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扩展资料: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
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
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
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
蒋南翔在58年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要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受别人牵制,要创新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自由的意志,不该被别的事情所阻碍,这也是在向后来的学术界敲响警钟。
扩展资料: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
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
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
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陈寅恪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陈寅恪认为对于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己自由的意志,不该被别的事情所阻碍,这也是在向后来的学术界敲响警钟。
拓展材料
出处演说者:陈寅恪
1890.7.3—1969.10.7
德国作家、诗人
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
“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后来,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十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包括许倬云先生在内的一批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心中。 第一是耻不如人。清华起初是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的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三十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成为抗日救亡的中心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明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出国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清华改大是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科学优势上扬。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它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科学方法”(参见吴宓在国学院开学日的讲话),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以事实为出发点。这一点,构成清华与北大办学的风格不同,其原因除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外,还同梅贻琦在美受的理工科教育背景有关。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追求“所以然”、“比较有科学精神”。解放后,清华校长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科学的传统,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从前。蒋南翔在58年大跃进、文革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对发展清华的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重视实干。早在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直到现在,在校园的中心位置还坚立着一块碑,上书“行胜于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实干”的特点。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思”,不在“行”,但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实用"。全国解放后,清华被改造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实干"的传统进一步充实了工科的操作型特点。每一重大决定作出,必有细密的操作程序和系统,保证决定能够获得实现。从培养计划、科研战略到校园管理都是如此。清华有多人进入中央、省部担任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作风。清华每年招生高居龙首,无可匹敌,也是因为它给学生家长与学生本人一个扎实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根本上说,“实干”同“后现代”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育从“思”向“行”转变的趋势。解放后清华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与文科不同。罗素说:“技术给予人的能力是社会性能力,不是个人的能力。科学技术需要有在单一的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大量个人进行协作,所以它的趋向是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反个人主义的。”(《西方哲学史》第6页,商务,82年版)工程训练养成了很强的团队意识,对个人作用不像文 理科那样看重。长期受清华精神熏陶的人在工作中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一班人的团结。这也是清华人同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比较契合之处。
思想是自由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 兼容并包 就是具有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襟怀,不管是相同或相反的意见和声音,都能够倾听。
这句话是针对研究学术说的,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且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语出陈寅恪于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在其中先生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