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中的著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

kuaidi.ping-jia.net  作者:佚名   更新日期:2024-06-19
贵州的历史名人

一、孙应鳌 一代帝师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溢文恭,明朝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自幼聪颖,好学上进,喜读诗文,善作文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公元1546年)举人,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为江西按察司佥事,迁陕西提学副使,晋四川右参政,擢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后为朝廷大理卿,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事(即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兼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后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等。他当官勤于体察民情,善于调查研究,知识渊博,曾提出"勤学、励政、亲贤、远奸"等事,受到皇帝的重视和采纳。
二、杨龙友 诗书画三绝
杨龙友(1596-1646)名叫杨文聪,以龙友为字,又号山子。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龙友诞生于贵阳城南郊的石林精舍。故居已荡然无存,大概就是在南明畔某一风景佳丽的地方吧。这里住着一个书香人家,父亲杨师孔是个有学问的人。杨龙友少负不羁之才,文章剑术兼擅其能,尤耽书画,意有所会,即伸纸泼墨,如风驰电掣,不能自休。他自幼癖嗜山水,十岁即从父登临泰山,朝观日出暮谒月为“烟峦翠霭”所迷。天启四年(1624),阖家随父移居南京,住在"二水中分"的白露洲,时年二十八岁。居南京,对秦淮秋月,流连忘返。偕同父亲畅游天台、雁荡,湖光山色,月影松明,冲惟相狎,恰如读旧书,见故人。遍历江浙山水,情随景移,景随情迁,跌宕风流之气,大为抒发,于是为诗、为文、为画,成为誉满江南的风流才子。杨龙友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是一个“得诗画之中三昧”的奇才。
三、周渔璜 黔中诗帅
周渔璜(1665~1714年),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字渔璜,号起渭,一字桐埜,别号载公,贵阳青岩骑龙人。父亲周国柱有四子,渔璜排行第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渔璜22岁乡试第一。三十三年(1694年),29岁时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年(1697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四十四年(1705年)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1710年)擢升翰林院侍读。五十年(1711年)简任顺天学政。五十一年(1712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奉命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五十三年(1714年),终因操劳过度,年近半百即逝世于任上。
四、郑珍 西南巨儒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生于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自幼勤奋好学,记忆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1818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五、莫友芝 西南巨儒
莫友芝(1811-1871) 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官至知县。为晚请宋诗派诗人。
六、丁宝桢 晚清名臣
丁宝桢,晚清名臣,(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他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1863年,43岁的他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次年迁任布政使,1867年3月晋升为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1886年,66岁的丁宝桢死于成都。他在山东做了近10年巡抚,为官廉洁刚烈。其智杀权监安德海一事,令朝野震惊,至今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
七、黎庶昌 晚清大使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中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八、张之洞 晚清重臣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九、何应钦 一代枭雄
何应钦(1889—1987) 字敬之。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不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后兼教导一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7月率第一军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党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溏沽协定》、《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暂代总司令职,主张“武力付伐”张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1941年和蒋介石一起策划了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1945年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1946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1948年回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任国防部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时,一度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旋即辞职。后去台湾。1950年任蒋介石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十、王若飞 铁嘴革命家
王若飞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3年4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 ,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1927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
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1年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秘书。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1.贵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辉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以为贵州自古是“不毛之地”“历史空白”。自从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试掘了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贵州历史的线索,突然向前延伸二三十万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经过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现已知道,贵州“旧石器时代”(即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击石器,采集和渔猎的时代)文化比较光彩。旧石器时代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不仅是我国长江以南材料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而且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重要类型之一,它与北京周口店文化、陕西西侯度文化三足鼎立。中期:有桐梓岩灰洞文化遗址,是南方少见的遗址之一,是长江以南地区最先用火的地方。中期还有盘县大洞文化遗址,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规模在国内外都是极罕见的。还有水城硝灰洞遗址,这里发现的“水城人”开创的“锐棱砸击法”,是旧石器的新式技术,在国内外考古发现中占重要地位。旧石器晚期:有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等遗址,形成贵州旧石器时代重要的区域性特征。从全国来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器和角器是不多的,而贵州的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六枝桃花洞、安龙观音洞却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骨器角器,无论其数量、类型、工艺技术及成品的精美,都是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历史学家说,它是“独领风骚数万年”。2.关于夜郎文化。贵州既然背了多少年代的“夜郎自大”的包袱,讲贵州历史,实在应该讲讲夜郎。夜郎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在祖国西南地区的以夜郎为名的地方政权。古代夜郎,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概念。广义的夜郎,包括除去黔东北一部分地带之外的今贵州全部地方,还包括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川南一部分。狭义的夜郎,具体就是指夜郎国,包括今贵州毕节、安顺、兴义、六盘水,云南昭通、曲靖,四川宜宾地区和广西西北部凌云一带,即所谓大夜郎国。3.汉武帝派唐蒙修夜郎道———中央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开发贵州。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贵州,这便是派常修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入云南达曲靖。这条五尺道未完成,而且只是从黔西北边境擦肩而过。贵州第一次有规模的开发,应该算汉武帝派唐蒙开通夜郎道亦称南夷道,此举对古代贵州发展意义重大。4.宋代南方买马使贵州首次卷入全国市场,这在贵州经济史上是值得一书的事。贵州不少地方所产马匹,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古代贵州除官马外,民间养马与农耕一样,都属自给自足经济,产品交易极不发达。马的输出只限于地方政权作为贡品进贡朝廷。这种状况在两宋时期尤其南宋后,曾发生过突破性的变化。在中央南方买马的经济刺激下,贵州养马及贩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机会。通过买马活动,密切了贵州与宋王朝的联系,密切了内地与边疆的交往。5.明代建立行省,在贵州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建省对贵州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转折。从此,贵州的事情才正式作为一个省级单位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再不是分割三省,而成为一个整体行政建制,统筹考虑,可以向中央发言。6.明代屯田使贵州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跃升。屯田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农垦活动,对贵州农业生产不仅产生了量的飞跃,更带来质的变化。以军屯民屯形式,在偏远落后的贵州建立屯田,实际上是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较先进的农业示范基地。它把中原和江南的耕作制度、兴修水利、改良田土、发展牛耕、改进农具、培育良种等农业技术带进贵州,辐射黔疆四方。因此,可以说每个屯堡就是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推动贵州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 7.明清时期教育文化的发展。 明代以前,贵州的教育发展缓慢。建省以后,各府州县相继建学,贵州有了正式官学,而且有了一套专管教育的机构。至清代全省府州县甚至乡也相继建立了学校。8.贵州在近代化运动中初展风采。中国近代化运动中,黎庶昌是贵州人中最早认识西方现代思想的先驱。他曾任我驻欧洲英法等国使馆参赞几年,著《西洋杂志》,最早向国内介绍了西方文明。黎汝谦在日本任领事时,翻译出版《华盛顿传》,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思想。9.贵州是遵义会议精神和红军长征文化影响至深的得天独厚省份。这是贵州现代史上最大的亮点与光荣。10.抗战时期的发展机遇。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把国民经济导入了战时轨道。沿海重要厂矿企业大量内迁;国家以国库拨款、四行(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个银行)投资、四行贷款等方式给后方工业建设重点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湘西的西南工业区。贵州作为陪都重庆的屏障,西南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1.贵州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有全国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如:李端�(公元1833年—1907年),贵阳人。他是贵州人中当了中央政府部长一级的大官。戊戌变法那年,他出任清政府礼部尚书,礼部是管礼仪、祭祀、科贡的部,礼部尚书相当今天的教育部长。他是支持康、梁维新,二品以上大臣从旧体制内站出来主张变法的第一人。 丁宝桢(公元1820年—1886年),织金人。丁宝桢做过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这两省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大省。丁宝桢不是做一般小省的一把手,是做全国有重要地位的省的封疆大吏,而且他政绩卓著,治理黄河,改造都江堰,改革四川盐政,都是全国闻名的大事。他更因敢于杀慈禧太后的宠爱太监安得海,而威镇四海。他在山东、四川20年任上,三次被革职留任,仍不畏强权,不避谗言,刚正不阿,为民造福。做大官做得像丁宝桢这样,也值了。 奢香夫人(公元1361年—1396年),少数民族彝族,她的事迹大家都熟悉。20世纪60年代贵阳还演过《奢香夫人》的戏。她是贵州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模范,是中国少数民族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 王若飞(公元1896年—1946年),安顺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党的“七大”当选中央委员。12.贵州是一个天然的民族文化大观园。南方古代四大族系在贵州交会,少数民族汉族从四面八方进入贵州,贵阳就有会馆十一个之多,各种文化都在这里集中展现,显得格外丰富多彩。

尹珍
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是东汉时的尹珍,他外出求学,回贵州教学,是“首开南疆之学”的重要人物。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是唐代的海通法师创建的,他的故乡在播州,即今遵义市。

冉氏兄弟
南宋末年,筹划修建钓鱼城的冉、冉璞也是播州人,他帮助余抗击蒙古军,在四川合川一带修建了十余座城,钓鱼城就是其中之一,是古代军事建筑名篇。明代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开辟龙场九驿,促进了黔西北经济、文化发展。�

贵州自建省以来,文化教育日益兴起,人才不断涌现,陆续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清两代,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庞大人才群,还出了3个状元。贵阳人杨龙友“独破天荒”,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他的画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而他的诗则被列入“崇祯八大家”之一。贵阳人谢三秀以诗闻名于世,被誉为“天末才子”。明末清初文学大家孔尚任读了贵阳人吴中蕃的《敝帚集》,惊呼“即中原名宿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在《康熙字典》的纂修官中,名列第一的是周起渭(渔璜),贵阳花溪区的桐书屋就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贵州平坝的陈法是清代知名的治水专家,他所著的《河干问答》,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都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贵州广顺(今长顺)的但明伦是点评《聊斋》的大手笔,《但批聊斋》备受推崇,为贵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遵义的沙滩,自清代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化蒸蒸日上,一个僻静的山庄竟成为大儒之乡、诗文之乡、书法之乡和外交家的摇篮,涌现了郑、莫、黎等大家,形成了一个冠冕全黔的文人群体。郑珍和莫友芝被誉为“西南两大儒”,他们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代表人物,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郑、莫合纂的《遵义府志》,梁启超称其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是晚清的著名诗人、“经学”大师,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儒家经典,所著《巢经巢经说》等,多有创意。莫友芝是享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的书法在国内颇有名气,堪称一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贵州籍名臣名宦不断崛起。贵州黎平人何腾蛟联合李自成余部抗清,被称为“南天一柱”。清代三百余年中,贵州在台湾为官的有27人,政绩卓著的有贵阳人周钟、蒋允 (音同薰)、李嗣和罗大春。周钟清初任诸罗知县,教民农耕,兴修水利,开设学校,主修《诸罗县志》,对开发台湾有功,人民为他立祠塑像,盛赞为“周公”。蒋允在乾隆年间任过台湾知府、分巡台湾省,台南的“新十二景”为他所建,当地人为他立有《大老爷蒋重修德安桥记》石碑。李嗣在道光年间任淡水厅同知,修纂《淡水厅志》。贵州施秉人罗大春在咸丰、同治年间任福建陆路提督,正值日军入侵台湾,他移驻台湾后,发动高山族人民抗击日军,还将防守方略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在台湾开发史上铭刻着贵州人的名字,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抗击外来侵略者,发展台湾经济、文化中做出了宝贵贡献。在清代名臣中,丁宝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封疆大臣,他以杀太监安德海而闻名天下。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平远州(今织金)牛场人。同治年间在山东任按察使、布政使,做了十年山东巡抚。在此期间,黄河几次泛滥,漕运受阻,田园淹没,人民叫苦不迭,而河官却往来推委。丁宝桢自告奋勇,请求担负治河任务,悉心筹划,亲临现场,与百姓日夜抢险,并下令“如有阳奉阴违者”立即正法。因其治水执法严厉,调度有方,故每每事半功倍;胜利完工,人民感激不尽。所以他离开山东十年后在成都去世时,山东人民恳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在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他任四川总督时,重修都江堰,川西人民受益匪浅,在都江堰二郎庙为他塑起一尊雕像。丁宝桢是个具有开放思想的人,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在山东构筑炮台、创办山东机器局,又在成都创设四川机器局,开创了山东和四川的近代工业。他与别的洋务派不同,主张把“强兵”植根于“富国”,在四川实行盐政改革,将“官运官销”改为“官运商销”,严惩贪官污吏,擒拿江洋大盗,禁止苛捐杂税,促进商品流通,四川财政大为好转。丁宝桢敢做敢为,遇事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识别和启用人才,“功在于世,利在于民”,他的事迹至今仍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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