龙眠山，乾隆最终仍遵遗诏，命配享太庙。

高斌年轻时在内务府当差，雍正元年（1723年），担任内务府主事。雍正四年（1726年）出任苏州织造。此后历任广东、浙江、江苏、河南布政使。 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高斌担任河东副总河职务，雍正十年（1723年）调任两淮盐运使同时署理江宁织造一职。雍正十一年（1733年），高斌署理江南河道总督一职，随后实际担任该职务。 乾隆元年（1736年）四月，黄河水涨，乾隆帝命高斌会同两江总督赵弘恩、河南巡抚富德共同提出治水对策。 高斌在赴任后不久，提出治水之策，他建议疏浚毛城铺城以下河道，并于相应位置开河建坝。此方案经批准实行。 乾隆三年（1738年）正月，依高斌所奏，在淮、扬运河清河口至瓜州段相应建闸修坝的工程完毕，高斌得到朝廷的嘉奖。 一年后，高斌“开新运口，堵塞旧运口，进而避免黄河倒灌”的奏疏经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实地查勘后付诸实施。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高斌上奏，他认为黄河自宿迁经过桃源至清河共二百余里的河流，水流湍急，而河北案只有六座缕堤但并无遥堤，属于隐患，并奏请对淮河进行治理。他的建议得到批准。 不久，高斌调任直隶总督并兼管北河河道总督职务。 乾隆六年（1741年），高斌在奏折中全面陈述治理永定河的策略：“治理永定河关键在于使下游水域水流通畅。建议在三角淀旁边开设引河。” 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高斌又奏报疏浚永定河上游事宜，指出：“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河流长度八百里，应多开渠道，以便灌溉两岸的农田。”同时他建议在宜化境内的黑龙玩、怀来境内的和合堡，宛平境内的沿河口三处，修筑玲珑坝，以下游汹涌的水势。最终该方案得以实施。 高斌对直隶的经营治理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加太子太保衔。五月，高斌任吏部尚书，仍兼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事务。十二月，担任协办大学士，入值军机处。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天，运河水涨，海州一带被淹，高斌受命往勘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高斌担任文渊阁大学士。 四月，高斌受命同江南新任河道总督周学健办理防汛事宜。 及时上疏提出解决方法，得旨允准后实施。 乾隆十三年（1748年），高斌随同御史刘统勋查办山东赈灾事宜。在此期间，高斌会同副总河顾琮查办浙江巡抚常安贪赃案，由于在处理过程中不能秉公执法，被部议革职，奉皇帝诏从宽处理，免予革职，改为留任原职。 同年，高斌又因在办理监督籍没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家产案中徇私情而被革去大学士一职，仍兼管江南河道总督事务。 乾隆十八年（1753年），洪泽、高邮等地洪水泛滥成灾，高斌因身任河督失职而被下部严议。 同年，河南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等人亏帑事发，高斌因袒护属下而被革职，并被派到河务工地效力赎罪。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高斌卒于工地，终年七十二岁。乾隆帝命令追赠内大臣衔，在内务府中取银一千两，料理后事。 二十三年（1758年），赐谥号“文定”。 五十一年（1786年），高斌的牌位入祀贤良祠。

康熙十九年（1680年），鄂尔泰出生。他的先人早期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 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曾官任国子祭酒。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一直活跃在官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悲观，绝没有想到后来能出将入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
雍正三年（1725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兼管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就在此时，朝廷发生了关于“改土归流”的争议。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的事务。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原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制度。各处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在地上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数百年来，也曾有过治理行为，但没有一个成功。
雍正帝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恰在此时，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封正南为都统，目的就是让他去解决土司之患。鄂尔泰所部军队刚刚扎营，便遭土司甲兵骚扰，营房亦被焚烧。经过调查研究，他感到发兵出击，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若从长远计议，必须彻底根除土司统治制度，坚决实施“改土归流”方针大计。他在奏折中阐述“改土归流”的原则：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对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抚并用，顽抗到底者坚决剿灭；只要悔改，对抗过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宽免。重点策略是促土司投献，投献者给以安抚，表现好的可任其政府的流官，尽量减少敌对情绪，减轻“改土归流”的阻力。鄂尔泰的奏疏使雍正对实行“改土归流”下定了决心。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鄂尔泰对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用兵，土司负隅顽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长寨土司被摧毁，鄂尔泰奏准派流官治理，在此设长寨厅（即今长顺县）。这是鄂尔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胜利开端。长寨事定，雍正帝在批复派遣长寨厅的第一个流官的同时，破格升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因为这三省改流的任务最重，由鄂尔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点及三省土司情况，进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计划。他对土司用兵，政策性极强，轻重缓急，把握得当。长寨地区改土之时，各处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土司皆挟众反抗。鄂尔泰命总兵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坚决镇压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等1398寨，广顺、定番、镇宁等680余寨，战果辉煌。
镇沅地区土司刀瀚、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土知府和土知州，他们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军队，既扩充了他们的势力，又毁坏了官府的形象。鄂尔泰发兵进击，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随后，鄂尔泰置函劝乌蒙、镇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动投献。两地土司禄万钟、陇庆侯不仅不降，反而联合对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动即攻掠东川府清军营盘，气焰十分嚣张。鄂尔泰命游击哈元生率兵征讨，并咨文川军协助进剿，一举击败二土司联军， 遂又对二地改流，设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初年，广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尔泰决心对其实行招抚。岑映宸经多番招抚，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给了他优待条件，遂在此地设泗城府制（今凌云县）。在鄂尔泰的努力下，“改土归流”得以大张旗鼓地展开，梧州，柳州、庆远等地的兄弟民族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有力地推动了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开展。 黔东苗岭山、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省著名的“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 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雍正四年（1726年），张率兵击退前来抗击官兵的苗司军队，攻入古州城。
然而，“苗疆”的土司屡败屡起，尽管张广泗有勇有谋，也难以顺利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帝派部员到此“宣谕化民”，仍无济于事。扰攘经年，终又发生反复，被赶走的土司和其武装蛊惑土著居民叛乱。叛民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都匀府的丹江、凯里、雍正帝调遣广、四川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又派“抚苗大臣”张照自京师前来“会剿”。结果，张照却密告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略根本错误，不仅未能平服叛乱，反又添内乱。鄂尔泰上疏，只承认没能彻底搞好“改土归流”，但坚不认为改流方针的错误。直到罢免张照，再令张广泗镇压叛乱，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实。 两湖地区在云贵改流进展之时也开始实行。这里虽有土司，但土著居民与汉民杂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改土归流”的大势威慑两湖土司多有主动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数负隅顽抗。湖北容美土司田如不听改流，雍正帝命鄂尔泰派兵进剿，田众叛亲离，吓得自缢身亡，所属地区改为流官制。
四川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山峦连绵，彝民祖辈在这里劳动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们深受其害，生活极端悲惨。四川军政长官对彝民区的改流产生畏难情绪，迟迟不动。当云贵地区有所建树后，促使他们也派兵进入彝区，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较为顺利地进行了“改土归流”。
总之，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项边疆官制的改革中，鄂尔泰充当了主要角色，由关键之时的上书，到制定改流方针大计，再到具体实施，历时多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改任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次年加衔为少保，雍正十年（1732年）召至京城，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的地位。后来又因为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为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
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因为他对叛乱的事情经理不善，削去伯爵之位，但对他信任如故。
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 乾隆元年（1736年）为钦点会试大总裁，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
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