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二孩时代”人口增长乏力？

7月24日，据报道，“二孩时代”让老人们承担了过重的压力，长时间处于“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下，因此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不堪重负。一些老人为此感慨：腰酸背痛，还落了一身埋怨。

“二孩时代”的来临，对整个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这些年愈发频繁的在舆论场被提及和讨论。去年就有调查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正在逐年增加，而其中约三至四成都是因带娃引发的。老人带娃的压力并非个案，而已经成了一种需要被正视的普遍现象。
老人退休之后帮儿女带娃，是中国家庭内部分工延续已久的一种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仅年轻父母会想着“生了娃有父母带”，多数老人也会自觉把带儿孙视为自己的分内事，甚至以此作为“催生”的理由——老了就没法给你们带娃了，生孩子要趁早。

但近年来，上述“传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使得育儿观念的代际隔阂日益突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与子女间的矛盾和冲突。老人更像是免费的全职保姆，而不像过去那般，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时下的带娃老人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可能动辄得咎，自然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压力。
与此同时，许多家庭中的老人与年轻子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帮子女带娃，就不得不奔赴子女生活的异地，甚至与老伴分离，被迫重新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也在提升，将带娃视为“使命”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拥有自己的老年生活，而不再将带娃视作自己唯一的选择。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为老人减压的建议，诸如年轻人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等。但是，就现实而言，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养育下一代的分工规则，仅靠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教育、医疗成本，这些家庭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父母的“资助”——要么一方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请保姆，对不少家庭来说都具有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父母帮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因此，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必然会持续下去。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目前，我们的公共服务与资源供给还相对不足，普惠式的幼教、幼托所十分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老人们自然不用再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
老人们承担“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与不少家庭不敢生二孩，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要诀。
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围绕二孩时代做营销，那必定是刚性需求的营销。
举例：开放二胎政策之后，某汽车品牌开始大力推动7座SUV或MPV商务车型，围绕一家人（两老两小两小口共6人）同时出行的话题。在大力推这个家庭空间刚需的时候，同时推出活动——指定车型，送儿童安全座椅（针对二胎）。别小看这安全座椅，贵就不算很贵，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
营销的要点，是在于打动客户，敲中他的柔软处。其他行业也是这么个道理。
希望能帮到你。

1月18日公布数字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比上一年下降了0.52‰，仅为12.43‰。换算成百分比，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24%，横向比较少子化极度严重的近邻日本，2015年的数据为1.46%。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也因此，有人口学家开始使用“人口雪崩”来形容新公布的数据。

2013年和2016年，中国为了刺激人口增长，先后颁布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2015年10月底表示，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不过，从2016年和2017年的数据来看，规模都没有超过1800万。而在接下来，按照人口学者梁建章的预测，之后10年，中国的人口规模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

为何国家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会落空？来自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邢志宏的回应是：去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是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而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当前民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据调查，民众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主要是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

的确，生育率骤降几乎成了城市化进程的标配结果，无论是目前的中国，还是几十年前的欧洲、日本，城市化的副产品都包括高离婚率、低生育率。个人对自由的向往，使得愿意走入婚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养育带来的一系列时间、金钱、精力上的高昂成本，也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不过，人口逐年下降带来的危机非常切实，除了最显性的养老压力增大之外，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人工智能的爆发将会把我们带进“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种分析背后的思维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恐慌非常类似，在机器大举扩张的年代，许多产业工人纷纷认为自己会被取代。的确，有很多工种、职业会消失，但更多新的工作会被创造出来，人类社会的就业规模除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有过萎缩外，总体上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人工智能时代也不例外，仅仅是有一部分职业消失，但依旧会有大量工作被创造出来。届时，谁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谁将继续扮演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

也因此，政府应该对症下药，尽快调整相应的制度，降低生育门槛，鼓励妇女生育。首先一点，是需要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再检视，“二孩”限制是否还有意义？其次，应该对“非婚生育”和婚内生育一视同仁。《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拥有较高生育率的瑞典，之所以能够提升人口生育率，与法律保护“非婚生育”的做法不无关联。而在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也都实施了类似的政策。

最后，一项呼声很高的政策供给是对生育家庭进行减税和补贴。在中国，无论是几个人工作养几个人，税率都是一致的，个税征税的单元不是家庭而是个人，这就导致了大量只有一个人工作的家庭不敢继续生育。所以，尽快调整个税征收方式，对生育家庭进行减税，已经刻不容缓了。

补贴方面，按照梁建章的计算，假如政府教育投入占G D 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那么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支持社会养老体系。所以，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