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 的作品赏析
鲁迅小说《非攻》描写了战国时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小说突出了墨子的仗义性格和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张加强实力、奋起自卫的思想，凸现了墨子勇敢、机智的性格和忘我的精神。 《非攻》，毋宁说是一曲侠义精神的赞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先秦侠文化的代表，连亚圣孟子都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非攻》，正是成功地刻划了墨子的这种形象。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他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往见为楚国造了先进武器云梯的公输般和一心发兵攻打宋国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战扼杀在摇篮中。俗话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非攻》的主人公墨子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大侠。尤应指出的是，墨子乃鲁人，非宋人，但他却偏偏要不辞辛劳和危险去解宋人之危，这更表明了他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墨子的对立面是公输般，这位“能工巧匠”口头上也讲“行义”，但实际上却视“劳形苦心，扶危济急”为下贱，以助强凌弱为能事。如非墨子的极力劝阻，宋国必然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难免一场浩劫。鲁迅正是用公输般反衬墨子侠义精神的高尚和伟大。
《非攻》写道:“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圣贤，一经公输般绍介，立刻接见了，用不着费力。”墨子之所以能说服楚王取消攻宋计划，他的这种威望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位“圣贤”的形象，
《非攻》的语言，体现了鲁迅文体的基本特征：凝炼、结实、精深。《非攻》在艺术上也有一些粗糙之处，反映了其“油滑”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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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欣赏
《理水》是一篇融古代生活与现代生活为一体，既有历史人物的真实描绘，又有社会现实的广角讽喻的作品。在《理水》中，鲁迅一方面依据史有所载的神话传说，塑造了上古时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时又大胆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形式规范，将30年代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丑陋乖讹现象披上历史的外衣，讽刺性地嵌入上古时代的神话氛围里，刻划了文化山上的学者教授、视察大员、水利局官吏等众多喜剧角色，组成了一个古今杂揉的怪诞世界。这种奇诡的艺术构思最典型地体现了作家在 《故事新编》 中所追求的“故”事 “新”编的独特艺术风貌。
作为神话传说中的治水英雄，《理水》中的大禹虽然着墨不多，却是鲁迅衷心赞美的人物。作品将他置于“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险恶自然环境和其父鲧9年治水无效、充军羽山的危急情势下，集中从三个方面刻划他以自苦实干为核心的性格特征和为民请命、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的高尚品德。一是大智大勇：他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历年来治水失败的教训，毅然推翻其父鲧“湮的成法”，确立以“导”治水的新法，锐意革新，不怕保守势力的攻击和恫吓。二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他栉雨沐风，跋山涉水，身先士卒，率领随员察水情、疏江河，引洪害入海，始终奋斗在治水第一线上，“每日孳孳”，毫无倦怠。三是公而忘私的品格：为了拯救灾难中的民众，他置个人与家庭私利于度外，“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倾全身心于治水救灾，以至数过家门而不入。在塑造大禹形象时，鲁迅擅长采用凝炼传神的白描，捕捉住一系列富于艺术表现力的细节，写他破旧的衣衫、黑瘦的面目、粗手粗脚、“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以及他简短有力的语言，突出人物的朴素、沉着、坚定、务实和富于远见卓识。
与传说中的大禹相比，鲁迅笔下的大禹形象既忠实于历史人物的基本风貌，又摒弃了古人附着在人物身上的荒诞迷信色彩。他是脚踏实地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和领袖，而不是高居于众人之上的超人和万能的神。
大禹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鲁迅在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严峻形势下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高度重视。其时，国内政局黑暗、民生凋敝，日军加紧侵略，国土不断沦丧，舆论界弥漫着悲观失望的调子。为此，鲁迅写作《非攻》、《理水》，讴歌埋头实干、胸怀天下的墨子，赞颂大智大勇、自苦实干、公而忘私的大禹，意在借古代的英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展现，激励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意识，启发国民直面现实灾难，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精英人物身上吸取力量。如同他在同期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里所强调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与大禹的自苦实干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品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品中文化山上的学者教授、巡查大员、水利局官吏等人物的丑陋和卑劣。当洪水滔天、万民罹难，大禹率领随员含辛茹苦治水之际，一批知识 “名流”却苟安在波涛包围的文化山上，吃着奇肱国飞车每月一次送来的洋面包，悠哉游哉，吃饱了肚子后夸夸其谈。他们有的依据“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反动人种学，宣称鲧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有的从训诂学的角度考证出 “ ‘禹’ 是一条虫”，认定所谓大禹治水之说纯属谣言，禹根本就不存在。有的以生物学家的身份论证榆叶海苔营养丰富，含有“维他命W”和“碘质”，老百姓自有榆叶青苔果腹，“灾情并不算重”。有的将水灾的根源归结为民众的懒——“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有的则无视民众苦难，浸浸于个人性灵的抒发，指责民众“失其性灵”，“没有法子”。而那些视察灾情的大员将人民的苦难当儿戏，借巡查之名赏古松、钓黄鳝，尽情游山玩水。水利局的官吏们则大摆宴席，为巡视返京的大员们接风洗尘，肆意挥霍。众官吏酒足饭饱之后，或者畅谈沿途“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的感受;或者鼓吹“国泰民安”，粉饰民不聊生的现实，或者称赞“松皮饼”、“柏叶糕”式样的精巧和味道的清香，津津有味地玩赏百姓的痛苦。当大禹决定摒弃 “湮的成法” 以“导”治水时，他们又顽固站在守旧的立场上，对大禹群起而攻之，极尽诽谤攻击、威协恫吓之能事。
如果说作品中大禹形象的塑造是鲁迅借古代英雄的颂扬来激发国民现实斗争的勇气和信念，那么文化山上学者教授、视察大员、水利局官吏等群丑的刻划，则是作家对现实丑恶的无情鞭挞和辛辣讽刺。文化山上学者教授群像的描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30年代中国士林的堕落，举凡“文化山”的设计和学者教授们的言论学说的刻划，都有鲜明的现实影射性。例如，有关“文化山”的渲染和学者们那份“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的公呈，影射1932年北平文教界江瀚等30余人在日军大举侵略、华北的危急关头，上书政府要求从北平撤除军备，将北平定为不设防的“文化城”的荒谬主张。鸟头先生“禹是一条虫”和“一个拿拄杖的学者”的“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论调，则以顾颉刚的训诂学及潘光旦的人种遗传理论为讽刺性摹拟的对象。那个“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的插科打诨，明显讽刺林语堂一派人提倡的所谓“语录体”小品文，鲁迅在同期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中曾严厉指责他们：“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而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和“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的奇谈谬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胡适派资产阶级文人对中国广大民众的轻视和污蔑……。这里，鲁迅讽刺鞭挞的并非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意在借助其时士林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与事，批判30年代中国流行于上层知识界的空谈习气和各种有害的思潮、学说。作品将30年代灾难重重的形势下士林的空谈风气和各种邪说谬论，放在上古时代洪水滔天、哀鸿遍野的环境中，使其与大禹的自苦实干、公而忘私形成讽刺性对比，有力地揭示了它们与环境的尖锐不谐调及其对国家人民的危害性。视察大员和水利局官吏群像的刻划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30年代官场的黑暗，举凡视察大员借视察而游山玩水，水利局官吏为上司接风大摆宴席，以及他们无视民众死活，粉饰现实灾难，反对大禹治水等描写，无不以国民党政权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30年代的倒行逆施为影射对象，体现了作家对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虚伪本质的认识。借助大小官员们昏庸、贪婪、伪善、保守等形象特征的揭示，作品用漫画的笔调勾出了一幅官场黑暗的群丑图，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祸国殃民的实质。
从艺术表现层面着眼，《理水》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它那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的奇诡构思。鲁迅从反顾历史和讽喻现实的目的出发，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世界里插入大量的现代人事，使作品逸出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范围，呈现出鲜明的怪诞性和讽刺喜剧情调。这在历史小说的写法上，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造。如果将这种融今入古、古今杂揉的艺术表现方式放在喜剧美学的范畴中考察，则不难发现它有一种使叙述描写对象“陌生化”的艺术功能，是制造喜剧性讽刺效果的有力手段。众所周知，喜剧和讽刺的本质在于事物所蕴含的滑稽和丑陋性质的暴露。但正如著名喜剧理论家柏格森所指出的：“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为此，喜剧艺术家常常在作品中让人们习见不惊的熟悉事物以陌生的面目出现，使事物蕴含的滑稽丑陋性质基于陌生化的艺术处理而变得尖锐、醒目，消除习俗偏见涂抹在事物上的假相，给人们提供一个透视事物丑拙鄙陋本质的适当心理距离和最佳角度。
《理水》融今入古、古今杂揉的写法，便是一种通过现实人物历史化使对象陌生化的喜剧性艺术处理。在30年代的中国，无论流行于上层知识界的种种时髦思潮、学说和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政策，都有极大的迷惑性、欺骗性。其丑陋荒谬的本质常常裹着高雅、庄重、超然、尊严、堂皇的外衣而不易为人们识破。鲁迅巧妙地将它们置于洪水滔天、黎民饥寒交迫的上古神话环境中，幻化为文化山上空谈误国的学者教授和昏庸贪婪、祸国殃民的官吏。经由这样的陌生化处理，三十年代中国的险恶处境，下层民众的悲惨命运，士林的堕落，官场的黑暗腐败在一个简化的、缩小的、怪诞的艺术世界里，被作家高度概括地表现了出来。那些貌似高深的有害思潮、学说及其代表人物，顿时失去了所谓学术的超然和学者的清高风雅，现出了为黑暗现实充当“帮忙”或“帮闲”的本相。国民党政权机构也从它宣称的公正、威严、凛然可怖的地位被拉了下来，成为人们鄙夷、耻笑的对象。对象在艺术世界中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政治和道德的本来面目。
除了通过历史化使对象陌生化，制造讽刺效果外，鲁迅在具体的喜剧角色刻划上，还常常将人物有意识地世俗化、卑琐化，以达到嘲讽揶揄的目的。这也是《理水》讽刺艺术的一个鲜明特点。例如，作家写文化山上的知识名流一边高谈阔论种种理论学说，一边吞咽炒面、大嚼面包;写乌头先生花了三九二十七天写成的学术论文，欲看者“得拿出十片嫩榆叶”或“一贝壳鲜水苔”，宣讲论文时则“把两脚用力一蹬显得非常用劲”，“鼻子红到发紫”，“气愤到连耳轮都发紫了”;写水利局的官吏贪婪的大吃大喝，扔得满地是啃光的牛骨头; 写胖大官员攻击大禹治水的新法时满脸挂着油汗……。这些描写均突出了人物对食物粗俗的生理需求和丑拙的身体反应。如同柏格森所言：“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的事情都是滑稽的”，其功能必然造成叙述描写对象的世俗化、卑琐化，将人物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
对于鲁迅来说，《理水》以及普遍存在于《故事新编》中这种古今杂揉的艺术描写方式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作家在特定的情势下为完成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任务而创造出的独特小说形态。其意义诚如茅盾所言：“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也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和应爱。
塑造大禹的手法有：①对比衬托。用“文化山上”的学者教授享用特供食物、夸夸其谈、无视民众痛苦、苟且偷安，巡视大员出巡时讲排场、借工作游山玩水、做“官样文章”，水利局官吏借工作摆宴吃喝等行径作派与禹对比，衬托禹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公而忘私、救民于倒悬的精神品质。②白描手法/正面描写。通过禹的肖像、身材、衣着、言行、心理活动来表现禹的干练、实干、为民着想、大智大勇的品质。③用禹的妻子找禹一事来烘托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的品质。
《故事新编》应该算是鲁迅的小说中较为另类的一部了，其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不同于《呐喊》和《彷徨》，是一部依据古籍并容纳现代的作品。鲁迅先生将现实主义的真实感触与浪漫主义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创造了这部既有现实批判力度又闪耀着乐观主义色彩的经典，实是中国文坛之大幸。
《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历史文献根据的，但是在写法上却只取“一点因由”而加以“点染”，将古人与今人纳入同一形象系列，将古代与现代的情节融为了一体，但却又不是“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力求将古人写活，不是“神化”或“鬼话”古人，而是将古人当作现实中的人来写。其实，书中所写到的这些圣人和贤人，也许已经不是古代的人物了，而是变成了现代的、在鲁迅眼中的人物，所以我们才会在读完小说之后感觉到其中真实的力度。
究竟是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还是《故事新编》中的人物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或者是这些人物中根本就没有真正存在于历史之中呢？谁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所以每个人也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眼中的历史人物。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们需要的只是阅读和写作时所获得的感受。鲁迅先生笔下的历史人物，都是他从实际的境遇出发进行构思、并且从他心里真实的生长出来的。从某种角度来讲，那些故事才是一种存在的真实。
其实，写作《故事新编》时的鲁迅先生，能够在人生的尽头穿越一世的前尘旧梦，用一种从容的心态来感悟古今与世情，也许是他早已参透人生真谛了吧？
【简介】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而写就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8篇作品。《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不同于《呐喊》和《彷徨》。鲁迅先生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外加一篇《序言》。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故事有趣，想象丰富，是鲁迅作品中仅有的以远古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其中，《补天》写于1922年冬天，原题《不周山》，收录于《呐喊》初版，后改名《补天》并抽出；《奔月》、《铸剑》写于1926年和1927年，《铸剑》在《莽原》上发表时题名《眉间尺》；《出关》、《理水》、《非攻》、《采薇》、《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
《故事新编》多数是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即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有文献可考，但又不受文献束缚，在把握古人古事精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虚构，有点难懂。
【文学意义】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名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与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作品，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
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中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直到1926年，陆续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故乡》《彷徨》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辑。其中，1921年12月，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其中大部分作品和杂文收录在了《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