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咏明体 、诗缘情、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8-31
散体赋的名词解释
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专门谈创作的理论作品。其中,在谈到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一问题上,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求文词美丽,赋是铺写其事,所以要清楚明确。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的,主情为诗的特点。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无论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还是从诗歌之来源看,都能解释得通。其实,早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然而,处在“七雄纷争”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抒情”说难以“独尊”。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抒情”之论更无立足之地。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谓之“露才扬己”而“忿怼沉江”,“抒情”之说可谓昙花一现,即被汉儒扼杀在摇篮之中。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
散体赋的名词解释:
也叫大赋,汉初形成,汉武帝至东汉中期最盛。它是汉赋的主要代表,居于主流地位。以写帝王贵族生活为主,既讽且劝,曲终奏雅,客主首引,韵、散结合。奠基之作为《七发》、成熟之作为《天子游猎赋》。(考试用)
散体赋简介:
散体赋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摛(chi)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兴起于汉武帝之时,是一种综合了诗、骚、散文等文体因素而被作家重新加工过的新型文体。散体赋的初具规模之作可上推至宋玉的《高唐赋》,枚乘的《七发》则是奠基之作,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把散体赋的创作推向了成熟阶段。
缘:借助
绮靡:美好,艳丽,精妙
也就是说,诗歌借助情感变得精妙。(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8位文学家: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先后有90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文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专门谈创作的理论作品。其中,在谈到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一问题上,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意为,诗歌因情而生,所以要求文词美丽,赋是铺写其事,所以要清楚明确。这是中国文论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诗是主情的,主情为诗的特点。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无论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还是从诗歌之来源看,都能解释得通。其实,早在屈原时代,与“诗言志”相比照的“抒情”之说就已产生。如《楚辞·惜颂》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最早提及诗歌“发愤抒情”的艺术功能,是对传统的“诗言志”的一次突破。然而,处在“七雄纷争”的战国后期的楚国,处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抒情”说难以“独尊”。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抒情”之论更无立足之地。汉初文坛盛行拟骚,屈原作品稍露头角,就遭史学家班固的斥责,谓之“露才扬己”而“忿怼沉江”,“抒情”之说可谓昙花一现,即被汉儒扼杀在摇篮之中。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