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材料三 指出中国鸦片战争后价值观念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指出中国鸦片战争后价值观念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观念发生了变化，知道了11涨记忆之夜改变强加强自身素质建设。

一、中国失败的原因有：中国武器落后，战备不足，清政府妥协退让，帝国主义的武器先进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制度腐朽。

二、影响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三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屈辱，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
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9世纪中期，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打击，列强通过战争、威胁、欺诈等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政治上，虽然清政府依旧进行着统治，但已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干涉和控制，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等大量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推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必然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对，即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同时，中国革命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从此，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 中国经济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必须与英国商定。《五口通商章程》又规定主要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的低税率。这些规定不但使清政府成为世界上海关税率最低的国家，使清政府的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损害了中国形象，降低了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鸦片战争后短短几年，英国等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向中国疯狂倾销商品，特别是洋布、洋棉充斥中国沿海市场，使中国东南沿海传统的棉纺织业几近破产。此外，外商还操纵中国的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出口贸易，使中国的丝、茶生产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中国逐渐成为列强的原料产地。这样，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三.） 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盘剥加重，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政府在财政上就已经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而《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加之列强继续向中国走私鸦片、大肆倾销商品、控制贸易，致使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断增加税收，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最终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促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四.） 新的思想萌发，封建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而发出“外抗强敌，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但本质上还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
虽然这个时期中国人刚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肤浅和感性的，而且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样是不深刻的。但他们却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大门，他们无愧是中国近代首先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转折时期思想界所起的深刻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锐意进取的奋勇精神。新思想的萌发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启迪和召唤着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都有改变。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1、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西方的英、法、荷等国乃是“未受教化”的“蛮夷之邦”，“腿不能打弯”、“一扑即不能起”、“不善陆战”等主观歧视的观念在很多高级官员中非常普遍。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2、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3、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

1、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入、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

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

2、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入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入，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70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1、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2、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

3、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

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

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

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4、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

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

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万方数据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

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

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

1、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诂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瘼不闻不问。

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2、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3、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

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

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纠。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

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

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

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

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