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目的土目 - 历史记载

　　《格列佛游记》政治倾向鲜明。它的批判锋芒，集中在抨击当时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反动的宗教势力。 　　作者通过了描写格列佛4次遇险,写出了作者看透了当代的腐败,以讽刺的方法,抨击了当时腐败的社会 　　小说以外科医生格列佛的四次出海航行冒险的经历为线索，一共由四部分组成。综观小说的全部情节，《格列佛游记》的每一章都透着不同的思想，令人深思。《格列佛游记》政治倾向鲜明。它的批判锋芒，集中在抨击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腐朽政治和反动的宗教势力。作者通过了描写格列佛四次遇险，写出了作者看透了当代统治者的腐败。以讽刺的方法，抨击了当时腐败的社会，解读了当时虚伪、肮脏的人性。

《奇怪的战败》一书是法国著名的年鉴派历史学大师布洛克的作品，写于二战中法国投降不久，是一个战争的亲历者，对这场在法国人眼中，颇为奇怪的战败的反思。
先撇开书的内容不谈，但就其记述的方法而言，可以看出中西方之间，在历史观以及对历史的记述上的巨大差异。这种感觉非产生于今天，当初在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时就有这种感觉，而在今天又一次被激起，而变得更加清晰。
简单的说，西方的历史重在记述事实，希望向读者展示历史当时，人的行为，事的发展等等，因此西方的史书中，往往可以看到关于市井生活的描述；中国的历史重在讲述道理，希望向读者转述事实的同时，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因此中国的历史偏重于政治，偏重于社会的高层。反映在文字上，西方的史学家更像一个絮絮叨叨的妇人，向人讲述着家长里短，和路边见闻等，他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中国的历史学家，则更像一个智者，将目光和话题投向当时社会的至高焦点，并提出自己可能是主观的观点。
进一步的说，西方的历史显得更加客观，因为它将更多，更生动的事实拜访在读者（后人）的面前，同时将最终的评判权也交给读者自己。但是其起因，是出于对读者拥有平等、自主的判断权的尊重，还是出于作者本人对历史判断力的缺乏？
书中记述了大师本人对“历史是什么”的理解的一句话，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历史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关于变化的科学。
个人认为，这可能就是中西史观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西人见其变，而中国见其恒。西方人看到的是历史的变化，这种一种通过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来的变化，因此他们才会认为记述事实，哪怕是琐碎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将像老照片一样，忠实的记录当下，向世人展示变化。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守恒一，中国记述历史就是要向后人证实这一根本不变的兴衰大道，在这一大道面前，一切细节皆为无需注目的琐碎。
究其根本，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西方之间对历史的功用的理解不同，在西方历史是一种大众文化，或者至多是学术行为的产物，而在中国历史则是一种神权文化的遗迹，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为什么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改土设流之后，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公1949年）这222年之间，昭通境内仍有“土目”存在呢？这是昭通历史上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这种特殊社会形态有其历史根源，可以说是改土设流的后遗症。
一、其祖上曾帮助清军立有战功，得以保留原土司职务。如今永善县桧溪阿兴土千户安永长，“康熙三十四年，化谕苗蛮投诚，授土千户，给印信，驻防桧溪。雍正六年，米贴禄氏吞都德昌叛，永长奉檄堵截，擒获德昌等。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从乌蒙叛，挟怨杀永长，其子天柱袭……”。（《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二·昭通府》）。安永长授阿兴土千户职后，于兴隆场修衙门，辖今团结、桧溪、青胜、细沙等乡。阿兴土千户，原给印信为铁质，乾隆时换为铜质，印面为正方形，印文一边为满文，一边为篆书汉文。原存永善县档案馆，1993年被安氏后裔索走。再为巧家拖车阿朵土千户禄阿茂。光绪末年禄廷英袭职后乏嗣，收养邓姓之女为养女，取名禄勋珍，招赘龙绳曾为婿。1937年禄廷英病故，禄勋霖（龙绳曾）成为阿朵土司遗产的继承人。其领地“东傍牛栏江与鲁甸梭山、昭通炎山相望，西界药山、金沙江与四川省金阳、布拖毗邻。”
二、其祖上应调从征或请愿从征效劳，立有战功之后，鄂尔泰扎授土司职务，赏给“叛产”等物。
雍正五年乌蒙改土设流之后，总兵刘起元驻守乌蒙镇（今昭阳区土城），“贪暴残忍”，欺凌夷目，苛刻勒索夷民，鄂尔泰为之震怒，调动滇、黔、川兵数万余人和今贵州威宁与昭通临近的土目、土酋参与镇压。如家居彝良县龙街乡羊官寨和家居威宁新街乡（旧名大官寨）的安祖宝、安祖吉两家，解放前在彝良县境龙街乡、彝洛镇的土地，就是祖上当年随守备曾长治剿灭法漏（路）之后，哈元生赏给的“叛产”。安祖吉为威宁县八大土目之首，安祖宝为彝良四大土目之一。同时，在今彝良境内随清军镇压夷民的戛虐罗全亿。罗氏所得“叛产”，都是司额、法漏的部分领地，主要在彝良毛坪、龙街、角奎、发达等乡镇境内。
三、原“土司子孙私称为土目”（《黔南志略》语）。这一类土目人家，主要在镇雄、彝良、大关等县境内。这是因为镇雄土知府陇联嵩之次室二禄氏，在雍正五年改土设流和八年乌蒙夷民反抗鄂尔泰的斗争中，二禄氏都说服了镇雄夷民没有起来反抗清军。故保全了镇雄土府陇氏部分后裔及属陇氏抚养的禄万全之子禄荣宗（彝良钟鸣和大关洗马溪禄氏之祖）。
土目之家，演变到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不论是自称为土目，或社会称其为土目，其中的大多数人家，已经不知道祖先的土司职称是什么了，也都“不似土司之必须袭荫印照。但都以土目为自贵。而其中门倒户绝的也不少，那些掩映在荒草断垣之下的废墟遗址，世人仍然称为官寨、称为衙门，有的百年不更其名。如今彝良牛街镇果稠衙门坪（原簸酬长官司遗址）、奎香寸田松林坡（又名松林府）。在昭通市内，几乎各县、区内都能找到这类地名若干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