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事迹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6-29
闻一多的主要事迹

1、闻一多酷爱读书
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2、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
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
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简介,一分钟带你了解伟大的作家闻一多

人物故事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6月18日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 闻一多先生塑像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残害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 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在美国的往事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
  闻一多:美诗熏陶出的“闻体”
  是唯美型诗人,是诗人型学者,是学者型诗人。“五四”时代,全才不少,如闻一多之全才不多,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也不多。闻一多,13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 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另外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抗战八年中,闻一多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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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简介,一分钟带你了解伟大的作家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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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闻一多的事迹!急~~!
    答:1. 1912年,闻一多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运旅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当时他十三岁。在清华的十年学子生涯中,他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入校时他的姓名是闻多,同学给他起了绰号"widow"。潘光旦建议他改名为一多,他便接受了。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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