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军的历史沿革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决定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即成立云南都督府，蔡锷任都督。云南是武昌起义之后最早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起义的胜利声援了武昌，推动了贵州、四川及一些省的独立。云南人民“重九”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且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到来。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滇军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护国运动为全国首义，拥护共和，名撼天下。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1]。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军阀，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毕节入川，取纳溪、泸州。1月5日，袁世凯令曹锟、张敬尧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2月2日，川军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2月28日，护国军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3月17日，护国军再次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李烈钧，参谋总长为何国钧，张开儒、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济光之兄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3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 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四川靖国战争。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一梯团长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四镇守使乱云南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横扫两湖和浙赣，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因为害怕他的武功高强，龙云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虞部击退。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赤水地处黔北，紧连川南，为黔川重要古镇，是贵州开发较早地区。历史受巴蜀文化影响。远在新石器时期，赤水河中下游已有人类活动，已发现有石斧、石锛、石网坠和原始人类用火痕迹及至今仍无人释读的岩刻符号。唐代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西南地区设置大量羁糜州，在今赤水地域内设置有淅州、蔺州、能州等。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赤水正式用行政建置，时属滋州仁怀县，县城在今复兴镇。宣和三年（1121年），撤滋州，降仁怀县为堡，改隶泸州合江县。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仁怀堡改属播州宣慰司管理。元代，播州宣慰司长官杨邦宪降元，并仁怀堡、武都城（今习水土城）为仁怀、古磁等处（等处为元代行政建制名称之一，派巡检驻原仁怀堡管辖。元末，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朝”，改仁怀、古磁等处为怀阳县。明朝初年，朱元璋灭夏，怀阳县废，其属归还播州宣慰使司管辖。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在全国编造赋役黄册、整顿设置里甲，今赤水地区属播州五十四里之仁怀里、龙门里（亦称下赤水里）和上赤水里部分，万历二十九年平播后，实行“改土归流”，以仁怀里、龙门里、上赤水里、丁山里、小溪里等设仁怀县，隶四川行省之遵义军民府。因原仁怀县治所早年荒废，首任知县曹一科拟将新县城设于赤水河中游的土城，但因当地豪姓作梗，只得建成于赤水下游的留元坝（亦称犁辕坝，即今赤水市治所所在地），隔河与泸州合江县相邻。清朝仍袭明朝建置，雍正六年（1728年），随遵义府改隶贵州。雍正九年（1728年），知县杜诠以县城居仁怀县边界，“河以南天尺土”，“不便于官，不便于民”，请准移治所于仁怀县南的李博里，仁怀县城由留元坝迁生界，原县城改由遵义府通判驻守管理。乾隆三年（1738年），经吏部议奏，拨仁怀县之仁怀、河西、土城三里归旧城通判管领，亦称遵义分府。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贵州总督张广泗请准疏通赤水河，以便于铅铜入京和川盐入黔，次年竣工。从此赤水河成为川盐入黔重要通道，各地商贾营集赤水，大量流民涌入烧炭、种靛，以盐运、竹木为主的经济迅速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改遵义分府为遵义厅，亦称仁怀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改遵义厅为仁怀直隶厅，归贵州粮储道管理。盐运的发展，吸引了四乡农民加入盐运工人行列，形成了赤水地区的最早无产者，他们深受船主剥削压迫，生活十分困难，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待遇，嘉庆十七年（1812年），盐运工人自发组织起来，要求提高运输价格，给船主以沉重打击，清朝统治者以扰乱盐运秩序为由，诬蔑船工为无赖之徒闹事，将盐运工人的组织者抓捕入狱，将赤水地区第一次工人自发运动镇压下去，但以后的船主对工人工资也稍作提高。清咸同贵州大起义时期，赤水虽地处起义中心较远，但仍有小股起义发生，均由人少力薄被镇压下去。同治元年（1862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先后两次入境而过，在旺隆、七里坎、复兴、盐井溪、牛鼻擂、孔滩桥、元厚、石牛冈、官渡等地与地主武装团练和清军激战。同治二年至三年，号军数次进入赤水地区，先后在猿猴、小金驿、大金沙、崇盘、旺隆、石堡等地与清军团练展开激战。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请准对川盐入黔四大口岸的航道进行整治，到光绪六年，赤水河茅台至合江段30多次险滩得以整治，上下船只载重量普遍增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随着贵州粮储道裁撤，又因仁怀直隶厅与仁怀县同名，改仁怀直隶厅为赤水厅，隶遵义府管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驻防厅城的新军返筑，赤水厅官员宣布下野，地方士绅筹建起大汉赤水军政府。次年，军政府权力再度交原赤水厅同知掌管，激起境内同志会的强烈反对，以姚成武为首的同志会聚众千余人开赴赤水厅城，要求满清官员交出政权，后因大军压境而失败，姚成武等人被杀害。1914年，撤销赤水厅，建立赤水县。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驻防赤水的和继圣团奉令到桐梓加入护国军北出綦江，城内防守空虚，仅省县保卫团担负防务。当北洋军先头部队抵达鲢鱼溪，赤水保卫团立即前往抗击，击溃北洋军进攻，迫使退回先市一带。同时，组织粮饷支援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联军，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24年，周西城率黔军第三师由四川进驻赤水，并以赤水作为扩张势力的基地，先后在赤水创办崇武军官学校、兵工厂、造币厂、福国工厂、电灯厂等，为桐梓系军阀集团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25年，周西城由赤水赴贵阳任贵州省省长。1929年，以共产党员梁业广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赤水活动，通过开办平民夜课学校，在广大青年和兵工厂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贵州省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赤合特别支部，梁业广任书记。中共赤合特支成立后，在赤水地区先后领导了兵工厂工人罢工、反对修建教堂、抵制日货、农民“吃大户”和破产分粮等影响较大活动，在广大劳苦大众中得到支持与爱护。1934年秋，赤水特支遭到破坏，大部分党员被捕，少数转移外地。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赤水，揭开“四渡赤水”战役和序幕，在境内与数倍于己的川黔军进行浴血奋战，分别从土城、元厚等地第一次渡过赤水河，甩开敌人，进入川南，迎得了战役主动权。此后，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又在赤合边界的石顶山发动起义，建立起川滇区边工农红军游击队，以侧应中央红军的行动，起义在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后，被镇压下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起抗敌后援会赤水分会，全县人民投入支援抗战洪流中，一大批血性男儿参军抗日，将热血洒在抗日战场。1938年，中共赤水特支成立，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41年，中共赤水特支遭破坏，特支书记被敌人杀害，支部成员转移外地。1947年，中共川南工委迁元厚陛诏。1948年因敌特破坏转移到四川荣县。1949年，县内各级党组织发展到600余人，建立起两个区临委，7个支部。同年5月建立起临工委。1949年12月1日，赤水解放，建立起县人民委员会和治安总队。1950年2月，赤水县人民政府成立，正式接管原赤水县政府权力。随即在中共赤水县委领导下，开展了征粮运动、剿匪及禁烟运动。匪风平定后，进行了减租退押，废除农民债务，开展查田评户，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使全县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15万多亩，基本满足了贫农、雇农对土地的要求。1952年到1953年开展水上民主改革运动，清除了航运业中的反动封建势力，建立工人当家作主的新秩序。1955年开始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90年12月，撤销赤水县建设赤水市。1991年7月，对县以下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调原六区一镇36个乡（镇），新建9镇5乡和3个街道办事处。1997年6月，因撤遵义地区设遵义市，赤水市改为省直辖，后贵州省人民政府委托遵义市代管。

民国初肇，贵州设新军第一标。由都督杨柏丹统率入湘参加第一次讨袁。军至湘西，在常德兵败，所部解散于湘黔之间。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 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罗、戴入主四川，双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乘机发难。刘存厚也欺入川，黔军不过七千余人，决定武力驱戴。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罗佩金恨戴戡在刘罗之战中坐收渔利，以怨报怨，迟迟不予支援。戴戡被围不支，向刘存厚交涉，愿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印，撤兵回黔。刘存厚假意允许。7月17日，戴戡率部从成都南门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厅长黄大暹被击毙，旅长熊其勋被捕杀。载戡目睹情势险恶，难以逃生，亦自杀身亡（一说被击毙）。自此，入川黔军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
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
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民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