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传 翻译
原文： 隋文帝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所许。是以周室旧臣，咸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迟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乘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仄，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无警，遐迩肃清。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不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自开皇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而素无术业，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愈扇。又雅好瑞符，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姑归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根。坟土未干，子孙继踵为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文皇，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译文： 隋文帝建立根基，积累仁政恩德。他凭借外戚的尊贵地位，接受傅作小皇帝的重任，和贤能的人商议（自立为皇帝），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所以（他即位以后）后周的宗室、旧臣，都心怀不满和惋惜。不久王谦凭借三蜀地区的险阻地势，没有一个月（就割据一方了）；尉迟迥率领齐地的军队，只用一战就灭亡了隋朝。这不光是因为不采纳别人的计谋，也是因为不遵守上天的保佑。趁着机会，篡夺了后周的政权。那时候少数民族侵犯中原，荆州、扬州还没有统一，隋文帝每天操劳都日落，管理天下。战船向南渡江，于是金陵（今南京）失守而被隋文帝收复；精壮的骑兵向北进发，于是单于（匈奴的首领）退出关塞。《职方》所记载的地理位置，都被纳入隋朝的疆域；《禹贡》地图所画出的地区，全部被统一。就算晋武帝征服吴国会稽地区，汉宣帝防备灭亡巩固政权，和隋文帝的功业相比，都比不上。各种恩德都布施天下，各种礼乐都和谐融洽，军事机构接不到警报，远近都平静安定。于是隋文帝亲自奉行节俭的生活，平衡各地的徭役、赋税，仓库充实，法令广泛推行。君子（当官的和读书人）都生活快乐，百姓都安居乐业，强劝的不欺压弱小的，人多的不残害人少的；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朝廷和民间都欢乐祥和。从开皇（隋文帝年号）算起二十年之间，天下没有大事；地方上也平静无事。和从前的皇帝相比，足以和他们比较功绩。但是隋文帝向来没有什么特长，不能全都不耻下问。没有宽容大度的心胸，却有刻薄的本质。到了晚年，这种风气更加厉害。又盲目的喜欢祥瑞，不注重治国之道。修建维城，权力和京城一样大，都和皇帝排场一样，无所适从。听信姑归的话，被奸臣迷惑，宠爱后宫，废掉长子，选择错误的继承人。丧失了父子之间应遵守的道德，引发了（隋炀帝）兄弟之间的不合；纵容儿子拿起斧头，砍伐了隋朝的基业根本。隋文帝的坟土还没有干，他的子孙接着相互杀戮；成排成列的松树、槚树，天下已经不是隋朝的了。可惜啊！追溯隋朝衰败的根源，寻找动乱灭亡的先兆，就是从隋文帝开始，到隋炀帝时期发作的；这个原因产生很早了，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他的不孝子孙忽视了这一点，真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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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魏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1〕，居域中之大〔2〕，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3〕，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4〕，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5〕，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8〕，则思三驱以为度〔9〕；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此九德〔10〕。简能而任之〔11〕，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征传》
【译文】
我听说过，要求树木生长，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这也就象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竭尽诚意，那么即使象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象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象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就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何必劳神苦思，代行百官的职务呢！（顾伟列）
【注释】
〔1〕神器：帝位。〔2〕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间。〔3〕景：大。〔4〕殷：深。〔5〕董：督责，监督。〔6〕作：兴作，建筑。指兴建宫室之类。〔7〕谦冲：谦虚。自牧：自我修养。〔8〕盘游：打猎游乐。〔9〕三驱：一年打猎三次。《礼·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猎）。”〔10〕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11〕简：选拔。
【作者小传】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后迁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少时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唐太宗时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领导周、隋、陈、齐诸史的撰修工作。后封郑国公，任太子太师。魏征在历史上以能犯颜直谏著称，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多被太宗采纳。魏征提倡“无面从退有后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建议太宗广开言路，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病卒后，唐太宗痛惜“遂亡一镜矣”。作有《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还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等。言论散见于《贞观纪要》。
【题解】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初唐的强盛。本文以“思”为线索，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文理清晰，结构缜密。并运用比喻、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理透彻，音韵铿锵，气势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白话释义：
魏徵，宇玄成，是魏州曲城人。从小成了孤儿，穷困失意，他放弃财产不去经营，心怀大志。隐太子招引他为洗马。魏徵见秦王功劳很大，就暗中劝太子早做(对付秦王的)打算。
太子失败后，秦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他回答说：“太子如果早点听从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杀身之祸。”秦王看重他的耿直，对他并不憎恨。
太宗即位，拜魏徵为谏议大夫，太宗对他一天比一天亲近，有时把他带到卧室内，向他咨访天下政事。于是被封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
太宗身边有人诋毁魏徵庇护偏爱自己的亲属，太宗派遣温彦博调查审讯，(其实)不是这样。温彦博说:“魏徵作为臣子，不能注意行迹，远避嫌疑，因而受到诽谤，这也应该被责备。”太宗让温彦博去责备魏徵。
魏徵进见太宗，谢罪说：“我听说君臣同心，这叫作君臣一体，哪里有丢弃至公国事，专门去注意个人行迹的?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的兴衰就很难预知了。”
太宗说:“我明白了!\“太宗在丹霄楼举行宴会，酒席间说:“每当魏徵进谏而我不听从时，我说话他就不立即回应，为什幺呢?”魏徴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进谏，如果不听从就随便答应，害怕就要去施行。”
太宗说:“你只管答应一声，随后再另行陈述议论，难道不行吗?”魏徵说:“从前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又有背后的话。’如果当面服从答应，再另找机会陈说，这就是背后的话，这不是稷、？侍奉尧、舜的做法。”太宗大笑。
太宗曾问群臣说：“魏徵与诸葛亮哪个贤能?”岑文本说:“诸葛亮兼有将相之才，魏徵不能和他相比。”太宗说：“魏徵履行仁义，来辅佐我，想使我成为尧、舜之君，即使是诸葛亮也比不过他。”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重。太宗命令中郎将在他家值宿，有情况随时奏闻，所赐药品、膳食不计其数。太宗亲自去探望，屏退左右，和魏徵说了一天的话才回宫中。等到魏徵去世，太宗亲临哭吊，为他悲痛，停止朝会五天。
下诏内外百官及朝集使全都前去吊丧，定谥号为文贞，给予羽葆、鼓吹(等丧仪)。将下葬时，魏徵的妻子裴氏辞让说：“魏徵平日节俭，现以一品官的礼节安葬，仪仗器物太多，不合他的心愿。”太宗答应其请求，便用素车(载棺)，白布做其帷幔。太宗登上苑西楼，远望他的陵寝哭悴尽哀。
原文：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隐太子引为洗马。微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阅吾兄弟，奈何？”
答曰：“太子蚤从微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即位，拜谏议大夫，帝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讯，非是。彦博曰：“微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也。”帝谓彦博行让微。微见帝，谢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
帝曰：“吾悟之矣！”帝宴丹霄楼，酒中曰：“徵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
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所以事饶舜也帝大笑。帝尝问群臣：“徵与诸葛亮就贤？”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
十七年，疾甚。帝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及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益日文贞，给羽葆、鼓吹。将葬，其妻装辞曰：“徵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徵志。”见许，乃用素车，白布幨帷。帝登苑西楼，望哭尽哀。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撰”。
人物背景：
魏徵，现作“魏征”（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现晋州市）。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群书治要》总编、《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魏徵传》翻译：
魏征字玄成,是魏州曲城人。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从而落魄而不得志。他抛弃自己的资财家产不去经营,有远大的志向。通晓经典书籍和方术。隋末动乱,他扮作道士。武阳郡太守元宝藏发兵响应李密,任命魏征担任书信及檄文的起草工作。李密每当看到了宝藏的书信以后,就称赞写得非常好,又加上听说是魏征所写,急忙征召他。魏征进献十条计策来说服李密,都没有得到采用。王世充攻打洛口,魏征拜见长史郑頲说:"魏公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打胜仗,但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士死伤将尽,而且府里没有余财,战胜敌人之后又没有封赏。由于这两点原因不能和他们作战。如果疏通护城河,加高城墙,天长日久,敌兵粮食耗尽以后自然会撤退,到时我军乘胜追击,这是取胜的方法啊。"郑頲说"这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没有告辞就走了。
魏征后来跟随李密来到京城,很长时间都没有知名。自己请求安抚山东地区,于是被提拔为秘书丞,快马来到黎阳。当时李绩还是李密所封的太守,魏征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出身于背叛朝廷的士兵之中,振臂大喊,帅几十万众,他的威势掩盖半个天下,而他现在一败之后,再无振作,最终归附唐朝,本来就知道这天命使之有所归附。如今您处于天下必争之地,不早日作打算,那么就成就不了大事了!"李绩收到他的书信,于是定计归附于唐,而后大量派送粮食给淮安王的军
队。
刚好赶上窦建德攻陷了黎阳,俘获了魏征,授伪官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以后,和裴矩一起逃往关内,隐太子引荐他为太子洗马。魏征看到秦王功高,暗中劝说太子
早做打算。太子事败以后,唐王责备魏征说:"你离间我们兄弟感情,怎么办?"魏征回答说:"如果太子早听众我的话,不会遭遇今日之祸!"李世民器
重他的正直,没有一丝怨恨的意思。原文：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以征典书檄。密得宝藏书，辄称善，既闻征所为，促召之。征进十策说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征见长史郑：“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士死伤略尽，又府无见财，战胜不赏。此二者不可以战。若浚池峭垒，旷日持久，贼粮尽且去，我追击之，取胜之道也。” 曰：“老儒常语耳！”征不谢去。
后从密来京师，久之未知名。自请安辑山东，乃擢秘书丞，驰驿至黎阳。时李勣尚为密守，征与书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 勣得书，遂定计归，而大发粟馈淮安王之军。
会窦建德陷黎阳，获征，伪拜起居舍人。建德败，与裴矩走入关，隐太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