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中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指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所呈现出的特征。
分析人士认为，“新常态”不但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点有了新认识，同时它还指明了中国经济未来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谋划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指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上述九大视角来打量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会发现，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接受新华网记者
采访时表示，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回升，收入分配
有所改善，产业方面也浮现出很多新的亮点。
从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也可以初步印证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前三季
度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在持续增加，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另外，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比财政收入增长速度（8.1%）高，也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在提高。
首先，最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速度。根据生产可能性边界推算，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是巨大的。预计今后10年保持8%的年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略低或略高。我们不必为经济结构转型换挡所带来的经济速度降低而焦虑，而要努力解决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
其次，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双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过出口导向拉动和投资增长拉动，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增长率开始高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中国经济正由要素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驱动的持续增长型。
第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但出口增速将持续放缓。加入WTO使我国更多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出口产品构成中最初占主体的初级产品比例，已逐步下降至不足1%，工业制成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则逐步上升，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一定比例提升。今后，我国须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速调整出口结构。出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平台，争取有效解决各种贸易摩擦——这也可能是贸易领域的常态表现。
第四，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我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我国是长期的资本净进口国，但最近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1160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约为1195.6亿美元，已大致相当。如果加上中国企业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对外投资规模应在1400亿美元左右，高于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我国资本“走出去”，意味着中国有更强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一句话，对外开放已经更多从过去的“引进来”，转为现在和今后的“走出去”。
第五，劳动供求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劳动过剩正在转变为供不应求。我国长期为劳动力剩余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剩余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是我国30多年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是，目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国总体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最高时的74.53%，下降到2013年的73.92%，已呈持续下降之势。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可为城市劳动短缺提供一定补充，但农民工总量逐步减少，且后劲明显不足。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第六，三产增加值逐步超过二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入新阶段。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6.22万亿元，首次超过二产增加值的24.97万亿元；2014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符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普遍规律，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包括生产和生活服务。我国经济新常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过剩产业的生产力转到三产领域。目前，趋势已经逐步清晰——过剩产业加速出清，产业链向高级化迈进，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
第七，我国城镇人口比例越过50%，进一步城镇化的速度将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大约平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2011年超过50%，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14年达到54.77%。近年来，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镇化上升速度开始放缓。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未来我国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扩大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辐射能力，全面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持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需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付出更多努力。
第八，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持续下降，但进一步下降的速度将放缓。我国城乡差别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时最大值3.33下降到2014年的2.92。造成我国城乡差别长期持续较大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价格剪刀差、二元刚性户籍及与其相配套的二元福利待遇和管理体制。城乡差别是我国总体差别的基本部分，占总差别的50%以上。目前，城乡差别仍然较大，而且，进一步缩小的障碍很多。为此，应该加快改革二元体制，优化城乡综合统一的医保、养老等福利体制，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
第九，居民总收入差别进入“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但降速迟缓。本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此后持续下降至2014年的0.469。目前，总的收入差别程度还相对较高，但已在稳步缩小，这是经济新常态阶段的重要特征。近些年，通过打击腐败、减少权力寻租等整顿了分配秩序，但是，垄断行业、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工种之间的不平等仍较严重。因此，应当继续理顺分配关系，打破垄断，推动地区间要素流动，降低总体差别。
第十，单位GDP能耗及含碳量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放缓，环境问题仍很严重。我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减少，但仍然高于有关国家。我国人均碳排放量比较低，但与人均收入正相关。我国经济持续增长，GDP总量不断攀升，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二氧化碳本身虽不是污染物，但其排放量反映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而且，环境污染已从水污染、空气污染向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多方面渗透，已达到环境承受值底线。因此，应当加快发展环保节能产业，加快产业改造升级，真正实现绿色化。
答：202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面临一些潜在威胁和挑战。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和趋势。首先是宏观经济形势。2023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逐渐减缓，但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和消费仍然是...
答：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答：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10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可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这一变化，不是短期的波动，是趋势性的。二是，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趋势性的变化，...
答：劳动年龄人口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使潜在增长率降低将成为必然趋势和常态，而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加大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等几个因素的叠加，都使得经济不可能再维持此前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减速或换挡是经济发展内在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与前期增长减速主要源于周期性...
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呈现三大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了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九大趋势性变化：——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
答：认识、理解、顺应、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必须清醒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厘清经济新常态趋势特征的内在逻辑。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进入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表现,是后发优势、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符合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一般...
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1.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正从供给不足转向结构性过剩，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和生产集中成为常态，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日益重要。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产业新趋势。2. 消费需求已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保障产品...
答：根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阐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不论是从消费、投资、出口方面看，还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看，都将出现一些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总起来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
答：主要是在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之后，然后重新的恢复正常，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状态，是一种趋势性的发展状态，具有不可逆的特点。中国经济新常态则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新常态本身是指一种对称的状态，具有着可持续性发展的特点。这是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
答：（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