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韶关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6-29
孙中山与韶关的历史文化
太抽象，太长！
好抽象，好长！！！！！！
1922年春和1924年秋，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夙愿，孙中山曾先后两次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这两次北伐史称为韶关北伐。对于韶关北伐，学界曾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孙中山韶关北伐有争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之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最初把北伐大本营设在广西桂林。1921年7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于同年12月在广西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督师北伐，但到1922年春却放弃桂林选择广东韶关，从此，北伐大本营一直设在韶关。对于这次弃桂择韶的重大军事行动，论者多以“孙中山迫于赵恒惕‘阻我前进’，陈炯明‘断我归路’”[1]作为孙中山北伐改道的诠释，但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免过于简单，有失偏颇。其实，任何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变更都可谓是权衡当时各种利弊、综合分析形势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至少还出于如下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滇军内讧，削弱北伐军力量，成为阻碍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因素。在孙中山旗帜下的滇军，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驻粤滇军，另一部分是1921年初被顾品珍逐出云南的唐继尧残部，这两部分滇军此时均由李烈钧直接统领。但到1922年1月，唐继尧认为回滇复辟时机己到，因而伺机纠集残部，并提拔旧部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第一至第四军长，率领部队擅自离开北伐阵营，严重地削弱北伐军力量。对此，孙中山非常气愤，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速严行制止，毋用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2]当唐继尧打败顾品珍重新占领云南后，又从侧面威胁北伐军，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为了避实就虚，攻打北洋军阀武装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江西的敌人，孙中山不得不改道韶关，出兵江西。
第二、韶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是孙中山出师北伐的最佳地点。韶关能够成为出师之地，首先取决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韶关是广东北部重镇，“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3]，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韶关及其所属县，如乐昌、南雄等都位于五岭腹部，尽占五岭山险之利，俯视湘南平原、赣江河谷，以及珠江三角洲，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历史上，曾有徐道覆和陈霸先由此率兵北伐成功的战例。因此，孙中山在桂林无法成为北伐出师之地时，韶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成为北伐出师之地的最佳选择。
其次，韶关位于广东北部，历史上是广东对内地交往的主要通道。下游有北江与整个珠江水系相连，上游能循浈江、武江直达广东北部边界。更重要的是经过韶关的粤汉铁路与广州相通，由广州至韶关午发夕至，仅数小时就能往返，交通之便是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因此，把北伐大本营设于此，便利于后勤军需的运送和北伐部队的集结与展开。
再次，韶关背靠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方富庶，有利于物资供应。广东人口众多，地方富庶，有广州这样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有兴旺的对外贸易，因而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保证北伐的进行。相对而言，广西地瘠民贫，人少财薄，无法承担北伐沉重的经济费用。孙中山在桂林时，财政非常困难，“及粮饷告绝，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莩，计无所出，始有改道出师之举”，“意在解决后方接济问题”[4]。接济不至，陈炯明的阻碍作用固然是首要的，但从桂林出师，难以取得广东的直接支援，客观上加重了北伐的困难。
最后，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长期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影响深远。因此，从韶关出师，容易得到广东民众认同和支持，这是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关于孙中山北伐的时机问题
孙中山两次在韶关北伐期间，分别发生了陈炯明叛乱和商团叛乱事件，因此有的论者沿用时人一些说法[5]来责备孙中山仓促北伐，时机不成熟而招致失败。其实，孙中山力主早日北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孙中山北伐的内在因素。1922年北伐时，孙中山痛陈北伐原因：“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末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以成戡乱之功，完成护法之愿。……奉直战事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6]“所以必须早日出师，戮力中原，以酬夙志。”1924年秋孙中山又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诸逆宣言：“穷凶极戾，诚邦家之犬憝，国民之公仇。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探其乱本，皆由此等狐鼠凭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邱墟。”[7]
第二，北方军阀混战给北伐创造了有利时机。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的两次北伐都与北方军阀大混战有着密切关系。1922年北伐，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之时，1924年北伐正是江浙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第二次直奉争爆发之际。为了打倒直系军阀这个对己危害最直接的敌人，孙中山先后与皖系、奉系军阀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乘奉直两系忙于战争、无暇南顾之际，挥师抢先打到九江，则北伐事半功倍。若待直奉战争告一段落，直系兵力调转枪头，挥师南下，北伐就事倍功半，困难陡增。因此，1922年孙中山预计：“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合于九江，以北定中原。”[8]当时江西北洋军兵力薄弱，北方一些将领“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确实存在着北伐迅速胜利的可能性。孙中山事后痛惜：“江西战事如此，北方将士表示又如此，苟无六月十六日之变，则政府无恙，无论为和为战，定能贯彻所期也。”[9]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再次出师北伐前夕认为：“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响”[10]，“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11]，并强调“刻当注全力于北伐”[12]。可见当时机会难得。
第三、孙中山掌握北伐所需的兵力。1922年北伐时，在孙中山旗帜下的北伐部队有滇军，拥有两个军约2万人；有粤军许崇智部，兵力约万余人，下辖梁鸿楷、李济深、杨福林等部；有吴铁城指挥的总统府警卫旅和程潜的攻鄂军，兵力约五、六千人，共4万人左右。1924年北伐时，总兵力2万3千人，以湘军谭延闿部和程潜部为主力，约1万人，其他有豫军樊钟秀部，滇军朱培德部及总统府警卫旅吴铁城部。湘、赣、川等省一些军队也表示归顺孙中山。由于掌握北伐所需兵力，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估计：“三部共枪二万，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13]
第四、为解决财政困难，减轻广东军费负担，必须早日出师。无论是1922年北伐还是1924年北伐，都是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情况下进行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是以连续军事征战换取的，这就使孙中山在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后面临军费沉重、财政困难等危机。如1923年大本营重建8个月时，正常财政收入仅得3286833元，而必要的支出却达到10873105元，政府不得己，只得靠发行印花税，变卖官产、借款、加税及要求商人“报效”等作为非正常收入，以应付艰难时局。孙中山痛感“粤局之成，其主要则在财政，而所急正在此时，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己罗掘俱穷，实无可再筹之余地”。[14]大本营不仅无法应付日常的支出，连最紧迫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因而只好依靠变卖公产，增加捐税和强制借款等筹款方法，此方法又引起商人的不满。因此，财政困难不仅影响了军事，而且影响了人心。孙中山有感于此，所以他想趁北伐之机，将驻在广州的各路骄兵悍将调遣出粤，给广东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出师前夕，孙中山于9月10日发表了《告广东民众书》。在此书中，孙中山承认近年来“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多，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再加上“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为此，孙中山申明，广东革命政府为广东人民计，今“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决定“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15]。因此为解决财政危机，必须早日出师。
以上表明，孙中山两次督师北伐，己经具备了北伐出师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北伐的战机和较充足的兵力。为解决财政危机，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使孙中山不能不尽快出师北伐。
虽然孙中山北伐具备一定条件，但人们往往以陈炯明的叛乱、商团叛乱来责备孙中山在北伐问题上操之过急。那么能否先整肃内乱，统一军令再行北伐呢?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实际上无法办到。
首先来看能否在1922年北伐前清除陈炯明再行北伐。陈炯明在夺取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社会上和革命阵营内有一定的影响，孙中山与他的矛盾还只是表现为战略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他的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之前，孙中山很难抢先下手，采用逮捕、军事镇压等行动。因为孙中山还要依靠这些旧军队北伐，就必须讲究信义，笼络各军将领，因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诛戮重要将领，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同时，陈炯明握有军权，拥有大批亲信部队，过急的清洗行动随时都可能触发一场内战，造成南方局势的动荡。这是孙中山不能不尽力避免发生的事情。
对1924年恶性膨胀的广东商团，更不大可能有武力以外的解决办法。由于确实存在“客军贪横”的现象，遂为别有用心的买办阶级增添了借口。而且他们所鼓噪的“商人政府”在国内颇有市场，因而获得了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商人、资产阶级及海外华侨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多数同情者对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以推翻革命政权是不甚了解的，也是不赞成的。香港《华字日报》、《大光报》、《循环报》别有用心地利用商团事件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蒙蔽视听，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国内各大报刊如《晨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也都以讹传讹，不相信商团会造反。他们认为“我国只有暴民，而无暴商”。同时，侨商团体和海外华侨也多对此种消息将信将疑。胡汉民一天之内即“检得海外来电数通”[16]，责问扣械事。这些情况表明，若革命政府在商团面目尚末完全暴露，社会各界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过早镇压，则会造成更多误解，甚至招致舆论上、政治上的孤立。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先行镇压陈炯明，镇压商团，孙中山唯有力主早日北伐，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三、关于1924年秋孙中山韶关北伐性质问题
孙中山两次韶关北伐，都几乎是与直奉战争同时进行的，其目标就是与皖、奉军阀共同讨伐直系，因此有的论者认为韶关北伐特别是1924年北伐，孙中山“走的仍是拉一个军阀打倒一个军阀的老路”，因而“不可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7]。这种以战争策略来推出战争性质的逻辑推理，显然是不可取的。
“两害取其轻，两恶宽其小”[18]，团结暂时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是孙中山北伐策略。毫无疑问，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在军事行动上与奉张、皖段采取一致行动，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反映，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因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压迫上有着利害的一致性。在北伐出师前，孙中山即强调，“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以广东言，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职此之故，本大元帅已明令诸将，一致北向讨贼，并克日移大本营于韶州，以资统率，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19]北伐出师后，孙中山仍不断强调粤、皖、奉三方在对直系斗争中利害休戚相关，“如北伐军能收复赣省，则浙沪至失，我仍可摇动长江，为奉军之臂助，否则，奉败而西南必随之，理无幸免，此存亡所关。”[20]值此韶关北伐之际，黄埔军校开办未久，尚无新式的党军武装，广大工农大众也未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为了反对直系曹、吴的武力，孙中山不得不借重“三角反直同盟”的力量。
从主观方面来说，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坚持联络“皖段”、“奉张”一致讨伐直系曹吴，也是一种策略运用。因为，在当时的北洋系统中，曹锟、吴佩孚是最穷兵黩武、为害国民的军阀。在争夺地盘与权力等问题上，曹、吴与段祺瑞、张作霖有很深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可以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这种矛盾，联合暂时能够联合的力量，首先打倒最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
然而，孙中山与皖、奉系军阀联络，并不等于引以为同道，尽管他对段祺瑞“悔祸觉悟”存有幻想，但仍把段祺瑞与徐世昌、曹锟等同视为“虎”、“狼”之辈。认为直系取代皖系，不过是使整个中国“跳离了热锅，跳进了火炉”。他把张作霖一直看作“日本狗”，认定将来不可避免是要与奉系干戈相见。他在与苏俄代表达林商谈未来计划时说：“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这使达林意识到：“孙中山完全清楚他同张作霖联合的性质，并已有了对付他的明确计划。”[21]
那么，如何判断孙中山的北伐性质呢?笔者认为，必须从其北伐宣言、口号、过程和目的来判断。孙中山北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革命战争性质，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首先，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韶关北伐，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孙中山签署的《北伐宣言》中，明确提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22]；“北伐目的在于统一全国”[31]，“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推军阀，实现民治”，使国家“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24]。
其次，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韶关誓师北伐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25]。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迅速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希望诸位以后从心战努力”[26]。9月29日，孙中山在韶关各界群众赞助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当家作主，支援北伐，扫除军阀势力，建设新国家。在孙中山积极动员号召下，韶关民众积极参加北伐，仅广东南雄就筹措军米50万斤，预柴料100万斤，禾草30万斤，购置炊具等5千元，并“募足输送长夫五百名”[27]。
最后，孙中山敦促各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出征初，孙中山获悉陈青云部有“拉妇女十余名禁于船上”之事，即向该部长官训令，指出“此种行为大犯人民之忌”，对军民关系“有极大之不利”。要求“即设法补救，将各人赶快放去”，否则，大本营“不能不执行军法”。[28]10月下旬，当曲江县商会向孙中山报告湘军某部有“短价强买，殴打商民，激动公愤”事后，孙中山即训令各军长官，要求各部勿再有仇商之言行，尤令“各军长官约束所部士兵，嗣公平买卖，对于团体机关尤宜联络，以收军民亲善之效”[29]。在孙中山督责下，北伐各军大都整肃军纪，行军作战不扰百姓，因而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欢迎。
1922孙中山为什么两次将北伐大本营设在韶洲?
答：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最初把北伐大本营设在广西桂林。1921年7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于同年12月在广西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督师北伐，但到1922年春却放弃桂林选择广东韶关，从此，北伐大本营一直设在韶关。对于这次弃桂择韶的重大军事行动，论者多以“孙中山迫于赵恒惕‘阻我前进’，陈炯明‘断我归路’”作...
孙中山为韶关做了什么贡献?
答：1922年春和1924年秋，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夙愿，孙中山曾先后两次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孙中山在韶关北伐，对推动当地革命运动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留下了许多遗迹。
孙中山与韶关征文
答：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韶关誓师北伐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25]。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迅速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希望...
韶关市中山公园的历史,和名字的来历 急急急 现在就要!!!
答：公园是孙中山先生1922年5月和1924年9月两次举行誓师大会的会场。园内中山纪念馆珍藏并展览了大批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韶活动期间的珍贵史料。由于该园建园历史悠久，园内集中和保留了二十多株古树名木及半枫荷、观光木、榕树、竹柏等国家级保护植物和名贵品种，通过植物造景，近年来又增加了一批园林植物新品种...
孙中山与韶关 征文 500-1000字 急急急急急
答：百万大军集结韶关 准备挥师北伐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就从这个车站作为起点开始 还依稀记得 那片《救国方针》至今在耳边回响 “中国 千百年来 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 ……每个同胞都要 警醒 警醒……”近日再望韶关 亦复如是！
孙中山有没有在韶关打过仗
答：没有，韶关是北伐的起点
孙中山!!!
答：两次。一次是1922年5月4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出师北伐，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作为北伐的前沿基地。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第二次在1924年9月20日。1922年的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孙中山于1924年9月20日在韶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
韶关在近代民主革命中的地位
答：韶关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两次督师北伐的大本营，可说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北伐战争纪念馆是为了纪念谁的?
答：杨春芳等十五位代表提交《关于兴建北伐纪念馆，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宣传》的议案，韶关市政府决定兴建孙中山北伐纪念馆，成立了北伐纪念馆工作领导小组，在浈江区帽峰山选址兴建北伐纪念馆，韶关市城管局根据相关的文史资料绘制出了北伐大本营的复原图，并按图建设，目前主馆已全面完工。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受到了什么阻碍?他是以什么态度对待的?
答：1922年2月，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举行第一次北伐，出师受阻后，孙中山决定回师广东于5月弃桂(林)择韶(关)进行，北伐原因有多个方面，而地理交通是重要因素，他认为就交通而言，桂林不如粤北铁路的大站韶关，韶关“唇齿江湘，咽喉交广，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谁掌握韶关，谁...
你是韶关人吗？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升中考试之前我们专门学习过一本书，叫做《韶关历史》。里面有关于孙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的介绍和韶关在北伐中的地位。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已经过去有点久了，我也不知道这本书还有没有了……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
这比500字还要多
是韶关的大恩人！！！太抽象，太长！
好抽象，好长！！！！！！
1922年春和1924年秋，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夙愿，孙中山曾先后两次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这两次北伐史称为韶关北伐。对于韶关北伐，学界曾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孙中山韶关北伐有争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之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最初把北伐大本营设在广西桂林。1921年7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于同年12月在广西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督师北伐，但到1922年春却放弃桂林选择广东韶关，从此，北伐大本营一直设在韶关。对于这次弃桂择韶的重大军事行动，论者多以“孙中山迫于赵恒惕‘阻我前进’，陈炯明‘断我归路’”[1]作为孙中山北伐改道的诠释，但笔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免过于简单，有失偏颇。其实，任何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变更都可谓是权衡当时各种利弊、综合分析形势的结果，因此，孙中山弃桂择韶改道北伐至少还出于如下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滇军内讧，削弱北伐军力量，成为阻碍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因素。在孙中山旗帜下的滇军，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驻粤滇军，另一部分是1921年初被顾品珍逐出云南的唐继尧残部，这两部分滇军此时均由李烈钧直接统领。但到1922年1月，唐继尧认为回滇复辟时机己到，因而伺机纠集残部，并提拔旧部李友勋、田钟谷、胡若愚、杨益谦为靖国第一至第四军长，率领部队擅自离开北伐阵营，严重地削弱北伐军力量。对此，孙中山非常气愤，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各军军长”，“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速严行制止，毋用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2]当唐继尧打败顾品珍重新占领云南后，又从侧面威胁北伐军，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为了避实就虚，攻打北洋军阀武装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江西的敌人，孙中山不得不改道韶关，出兵江西。
第二、韶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是孙中山出师北伐的最佳地点。韶关能够成为出师之地，首先取决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韶关是广东北部重镇，“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3]，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韶关及其所属县，如乐昌、南雄等都位于五岭腹部，尽占五岭山险之利，俯视湘南平原、赣江河谷，以及珠江三角洲，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历史上，曾有徐道覆和陈霸先由此率兵北伐成功的战例。因此，孙中山在桂林无法成为北伐出师之地时，韶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成为北伐出师之地的最佳选择。
其次，韶关位于广东北部，历史上是广东对内地交往的主要通道。下游有北江与整个珠江水系相连，上游能循浈江、武江直达广东北部边界。更重要的是经过韶关的粤汉铁路与广州相通，由广州至韶关午发夕至，仅数小时就能往返，交通之便是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因此，把北伐大本营设于此，便利于后勤军需的运送和北伐部队的集结与展开。
再次，韶关背靠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方富庶，有利于物资供应。广东人口众多，地方富庶，有广州这样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有兴旺的对外贸易，因而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保证北伐的进行。相对而言，广西地瘠民贫，人少财薄，无法承担北伐沉重的经济费用。孙中山在桂林时，财政非常困难，“及粮饷告绝，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莩，计无所出，始有改道出师之举”，“意在解决后方接济问题”[4]。接济不至，陈炯明的阻碍作用固然是首要的，但从桂林出师，难以取得广东的直接支援，客观上加重了北伐的困难。
最后，广东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长期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影响深远。因此，从韶关出师，容易得到广东民众认同和支持，这是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关于孙中山北伐的时机问题
孙中山两次在韶关北伐期间，分别发生了陈炯明叛乱和商团叛乱事件，因此有的论者沿用时人一些说法[5]来责备孙中山仓促北伐，时机不成熟而招致失败。其实，孙中山力主早日北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孙中山北伐的内在因素。1922年北伐时，孙中山痛陈北伐原因：“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末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以成戡乱之功，完成护法之愿。……奉直战事方炽，北方人民水深火热。”[6]“所以必须早日出师，戮力中原，以酬夙志。”1924年秋孙中山又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诸逆宣言：“穷凶极戾，诚邦家之犬憝，国民之公仇。比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烈矣。探其乱本，皆由此等狐鼠凭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邱墟。”[7]
第二，北方军阀混战给北伐创造了有利时机。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的两次北伐都与北方军阀大混战有着密切关系。1922年北伐，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之时，1924年北伐正是江浙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第二次直奉争爆发之际。为了打倒直系军阀这个对己危害最直接的敌人，孙中山先后与皖系、奉系军阀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乘奉直两系忙于战争、无暇南顾之际，挥师抢先打到九江，则北伐事半功倍。若待直奉战争告一段落，直系兵力调转枪头，挥师南下，北伐就事倍功半，困难陡增。因此，1922年孙中山预计：“屈指师期，克赣州后进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将亲率海军舰队至上海，入长江与陆军会合于九江，以北定中原。”[8]当时江西北洋军兵力薄弱，北方一些将领“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确实存在着北伐迅速胜利的可能性。孙中山事后痛惜：“江西战事如此，北方将士表示又如此，苟无六月十六日之变，则政府无恙，无论为和为战，定能贯彻所期也。”[9]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再次出师北伐前夕认为：“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响”[10]，“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11]，并强调“刻当注全力于北伐”[12]。可见当时机会难得。
第三、孙中山掌握北伐所需的兵力。1922年北伐时，在孙中山旗帜下的北伐部队有滇军，拥有两个军约2万人；有粤军许崇智部，兵力约万余人，下辖梁鸿楷、李济深、杨福林等部；有吴铁城指挥的总统府警卫旅和程潜的攻鄂军，兵力约五、六千人，共4万人左右。1924年北伐时，总兵力2万3千人，以湘军谭延闿部和程潜部为主力，约1万人，其他有豫军樊钟秀部，滇军朱培德部及总统府警卫旅吴铁城部。湘、赣、川等省一些军队也表示归顺孙中山。由于掌握北伐所需兵力，所以孙中山满怀信心估计：“三部共枪二万，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13]
第四、为解决财政困难，减轻广东军费负担，必须早日出师。无论是1922年北伐还是1924年北伐，都是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情况下进行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是以连续军事征战换取的，这就使孙中山在革命根据地相对稳定后面临军费沉重、财政困难等危机。如1923年大本营重建8个月时，正常财政收入仅得3286833元，而必要的支出却达到10873105元，政府不得己，只得靠发行印花税，变卖官产、借款、加税及要求商人“报效”等作为非正常收入，以应付艰难时局。孙中山痛感“粤局之成，其主要则在财政，而所急正在此时，粤中各财政机关，几己罗掘俱穷，实无可再筹之余地”。[14]大本营不仅无法应付日常的支出，连最紧迫的军费都无法保证。因而只好依靠变卖公产，增加捐税和强制借款等筹款方法，此方法又引起商人的不满。因此，财政困难不仅影响了军事，而且影响了人心。孙中山有感于此，所以他想趁北伐之机，将驻在广州的各路骄兵悍将调遣出粤，给广东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出师前夕，孙中山于9月10日发表了《告广东民众书》。在此书中，孙中山承认近年来“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多，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再加上“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败”。为此，孙中山申明，广东革命政府为广东人民计，今“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决定“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15]。因此为解决财政危机，必须早日出师。
以上表明，孙中山两次督师北伐，己经具备了北伐出师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北伐的战机和较充足的兵力。为解决财政危机，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使孙中山不能不尽快出师北伐。
虽然孙中山北伐具备一定条件，但人们往往以陈炯明的叛乱、商团叛乱来责备孙中山在北伐问题上操之过急。那么能否先整肃内乱，统一军令再行北伐呢?就当时具体情况而言，实际上无法办到。
首先来看能否在1922年北伐前清除陈炯明再行北伐。陈炯明在夺取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社会上和革命阵营内有一定的影响，孙中山与他的矛盾还只是表现为战略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他的反动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之前，孙中山很难抢先下手，采用逮捕、军事镇压等行动。因为孙中山还要依靠这些旧军队北伐，就必须讲究信义，笼络各军将领，因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诛戮重要将领，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同时，陈炯明握有军权，拥有大批亲信部队，过急的清洗行动随时都可能触发一场内战，造成南方局势的动荡。这是孙中山不能不尽力避免发生的事情。
对1924年恶性膨胀的广东商团，更不大可能有武力以外的解决办法。由于确实存在“客军贪横”的现象，遂为别有用心的买办阶级增添了借口。而且他们所鼓噪的“商人政府”在国内颇有市场，因而获得了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商人、资产阶级及海外华侨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多数同情者对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以推翻革命政权是不甚了解的，也是不赞成的。香港《华字日报》、《大光报》、《循环报》别有用心地利用商团事件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蒙蔽视听，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国内各大报刊如《晨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东方杂志》等也都以讹传讹，不相信商团会造反。他们认为“我国只有暴民，而无暴商”。同时，侨商团体和海外华侨也多对此种消息将信将疑。胡汉民一天之内即“检得海外来电数通”[16]，责问扣械事。这些情况表明，若革命政府在商团面目尚末完全暴露，社会各界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过早镇压，则会造成更多误解，甚至招致舆论上、政治上的孤立。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先行镇压陈炯明，镇压商团，孙中山唯有力主早日北伐，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三、关于1924年秋孙中山韶关北伐性质问题
孙中山两次韶关北伐，都几乎是与直奉战争同时进行的，其目标就是与皖、奉军阀共同讨伐直系，因此有的论者认为韶关北伐特别是1924年北伐，孙中山“走的仍是拉一个军阀打倒一个军阀的老路”，因而“不可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7]。这种以战争策略来推出战争性质的逻辑推理，显然是不可取的。
“两害取其轻，两恶宽其小”[18]，团结暂时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敌人是孙中山北伐策略。毫无疑问，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在军事行动上与奉张、皖段采取一致行动，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反映，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因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压迫上有着利害的一致性。在北伐出师前，孙中山即强调，“以全国言，一切变乱之原动力，在于曹、吴。其他小丑不过依附以求生存。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以广东言，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职此之故，本大元帅已明令诸将，一致北向讨贼，并克日移大本营于韶州，以资统率，当与诸军会师长江，饮马黄河，以定中原。”[19]北伐出师后，孙中山仍不断强调粤、皖、奉三方在对直系斗争中利害休戚相关，“如北伐军能收复赣省，则浙沪至失，我仍可摇动长江，为奉军之臂助，否则，奉败而西南必随之，理无幸免，此存亡所关。”[20]值此韶关北伐之际，黄埔军校开办未久，尚无新式的党军武装，广大工农大众也未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为了反对直系曹、吴的武力，孙中山不得不借重“三角反直同盟”的力量。
从主观方面来说，孙中山在韶关北伐中，坚持联络“皖段”、“奉张”一致讨伐直系曹吴，也是一种策略运用。因为，在当时的北洋系统中，曹锟、吴佩孚是最穷兵黩武、为害国民的军阀。在争夺地盘与权力等问题上，曹、吴与段祺瑞、张作霖有很深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可以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的这种矛盾，联合暂时能够联合的力量，首先打倒最主要的敌人直系军阀。
然而，孙中山与皖、奉系军阀联络，并不等于引以为同道，尽管他对段祺瑞“悔祸觉悟”存有幻想，但仍把段祺瑞与徐世昌、曹锟等同视为“虎”、“狼”之辈。认为直系取代皖系，不过是使整个中国“跳离了热锅，跳进了火炉”。他把张作霖一直看作“日本狗”，认定将来不可避免是要与奉系干戈相见。他在与苏俄代表达林商谈未来计划时说：“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这使达林意识到：“孙中山完全清楚他同张作霖联合的性质，并已有了对付他的明确计划。”[21]
那么，如何判断孙中山的北伐性质呢?笔者认为，必须从其北伐宣言、口号、过程和目的来判断。孙中山北伐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革命战争性质，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首先，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韶关北伐，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孙中山签署的《北伐宣言》中，明确提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22]；“北伐目的在于统一全国”[31]，“务使曹、吴诸贼次第伏法，尽推军阀，实现民治”，使国家“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24]。
其次，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韶关誓师北伐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25]。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迅速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希望诸位以后从心战努力”[26]。9月29日，孙中山在韶关各界群众赞助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当家作主，支援北伐，扫除军阀势力，建设新国家。在孙中山积极动员号召下，韶关民众积极参加北伐，仅广东南雄就筹措军米50万斤，预柴料100万斤，禾草30万斤，购置炊具等5千元，并“募足输送长夫五百名”[27]。
最后，孙中山敦促各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出征初，孙中山获悉陈青云部有“拉妇女十余名禁于船上”之事，即向该部长官训令，指出“此种行为大犯人民之忌”，对军民关系“有极大之不利”。要求“即设法补救，将各人赶快放去”，否则，大本营“不能不执行军法”。[28]10月下旬，当曲江县商会向孙中山报告湘军某部有“短价强买，殴打商民，激动公愤”事后，孙中山即训令各军长官，要求各部勿再有仇商之言行，尤令“各军长官约束所部士兵，嗣公平买卖，对于团体机关尤宜联络，以收军民亲善之效”[29]。在孙中山督责下，北伐各军大都整肃军纪，行军作战不扰百姓，因而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欢迎。
答：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最初把北伐大本营设在广西桂林。1921年7月平定广西后，孙中山于同年12月在广西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督师北伐，但到1922年春却放弃桂林选择广东韶关，从此，北伐大本营一直设在韶关。对于这次弃桂择韶的重大军事行动，论者多以“孙中山迫于赵恒惕‘阻我前进’，陈炯明‘断我归路’”作...
答：1922年春和1924年秋，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制，完成祖国统一的夙愿，孙中山曾先后两次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孙中山在韶关北伐，对推动当地革命运动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留下了许多遗迹。
答：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韶关誓师北伐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25]。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迅速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希望...
答：公园是孙中山先生1922年5月和1924年9月两次举行誓师大会的会场。园内中山纪念馆珍藏并展览了大批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韶活动期间的珍贵史料。由于该园建园历史悠久，园内集中和保留了二十多株古树名木及半枫荷、观光木、榕树、竹柏等国家级保护植物和名贵品种，通过植物造景，近年来又增加了一批园林植物新品种...
答：百万大军集结韶关 准备挥师北伐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就从这个车站作为起点开始 还依稀记得 那片《救国方针》至今在耳边回响 “中国 千百年来 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 ……每个同胞都要 警醒 警醒……”近日再望韶关 亦复如是！
答：没有，韶关是北伐的起点
答：两次。一次是1922年5月4日。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出师北伐，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作为北伐的前沿基地。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第二次在1924年9月20日。1922年的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孙中山于1924年9月20日在韶关发动了第二次北伐。
答：韶关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两次督师北伐的大本营，可说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答：杨春芳等十五位代表提交《关于兴建北伐纪念馆，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宣传》的议案，韶关市政府决定兴建孙中山北伐纪念馆，成立了北伐纪念馆工作领导小组，在浈江区帽峰山选址兴建北伐纪念馆，韶关市城管局根据相关的文史资料绘制出了北伐大本营的复原图，并按图建设，目前主馆已全面完工。
答：1922年2月，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举行第一次北伐，出师受阻后，孙中山决定回师广东于5月弃桂(林)择韶(关)进行，北伐原因有多个方面，而地理交通是重要因素，他认为就交通而言，桂林不如粤北铁路的大站韶关，韶关“唇齿江湘，咽喉交广，据五岭之口，当百粤之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谁掌握韶关，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